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甲骨卜辭是占卜結束後於龜甲或獸骨上所留下的記錄，帶有刻辭的甲骨其實只是相對的少數。一條完整的卜辭包含敘辭、命辭、占辭和驗辭四部分，目前所見四辭具備的甲骨卜辭其實數量不多，多數有所省略。商人契刻甲骨的工具有青銅刻刀、錐和玉刻刀，刻寫文字時應是一字刻完再刻另一個字。貞人並不一定就是契刻者，可能只有少數幾位契刻者承擔為不同貞人的占卜結果統一書契刻辭的工作。商代已有毛筆，從甲骨上的殘存文字可發現它們也有蘸墨或硃砂寫上去的。

商代晚期占卜工具為龜甲與獸骨，合稱「甲骨」。占卜流程大致為甲骨的整治、鑿鑽、施灼及根據卜兆判斷吉凶，和卜辭的契刻、書寫。商王室的占卜有各種程序分工。甲骨文的「卜」字與卜兆相似，應是象形字，而「占」字有兩種字形，一種為一塊卜骨上有「卜」和「口」字，是一個會意字，表卜骨以顯示兆紋的方式說出問題的答案，但由於這樣的字形過於繁複、刻寫不便，後來便大多省略了卜骨之形，僅留下兆紋與口來表達相同的意思。

甲骨文裡有個象一人持棍在屋內進行破壞的會意字，早年釋字未獲學界一致認可而有它說，但今已有釋為「寇」的共識。卜辭中的「寇」字除了表地、族和人名，也表動詞的入侵、進犯或劫掠，與造字創意為入室行暴有關。「寇」字也表賊寇、罪犯義。商代晚期寇常引發動盪，商王曾試圖仰賴宗族武裝力量捕寇。寇往往面臨著刖刑的處罰，或被用作人牲，甚至送上戰場。「司寇」是普遍見於春秋時代執掌刑獄、訊訟的官職名，但西周時期的司寇可能一開始只是負責防治盜賊維持治安的職事名，成為職官的時間最早只能上推至西周晚期。

商代晚期的「龍」字其實很可能源自於蟒，從《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關豢龍氏、御龍氏的記載表明龍作為一種上古時期中國華北一帶確實存在的動物之可能。氣候環境變遷與人類活動導致蟒在華北變得罕見甚至失，同時使得由蟒而形塑的龍逐漸成為人們代代相傳、想像的神物。本文也指出商代晚期的龍僅能上溯至一、兩百年前的中商時期，而非新石器時代。商代的龍與二里頭時代原龍紋的關係仍是個待解的謎。

龍在今日仍常被認為是華人社會裡共同的歷史文化認同象徵，但其本質、原始形象、後期演變過程迄今仍得不到普遍性解釋。本文綜合考古學、甲骨學和文字學研究，從商代晚期文字談龍。「龍」字所實際描繪的應是一條爬蟲動物，若再從古音來探討，龍與蟒其實非常接近。學者研究主張商代的龍是一種能夠通天的神物，也是巫覡溝通天地的助手，且與水有關，可能也是社會階級的標識。從卜辭可知商代的龍是能夠帶來災禍與降雨的神祇，也用於表地名、先祖妣稱謂和最常見的方國名。

甲骨文中有個以箭矢為主體，整體呈垂直相交的字，早年釋為「朿」，被認為是一種刺殺人或用牲的利器，在卜辭中作名詞用，但未獲得支持，近年有學者提出該字應釋為「積」，作積聚之物或存放積聚之物之設施解，則「朿」字於卜辭中的五類用法便獲得了較符合邏輯的理解。根據「朿」而來的還有「棘」與「棗」字，卜辭中的「秉棗」應釋為「秉棘」，是一種手持酸棗樹枝條製成的利器驅逐鬼魂的巫術行為。類似秉棘的記載也見於典籍與出土文獻，顯現上古中國的文化延續性。

