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與金文

犀牛在所有陸棲動物中體型僅次於象，目前全球僅存四屬五種，亞洲殘存的三種過去皆曾生存於中國境內，直到二十世紀中期才滅絕。中國犀牛的消失與環境、人為因素皆有關聯。從考古遺留可知商代晚期中原一帶有犀牛棲息，過去學界曾一度認為甲骨文的「兕」字即犀牛的象形，但經過一番論證後今日已改為聖水牛，一種從未被馴化的野生水牛，也不是今日中國境內家養水牛的祖先，在商代晚期牠們是狩獵與崇拜的對象，商代文物中常見聖水牛的形象，與另一種家養黃牛有顯著區別。迄今甲骨文中並沒有找到表犀牛的字，最早的「犀」字僅見於西周晚期金文，是個用作族氏名的形聲字。

由甲骨文「狐」字考釋而起的爭議牽涉到一個過去隸釋為「霾」的字，有學者認為這個字的動物形聲符舊釋為「貍」，其實應為「狐」，有著修長身體，或弓身，嘴尖，大耳，長尾下垂的特點，也因此該字應重新隸定為从「雨」「狐」的字，表雨下得過多，或表下雨時天空昏暗、空氣混濁的狀態。西周金文「貍」字的形符有尾部上翹之特點，若再參考早期文獻，可證貍是一種類貓動物，與人關係親近、擅於捕鼠且喜食雞，推測為石虎。「貍」非指今日的家貓，原因在於家貓是外來種，在西周時期尚未被引入中國。家貓至遲在西漢初年被引入中國，進入之初並未立刻取代石虎作為解決鼠患的幫手。早期文獻裡的「貓」常與猛獸並舉，也能捕食田鼠一類動物，又為狩獵對象，推測較可能是歐亞猞猁。

甲骨文裡有個以「亡」為聲符和未知動物為形符的字，由於形符與「犬」字相似，多隸定為「」，從卜辭可知是表一種常見的田獵動物，捕獲數量甚多。學界對該字的釋字見解不一，主要分成「狼」與「狐」兩派，由於皆從古音角度著眼，迄今仍莫衷一是。另有學者認為這個形符動物其實是「豕」，故應隸定為聲符「亡」、形符「豕」共組的字，推測該字即後來的「豬」。另有學者認為甲骨文的「狼」與「狐」其實都是形聲字，前者以一個形似口袋，一端或兩端以繩索綑紮的囊狀物為聲符，讀為「囊」，後者以一個外形如瓠瓜且釋為「瓠」的字作聲符，但二說並沒有決定性證據。

本文介紹甲骨文的「麋」與「麇」字，分別說明它們在商代晚期田獵卜辭中所代表的鹿科動物分別為麋鹿與獐，並簡介以二字為構件的甲骨文字。本文也簡短介紹中國原生動物麋鹿在二十世紀初的消失以及在世紀末的回歸過程。

本文介紹甲骨文的「鹿」字，說明它在商代晚期田獵卜辭中所代表的鹿科動物為梅花鹿，並簡介以「鹿」字為構件的甲骨文字。中研院歷史文物陳列館所典藏與鹿有關的國寶及重要古物為鹿鼎和兩件帶刻辭鹿頭骨，其中一件鹿頭骨上的刻辭也是中研院院徽的圖案來源。鹿科動物的棲地大部分與人類重疊，自古以來便是先民熟悉的動物，鹿形象常出現在許多藝術創作，早期天文四象中的北方形象其實是一頭鹿。逐鹿中原也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成語，本文也介紹「逐鹿」一詞的文化淵源。

中國考古發展迄今發現過幾件外型呆萌可愛、似象又似羊的周代青銅器，後來被認為所表現的都是貘的形象。儘管今日中國境內沒有貘生存，但除了青銅器之外，新石器時代的陶塑、漢代畫像石、文獻記錄中都可見到貘，考古發掘也發現過貘的遺骸，表明古代中國曾有貘。商代晚期甲骨文和金文也可見到「貘」字，前者是個以略長而彎曲下垂的鼻子為特色的象形字，後者則是一個以「莫」為聲符的形聲字。商代的貘方可能即西周初期位於北方鄰近燕地的貊族。貘過去也曾被誤認為是大貓熊的古稱，今已獲得釐清。

甲骨卜辭是占卜結束後於龜甲或獸骨上所留下的記錄，帶有刻辭的甲骨其實只是相對的少數。一條完整的卜辭包含敘辭、命辭、占辭和驗辭四部分，目前所見四辭具備的甲骨卜辭其實數量不多，多數有所省略。商人契刻甲骨的工具有青銅刻刀、錐和玉刻刀，刻寫文字時應是一字刻完再刻另一個字。貞人並不一定就是契刻者，可能只有少數幾位契刻者承擔為不同貞人的占卜結果統一書契刻辭的工作。商代已有毛筆，從甲骨上的殘存文字可發現它們也有蘸墨或硃砂寫上去的。

