甲骨文與金文

「亙」字在《說文解字》中僅以「㮓」的古文字形出現，不過根據該字可上推甲骨文中有「亙」字。甲骨文「亙」字兩型，其一為「弓」內有個半月形夾於上、下二短橫畫間，其二則是省略了第一型外圍的「弓」。「亙」的造字初義未定，但許進雄認為第一型內部半月形夾於上、下二短橫畫間之形象表製造弓時某種能夠長時間固定住弓體彎度的工具看法甚具啟發性。作者認為若將「恆久」義與弓進行勾連，可從弓之長期保存來理解「亙」字之造字初義。另從秦弩「檠」的設計對照甲骨文的「亙」，「弓」內半月形夾於上、下二短橫畫間的形象可能即商代晚期弓繫縛於檠的象形。西周時期金文的「恆」是「亙」的後起字，在「亙」左側加「心」應是為了表恆常義是與心思有關。

甲骨文與西周金文中有個在弛弓弓背處斜出一短筆的字，早期釋為「弘」，但有學者曾引睡虎地秦簡、馬王堆帛書為證，將該字釋為「引」，進而開啟了數十年的學界對於「弘」、「引」、「」和「強」字的繁複論證。這幾個字之所以如此糾葛，主要原因在於商代晚期、西周時期文字向秦、漢時代演變的過程在東周時期有缺環，而目前能掌握的東周文字可透過辭例確認為何字的案例又太少，但東周時期卻又是古文字字形變化幅度相當大的時期，也因此目前學界無論由商周文字下推，或從秦漢文字上溯，都能得到不同但又看似合理的釋字結論。

甲骨文的「」和「弜」以「弓」為造字構件，在卜辭裡均用作否定副詞，表主觀意願的否定，用法相近，往往可翻成「不要」。甲骨文中另有個从「」从「攴」的字，應是「」的繁寫，「攴」旁用於強調撥動弓弦，甲骨文从「弓」从「攴」的「㢭」字則是該字的異體。春秋晚期金文亦可見到「㢭」字，後來「攴」又被加上「」旁而改造為聲符「癹」，使得原來的會意字轉化成形聲字，也就是「發」的初文。甲骨文中還有個在弓弦之上附加一圈形的字，長期以來被釋為「彈」，但實際上應釋為「絃」才正確，弓弦上的圈形是指事符號，用以指弦之所在。

矢是由多種材質結合製成的遠射工具和兵器，許多文獻對都記載有古代中國弓矢的傳說時代起源，而根據考古學，中國弓矢出現的時間至少在距今28,000年以上。商代的弓考古發現數量相當少，但商晚期文字仍能提供部分商代弓的技術發展信息。商代晚期的「弓」字呈弛弓、張弓兩種狀態，主要為反曲弓，在弛弓狀態下呈多曲，而在張弓狀態下呈弓弣內凹、上下弓臂彎曲，整體類似「Ｂ」的形態，還可見弓弰反翹，上部折筆推測是降低弓體振動與作裝飾的羽毛。商代的「射」字多為箭搭於反曲弓上的字形，在卜辭裡除了作動詞表發射之外，主要作名詞使用，表當時常備軍的弓箭部隊。卜辭中也見有訓練射手的記載。

何尊銘文的「中」、「或」連用其實是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區域，而非具有國家義的「中國」。西周金文的「或」字不表「國」義，表邦國、國家義的字始終是「邦」，在之後的春秋戰國時代亦如是。從「或」衍伸出的「國」字替代「邦」發生於西漢初，與漢朝人避高祖名諱有關。從西周初期的「中或」到後來的「中國」，「中國」一詞雖有大約三千年的歷史，但在這段時間裡僅是相對的地域觀念或根據地域觀念而衍伸出族群義、文化義。具國家義的「中國」一詞首次出現在南京條約，雛形則見於尼布楚條約，作為國名的「中國」其實是清朝參與近代世界國際政治下的產物。

商代晚期金文和甲骨文裡有個象一種柲前端帶圈形的裝柲兵器字形，長期被釋為「戉」，但在許多學者提出該字實與商代青銅鉞和甲骨文「戉」字外形差異甚大的觀點基礎上，近年已正確釋讀為「或」，所象之物為裝柲的錘形器。該字常出現於戰爭卜辭，接於「東」或「西」字之後表「域」，用法延續至西周。透過何尊銘文與相關傳世文獻史料語境比較，「中或」即「中域」，也即周王朝疆域的中心。

許多人認為「中國」作為國名，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早期青銅器何尊底部銘文的「中」、「或」二字，但此看法實際須從二字之造字初義和當時所表之義來探討。商代晚期的「中」字象一根長杆上、下兩段有飄動的斿，中段以圓形、方形圈起，造字初義為繫有先祖名號銘旌的神杆，用於祭祀先祖和戰爭占卜、祈勝，測風則是其附屬功能。「中」另有表相對於左、右的方位、相對於大、小、對於高、後、相對於東、西、南、北四方位的抽象義。

