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與金文

對火的控制與利用是人類有別於其他生物的行為能力，而用火也對人類的體質、心智演化影響深遠。學界對於人類何時開始利用火、對火進行有效管理、利用火的歷時性發展模式為何仍沒有定論，推測簡單用火可上溯至一百五十到一百萬年前，而直到了二十萬年前後才確實掌握了取火技術，對火進行有效管理。舊石器時代晚期生活於東亞大陸的先民已懂得充分利用火，年代可達三、四萬年前。甲骨文的「火」字即火焰的象形，在卜辭中除了作本義使用之外也通「」（禍），或表火祭、大火星。

龍山時代到春秋戰國之交生活於黄河下游、淮河、古濟水流域的先民擇「丘」而居，與當時的水文環境和人群適應自然的能力密切相關，居「丘」可避免水患，並兼顧日常防禦，「丘」周遭的豐富資源又能夠滿足定居農業和日常所需。「丘」中國以「丘」命名的地名在歷史長河中數量是不斷減少的，其原因除了歷朝歷代行政管理組織的變革影響，也與黃河下游河川改道、泥沙堆積所導致「丘」的湮沒有關。

甲骨文的「丘」是個象形字，字形特徵為上部左右各有一個尖角，底部為圜底或平底。古人最初所要表達的「丘」與後世理解的小土阜是有差異的，而從傳世文獻檢視可知「丘」的初義應是一種四周有高阜，中央為低地的地貌，類似今日所說的小山坳或山間谷地。古人曾依「丘」的高度、所在位置、四周崗阜之高低與環境特徵給予「丘」不同名稱，如傳世文獻中較大的「丘」特稱作「虛」（「墟」），皆為早期黃河中下游人群所選擇的聚居地。考古研究和傳世文獻均證實商周時期先民以「丘」為主要聚居地，春秋時期部份的「丘」則已非平原上的自然地貌，而是城邑或軍事要塞之所在，諸侯之間時有攻伐爭奪。

戈是在中國戰場上流行長達一千年以上的兵器，在各時期形制上的小差異為其順應攻擊方式演變和改良使用缺陷的結果。本文從使用模式、戰爭型態的歷時性演變探討戈自二里頭時期至戰國時代的形制變化。戈在春秋時代開始大規模出現與矛聯裝的兵器改良，成為戟，並在漢代至魏晉南北朝間持續流行。戈作為一種兵器源遠流長，故古人常用戈來指代衝突、戰爭，現今我們所習用與戈有關的成語都是其文化遺緒。

商代晚期的戈是步卒使用的近戰兵器，與盾搭配。根據考古發現，商代青銅戈的全長大約在〇･八至一公尺間，甲骨文中以「戈」為造字構件的文字相當多，如象兩戈相向互擊之形的「戔」、从「戈」从「廾」會持戈以戒不虞的「戒」、从「人」从「戈」象人背負著戈的「戍」、从「从」从「戈」象以戈斫二人之脛形的「㦰」、象以戈斫商代貴族的「蔑」、象持「戈」以就磨石的「肈」，以及幾個待破解的未釋字。

古代中國戈的起源過去有諸多看法，學界推測應是源自某幾種具有殺傷性的工具或利刃而來，其中較為可能的是石斧，因早期戈的裝柄方式、使用方法和新石器時代的石斧類似，差別僅在於戈的攻擊力道更集中於殺傷力更強的鋒，戈體的輕薄設計還解決了石斧笨重的缺點。戈源自於斧的看法亦可從作為兵器使用的斧和戈在二里頭時期前後的數量消長來證實，而從部分甲骨文中作形符使用的「斤」能夠與「戈」通用的字例來看，商代先民可能認為戈其實與斧為一類。

中國新石器時代末期以降的戰爭加速了各地分立政治體間的聚合，使其朝青銅時代早期國家的政治結構演進。中國新石器至青銅時代早期的兵器是從手邊適用的工具轉化而來，主要有斧和弓矢，其性質兼具生產和狩獵工具，甲骨文「兵」字所反映的便是兵器尚未與工具明顯分化的情形。古代中國工具朝兵器化發展的時程在青銅時代早期之後，當時戰爭的愈加常態化與時程拉長導致了專業化的兵器戈的出現。

戰爭深刻地影響人群與文化體系的發展，也是人類生存的最大威脅，長期以來許多學科都嘗試從各面向來探討戰爭的本質與成因。考古研究表明，在全新世農業開展前，人群間的戰爭跡象並不顯著，即便有，也與特定地區的資源競爭有關，而在新石器時代之後，具區域、持續性特點的戰爭才開始出現，並普遍存在間歇性的「長波」模式。中國在新石器時代已明顯出現了戰爭，戰爭的發生也符合長波模式，分別發生於在距今6000年左右、距今5500至4500年間，和距今4200至4000年間，與氣候環境變化、農業人群的遷徙移動有關。