彗星是太陽系的成員，主要由冰、氣體及些許的岩石、塵埃所組成，觀測上主要可見彗核、彗髮和彗尾三部分。彗星以離心率較大的橢圓形軌道環繞太陽運行，每接近太陽一次，便會逸失掉部份物質。中國目前最早的彗星圖繪發現於湖南長沙西漢初年馬王堆三號墓的「天文氣象雜占」帛書，上頭可見二十九種形態各異的彗星，是古人對彗星的細微觀測長期成果累積。正史中年代最早的彗星觀測時間則為公元前613年。彗星又俗稱掃帚星，但甲骨文的帚字並不作彗星或掃帚義，甲骨文的彗字主要作除義解，是否表彗星義目前仍有爭議。

甲骨文的「晶」字最初可能由三個圓圈所構成，若參考甲骨文的「日」字，可理解「晶」字的造字創意可能為天上的星斗。甲骨文中與「晶」字相關的是「曐」字，造字創意除了聲符「生」之外，還有圓圈（或方框），可能是義符表天上眾星。學界過去曾認為「晶」、「曐」二字在卜辭中意思均表星斗無別，但後來已確認「曐」多應讀作「晴」，表「星見天晴」，而「晶」才是「星」的初文。商代晚期金文的「曑」同樣以「晶」為構形元素，造字創意應為星光。

中國古代有許多太陽與鳥的神話，在戰國時期便已見傳說的結合，並反映在西漢時期的墓葬圖像。太陽與鳥的神話可追溯至仰韶時代，而甲骨文「日」字中間的筆劃過去也曾有即為日中之烏的看法。商代晚期有祭日神之俗，人們也有粗估日食發生的計算能力，但卜辭的告祭貞問也反映著對日食的惶恐。甲骨文的「月」與「夕」字同源，皆象月牙之形，僅在其內的裝飾點有所差異。早期「月」字無點、「夕」字有點，而晚期則「月」字有點、「夕」字無點，顯示文字處於分化階段。目前見有月食紀錄的卜辭共計八條，分別記述商王武丁時期的五次月食，其中一次應為月全食，其餘則為偏食。對月食發生的確切時間，學界仍沒有定論。

商代中晚期中原遍布的河網是人群交通的方便途徑，人們普遍使用舟具渡河，甲骨文的「舟」字即當時獨木舟的象形。卜辭中有許多商王乘舟、建造或進貢舟的貞問，而一些以「舟」為構件的未釋字也表現了當時的操舟方式，如持篙、槳。商代應沒有帆。甲骨文的「受」和「朕」也與舟有關，前者表交付、收受，後者則可能表持工具修補船縫，但商代此義已失，成了一個商王自稱的假借字。

甲骨文的「虎」字是一個象形字，有著帶尖牙的大口、帶橫紋的修長身驅、簡化的圓耳和捲曲、上揚長尾的特徵，一般作為獸名使用，但也作人名、方國名或神祇。虎是商周青銅器與玉石器上發現較多的一類藝術表現，其中有關人虎母題的文化意義問題則多有爭議，過去以巫師通天地助手說較具影響力，但經分析可能只是原始宗教戰爭祈勝，或祈勝紀念的一種表現。華南虎是一種典型的森林動物，受到人為獵捕、棲地破壞等影響，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數量大減，目前近親繁殖問題嚴重，仍屬國際自然保護聯盟所列瀕危等級的物種。

商代晚期金文與甲骨文早期字形的「雞」字是一隻雄雞的象形，大多有著聳立的雞冠與張開的喙，這樣的字形可能因容易與其他鳥類字形相混，後來便改為从奚聲的形聲字。商代晚期的雞字與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雞骨是中國華北在距今三千多年便有雞的最古老證據，但這對於中國古代家雞的起源研究幫助不大。學界過去對家雞的起源有單元和多源說，今多認為應是起源於與其外表最為相似，且在交配後仍具繁殖能力的紅原雞 (Gallus gallus)，可能是通過一次或多次馴化而成為家雞。最新研究指，出家雞應是源自紅原雞滇南亞種，馴化地應是東南亞北部至南中國一帶，家雞的馴化可能與稻米與小米農業在距今4500年進入東南亞北部有關，但家雞的確切馴化時間仍有動物考古學方面的疑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