商代晚期占卜工具為龜甲與獸骨，合稱「甲骨」。占卜流程大致為甲骨的整治、鑿鑽、施灼及根據卜兆判斷吉凶，和卜辭的契刻、書寫。商王室的占卜有各種程序分工。甲骨文的「卜」字與卜兆相似，應是象形字，而「占」字有兩種字形，一種為一塊卜骨上有「卜」和「口」字，是一個會意字，表卜骨以顯示兆紋的方式說出問題的答案，但由於這樣的字形過於繁複、刻寫不便，後來便大多省略了卜骨之形，僅留下兆紋與口來表達相同的意思。

甲骨文裡有個象一人持棍在屋內進行破壞的會意字，早年釋字未獲學界一致認可而有它說，但今已有釋為「寇」的共識。卜辭中的「寇」字除了表地、族和人名，也表動詞的入侵、進犯或劫掠，與造字創意為入室行暴有關。「寇」字也表賊寇、罪犯義。商代晚期寇常引發動盪，商王曾試圖仰賴宗族武裝力量捕寇。寇往往面臨著刖刑的處罰，或被用作人牲，甚至送上戰場。「司寇」是普遍見於春秋時代執掌刑獄、訊訟的官職名，但西周時期的司寇可能一開始只是負責防治盜賊維持治安的職事名，成為職官的時間最早只能上推至西周晚期。

商代晚期的「龍」字其實很可能源自於蟒，從《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關豢龍氏、御龍氏的記載表明龍作為一種上古時期中國華北一帶確實存在的動物之可能。氣候環境變遷與人類活動導致蟒在華北變得罕見甚至失，同時使得由蟒而形塑的龍逐漸成為人們代代相傳、想像的神物。本文也指出商代晚期的龍僅能上溯至一、兩百年前的中商時期，而非新石器時代。商代的龍與二里頭時代原龍紋的關係仍是個待解的謎。

龍在今日仍常被認為是華人社會裡共同的歷史文化認同象徵，但其本質、原始形象、後期演變過程迄今仍得不到普遍性解釋。本文綜合考古學、甲骨學和文字學研究，從商代晚期文字談龍。「龍」字所實際描繪的應是一條爬蟲動物，若再從古音來探討，龍與蟒其實非常接近。學者研究主張商代的龍是一種能夠通天的神物，也是巫覡溝通天地的助手，且與水有關，可能也是社會階級的標識。從卜辭可知商代的龍是能夠帶來災禍與降雨的神祇，也用於表地名、先祖妣稱謂和最常見的方國名。

甲骨文中有個以箭矢為主體，整體呈垂直相交的字，早年釋為「朿」，被認為是一種刺殺人或用牲的利器，在卜辭中作名詞用，但未獲得支持，近年有學者提出該字應釋為「積」，作積聚之物或存放積聚之物之設施解，則「朿」字於卜辭中的五類用法便獲得了較符合邏輯的理解。根據「朿」而來的還有「棘」與「棗」字，卜辭中的「秉棗」應釋為「秉棘」，是一種手持酸棗樹枝條製成的利器驅逐鬼魂的巫術行為。類似秉棘的記載也見於典籍與出土文獻，顯現上古中國的文化延續性。

彗星是太陽系的成員，主要由冰、氣體及些許的岩石、塵埃所組成，觀測上主要可見彗核、彗髮和彗尾三部分。彗星以離心率較大的橢圓形軌道環繞太陽運行，每接近太陽一次，便會逸失掉部份物質。中國目前最早的彗星圖繪發現於湖南長沙西漢初年馬王堆三號墓的「天文氣象雜占」帛書，上頭可見二十九種形態各異的彗星，是古人對彗星的細微觀測長期成果累積。正史中年代最早的彗星觀測時間則為公元前613年。彗星又俗稱掃帚星，但甲骨文的帚字並不作彗星或掃帚義，甲骨文的彗字主要作除義解，是否表彗星義目前仍有爭議。

甲骨文的「晶」字最初可能由三個圓圈所構成，若參考甲骨文的「日」字，可理解「晶」字的造字創意可能為天上的星斗。甲骨文中與「晶」字相關的是「曐」字，造字創意除了聲符「生」之外，還有圓圈（或方框），可能是義符表天上眾星。學界過去曾認為「晶」、「曐」二字在卜辭中意思均表星斗無別，但後來已確認「曐」多應讀作「晴」，表「星見天晴」，而「晶」才是「星」的初文。商代晚期金文的「曑」同樣以「晶」為構形元素，造字創意應為星光。

中國古代有許多太陽與鳥的神話，在戰國時期便已見傳說的結合，並反映在西漢時期的墓葬圖像。太陽與鳥的神話可追溯至仰韶時代，而甲骨文「日」字中間的筆劃過去也曾有即為日中之烏的看法。商代晚期有祭日神之俗，人們也有粗估日食發生的計算能力，但卜辭的告祭貞問也反映著對日食的惶恐。甲骨文的「月」與「夕」字同源，皆象月牙之形，僅在其內的裝飾點有所差異。早期「月」字無點、「夕」字有點，而晚期則「月」字有點、「夕」字無點，顯示文字處於分化階段。目前見有月食紀錄的卜辭共計八條，分別記述商王武丁時期的五次月食，其中一次應為月全食，其餘則為偏食。對月食發生的確切時間，學界仍沒有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