青銅鉞在商周時期也是一種儀仗器、周天子對軍事領袖的重要賞賜物，以及軍權、王權的象徵。商代晚期金文、甲骨文「王」字的造字初義便是一把巨大且不納柲的斧鉞，在卜辭中指商王。以商代青銅鉞象形所創的文字還有甲骨文的「戉」，學者們對「戉」所象的鉞之類型並沒有一致看法，甚至可能未見於現存文物。「戉」字在卜辭中幾乎都假借表年歲的「歲」。「戊」字過去亦有源於斧鉞類兵器之說，但其實可能造字初義是安陽考古常見的石鐮刀。

青銅鉞是一種橫擊的劈兵，盛行於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雖為非實戰兵器，卻有多種用途和特殊文化意義，如軍事指揮權象徵、刑具。商代晚期金文和甲骨文的「戌」字即青銅鉞的象形，「成」、「咸」和「威」皆以「戌」為造字構件。商代青銅器族徽上可見到持鉞行刑、斬首的圖像。

殷墟是中國目前有家馬存在年代最早的遺址，中國家馬的起源問題便是殷墟出土家馬的來源問題。學界主流意見認為商代先民獨立馴化野馬的可能性極低，中國家馬的起源既有外來傳入也有本地馴化因素，起源歷程可能是最早源自於歐亞草原的家馬和馴馬技術自西向東傳入東亞，東亞先民繼而掌握馴馬技術後馴化本地野馬。甲骨文的「馬」也指一種機動性極高的常備軍，可能是以騎射為主要攻擊手段的騎兵。

甲骨文的「馬」字是一匹馬的象形，字形特點為長首、大眼、大耳、帶鬃毛的頸、下垂的長尾和圓形或平底的蹄足。早期字形偏圖像化，晚期字形則轉筆畫化。今日楷書的「馬」字便源於甲骨文。卜辭裡的「馬」字常見作本義使用，商代晚期的馬名目繁多，有些是按照毛色來命名的，有些則是按照其他動物的特點。殷墟是中國目前確定有家馬（Equus caballus）存在年代最早的遺址，先民利用牠們進行祭祀和殉葬，以王陵區和族墓地裡的大墓較為常見，中、小型墓葬則無，顯見馬匹的珍貴性。

西周與商代的馬車系出同源，但周人對馬車的改良和適用於車戰的成套兵器出現，使得駟馬戰車自西周時期開始逐漸成爲軍隊的主力兵種之一。許多西周青銅器銘文上都見有戰車搭配步卒作戰的記載，反映戰車在西周戰場上與步卒的搭配已為常態。西周、春秋時期單次作戰中投入的戰車數量可能也沒有特別多，因為戰車作戰有多項制約條件。西周至春秋早期一乘戰車可能都維持著一輛戰車搭配十名步卒的配置，至春秋中期以後一乘馬車的步卒數量才開始大幅增加。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戰車的使用由盛轉衰，徹底消失於戰場的時間大致在兩漢之際。

馬車在晚商登場時已具備完整面貌，但發展期相關物證的缺乏也讓起源問題帶有爭議，過去有西方傳入和本土獨立起源兩種觀點，近年研究則認為與卡拉蘇克文化的東向文化傳播有關，可能是在烏拉山脈東南麓及高加索地區起源，經南西伯利亞、蒙古向東、向南傳播，沿太行山西麓的山西進入中原，馬車傳入的時間約在公元前1400至1300年間。商代晚期馬車的使用並不普及，即便出現在戰場上，可能也只作為具機動性和視野的指揮車，是一種身份地位的表徵，並未實際於戰場上衝鋒陷陣。馬車成為戰車在歷史上第一次正式大規模投入戰場，並成為致勝關鍵，可能是周滅商的牧野之戰。

商代考古的「車馬坑」為刻意埋藏了馬車的土坑，年代為商晚期，是中國目前已知最早的馬車發現。商晚期金文和甲骨文的「車」字便有不少與馬車遺留相似，而有些甲骨文表現出壞損狀態的「車」顯示當時以木質結構為主的馬車並不耐用。商代車馬坑多為一車二人或一車一人的埋葬組合，若從車輿的高度最高僅約五十公分來思考，較合理的乘坐方式是跽坐或跪坐。若再從車輿面積不到一點八平方公尺來思考，其上乘載三人的可能性不高。在卜辭中車（馬車）和馬（騎兵）的量詞都是「丙」，所表為一對，可與西周以後才出現的金文「兩」（㒳）字相通。「兩」代表兩輛馬車。

考古發現、青銅器銘文與傳世文獻都表明商代的軍戰斷首、截耳在西周時期仍延續著，並進一步發展為勝利後的獻俘、獻捷禮。斷首可能源自遠古的獵首風俗，但此看法在考古學上並無法有效實證，但商代晚期諸多商文化遺址所發現埋有頭顱或軀骨無頭的現象，應為戰俘作為人祭犧牲無誤。軍戰斷首之風並沒有隨著時間推演而消失，戰國中晚期秦國獎勵軍士計馘為功便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