甲骨文中有個與从「囗」从「止」的「正」字相似的字，區別在於从二或三「止」，「止」位於「囗」之左右、上下兩側或「囗」之下，「止」的走向則同向、逆向皆有，釋作「韋」，是「圍」之初文，本義是包圍。甲骨文中另有個从「行」从二「止」从「方」的字，有釋作「衛」或「防」二說，以釋「衛」似較合理。商代晚期金文和甲骨文均有個在城（「囗」）上修築門樓的字形，隸定為「」。可作名詞使用表城郭，是「郭」之初文。根據甲骨文字字形、卜辭記載和考古發現，商代晚期可能已使用攻城車作戰。

甲骨文的「眾」字為「日」下从三「人」，學界多認為會人群在日下勞作。卜辭中常見「眾」和「眾人」，是商代晚期社會的一類特定群體，學界對其社會身分曾有多種不同的看法，目前已有越來越多學者贊同「眾」應具有廣義和狹義用法，前者泛指商人的宗族成員，既包含貴族也包含一般平民；後者則是指某族氏的族人，且以該族氏的下層貴族與族人中的平民為主。甲骨文中另見从「㫃」从「矢」的「族」字，也是一種軍事組織，會參與作戰和軍事防禦。甲骨文中還有個从「㫃」从「正」的字，若從从「囗」从「止」的「正」字來理解，整體可會軍隊向目的地進發或進行攻城。

甲骨文的「」即「師」之初文，「」在「止」上的字會追趕軍隊、師旅之意，釋為「追」，造字出義與「奔」字類似。甲骨文的「師」字在卜辭中主要表軍事組織義，是商代晚期的常備軍，以部分經過專業訓練的甲士為骨幹，再經臨時徵集而組建，是商代晚期軍隊的通稱，其員額可能沒有定制，而是根據實際戰爭需求和當時的兵員情況來決定。商代晚期金文和甲骨文的「旅」字从「㫃」从「从」，整體會旗下聚眾。「旅」是經由臨時徵集組建的軍事組織，且「旅」和「師」的性質不同。

商代墓葬曾零星出土一種形制特殊的青銅器，近年已被證實為商代旌旗的頂部飾件——干首，其下另套接有木柲。商代晚期金文和甲骨文中象旌旗的「㫃」字頂部開岔即干首的簡筆。甲骨文中从「㫃」的字有「斿」，造字初義會孩童執旗遊玩，在卜辭中作旗之飄帶本義或田獵地名。甲骨文中另有個象「㫃」插入某種尖角開口的筒形器之文字，近年有學者論證即「倝」字，但造字初義似仍有待商榷。甲骨文中還有個由「㫃」和其下腳步（「止」形）共組的文字，釋「奔」已獲得越來越普遍的支持。

目前可確知最早的「干」字見於西周中期的豦簋銘文，其初文有部分學者認為是象盾的商代晚期金文和甲骨文上帶尖角的未釋字，盾上的尖角應非過去所認為的羽飾，而可能是盾飾，北京市平谷縣商代中期墓葬中所發現的一件帶尖角形青銅飾可能便是這種盾飾，而非馬飾當盧。這種帶尖角盾飾的盾可能只一度在商代中期至商代晚期早段流行，之後可能因尖角對於防禦或進攻都沒有起到預期效果，所以很快地便在商晚期早段之後遭改良、移除，這也是後來商代晚期描繪盾的文字均以沒有頂部尖角的盾形來呈現的緣故。

盾是手持式的防護兵器，殷墟出土的商代盾是目前中國最古老的發現。商代晚期金文和甲骨文中有個和考古所見的商代盾極為相似的字，應是當時盾的象形，而該字下加「口」的「古」字，造字初義則是藉盾來表示堅固，加「口」是強調盾不再表該物，而是表該物的堅固特性。今日所使用的「盾」字源於小篆，與甲骨文象盾之字不同。小篆「盾」字的字源與造字初義長期以來為學界所關注，但長期以來沒有定論，近年則有字形是由下半象形的盾和上半作為聲符的「允」訛變後所構成的看法，可備一說。西周青銅器五年師史簋銘文有個舊釋為「盾」的爭議字，目前應是個不表名物的未釋字。同器銘文上還有個「十」字形的字，過去也被釋為「盾」，但可能應釋作「干」，所象包含方形的盾及上有羽飾下有鐏的圓楯，此看法可從西周中、晚期金文的「博」（「摶」）字獲得旁證。

冑是軍士作戰時所戴的頭盔，商代晚期有皮革、青銅製的複合冑，也有全罩式的青銅冑。殷墟和周原甲骨文中都有「胄」字，是在金文族徽文字帽形的基礎上加聲符「由」，同時於帽形內加一斜筆作飾筆而成的變形聲化文字。在卜辭中「胄」表國族、方國名，胄族在商晚期可能是和王室關係密切的強宗大族。殷墟甲骨文「胄」字底部無眼形，周原甲骨文「胄」字底部則有，西周金文的「胄」字底部均有眼形，顯然是承繼自周原甲骨文。與西周金文「胄」字造字初義相似的，還有個隸定為「」的西周金文，造字初義不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