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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裡有個象一人持棍在屋內進行破壞的會意字，早年釋字未獲學界一致認可而有它說，但今已有釋為「寇」的共識。卜辭中的「寇」字除了表地、族和人名，也表動詞的入侵、進犯或劫掠，與造字創意為入室行暴有關。「寇」字也表賊寇、罪犯義。商代晚期寇常引發動盪，商王曾試圖仰賴宗族武裝力量捕寇。寇往往面臨著刖刑的處罰，或被用作人牲，甚至送上戰場。「司寇」是普遍見於春秋時代執掌刑獄、訊訟的官職名，但西周時期的司寇可能一開始只是負責防治盜賊維持治安的職事名，成為職官的時間最早只能上推至西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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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喜歡使用鈮金屬來探討電子的行為，因為它是最高溫的單質元素超導體，其超導臨界溫度有9.2 K，雖然比起日常生活的溫度冷上許多，這溫度卻在實際的實驗上帶來許多的便利。因為鈮的晶格結構及電子結構特殊，以至於使它能擁有較高的臨界溫度。透過超導的特性，我們可以更多地瞭解純粹的電子行為，能更深入理解不同物理特性背後的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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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機器越趨溶入人類生活，人與機的互動、關係，以及科技倫理、技術哲學等領域就越顯重要。對於這樣的人機問題，有人根據自身的專業大聲呼籲、有人以自由、民主為底氣反對不同的聲音，而洪靖教授選擇遠走荷蘭，在這個倡導技術哲學的國度學習。充分吸收技術哲學養分後，他秉持著期許自己能夠改變或改善家鄉社會的使命感，回到了臺灣，並持續關懷著一個又一個議題，並在網路中寫下觀點與評論。面對這個技術越趨發達的社會，他選擇將自己置於一個遠遠俯瞰、適合深思的角落，注視著技術與人的關係日趨複雜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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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龍是一群在天上翱翔的遠古爬蟲類，雖然現在已經滅絕，但幸運的是，化石保存這些古老動物的骨骸，使科學家能夠透過古生物研究來瞭解翼龍的形態結構和演化。最近一項來自英國團隊的研究，在蘇格蘭發現一個侏羅紀中期新屬新種的翼龍化石——伊凡斯迷霧翼龍 (Ceoptera evansae)，是全球僅有的侏羅紀中期翼龍化石四件之一，也是歐洲的首次發現。這項研究不僅填補了侏羅紀中期翼龍化石紀錄的缺失，對於翼龍早期演化的研究也具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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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文理分家明確的時代，大眾皆認為「社科」與「科技」是八竿子打不著的兩個極端。但…同樣是從「人」的思想與行為為出發點的兩者，真的有如此大的不同，彼此能毫無往來嗎？對東吳大學社會系的劉育成教授來說，其實「社科」所學，就是在幫助我們釐清「科技要解決什麼問題」。劉教授不僅在大學所學的「宗教」與近期投入研究的「科技」領域之間找到了連結，更透過社科知識作為基礎，進一步分析科技所面臨的問題，對於AI未來的發展走向提出了獨到的見解。或許，正是因為他是這樣一位「有科技腦的社科人」，才能更清楚的分析「AI科技帶來的文化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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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物理課上會介紹自然界的四大作用力，分別是：重力、電磁力、強力、弱力。但你知道嗎？這四大作用力都有一些很神奇的相似之處，例如磁偶極間以及電荷間的交互作用力都跟重力一樣，與距離的平方成反比，這就是著名的庫侖定律。從二十世紀以來，不少物理學家都曾嘗試將重力和電磁力統一，但始終無果。但在其他作用力的統一上，卻有了不少研究與突破。例如1935年湯川秀樹便曾試圖將強–弱作用統一；至於建立起弱電場論的功勞，則歸因於格拉肖、薩拉姆和萬柏格三人的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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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蟾蜍 (Rhinella marina) 是世界百大入侵物種之一，具有強烈的侵略性。2021年一項研究，蒐集法屬圭亞那、夏威夷，以及澳洲的海蟾蜍現地調查資料，分析其擴散模式與速度。根據研究結果，澳洲的海蟾蜍在離開與原生棲地相近的昆士蘭，往西北部遷徙後，擴散速率開始大幅提高，且越晚入侵棲地的族群，有越高的移動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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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法的訂定是根據天文學推算而來，對天文學的瞭解愈深，訂定出來的曆法就與天象愈吻合。在明清時期，西方的傳教士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傳教士，帶來了西方的現代天文學，卻也引起了守舊派的反撲。清朝初期甚至發生了「曆獄」，一眾天文官因此下獄，甚至判刑。康熙帝親政後舉辦了御前辯論會，最終西方傳教士用實際的科學實驗結果驗證了他們所帶來的曆法系統，也讓康熙帝得以為這些天文官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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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古生物研究早在40年代由早坂一郎教授掀開神祕的面紗，發現許多臺灣大型的古生物化石，其中就包含了犀牛。40年後，大塚裕之和林朝棨教授將臺灣發現的一系列犀牛化石命名為早坂中國犀，然而，至此之後這一批標本失蹤了。再時隔40年，一項研究將早坂中國犀歸入新屬，正式更名——早坂島犀 (Nesorhinus hayasakai)。短短的一年後，臺大生科系蔡政修副教授竟尋回失蹤40年的早坂島犀部分標本，研究發現這些發掘自不同地區、地理時間的標本中存在明顯的形態差異，暗示了臺灣過去很有可能不只一種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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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晚期的「龍」字其實很可能源自於蟒，從《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關豢龍氏、御龍氏的記載表明龍作為一種上古時期中國華北一帶確實存在的動物之可能。氣候環境變遷與人類活動導致蟒在華北變得罕見甚至失，同時使得由蟒而形塑的龍逐漸成為人們代代相傳、想像的神物。本文也指出商代晚期的龍僅能上溯至一、兩百年前的中商時期，而非新石器時代。商代的龍與二里頭時代原龍紋的關係仍是個待解的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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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時候，人們對於新材料的開發往往是在偶然的機運，並透過經驗的傳承與累積，一步一步地改良。而新材料的開發與文明的發展與走向息息相關，許多影響人類歷史的大事件，背後都與器物製作的材料、工藝密不可分。材料科學的出現，使得人們不再僅之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透過微觀晶體結構的組成，人們能夠對於各項材料加以分析，並依自己的需求開發、改良出效能更卓越的材料。因此材料科學的發展可以說是代表著人類文明的一本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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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生成式AI功能越來越強大，也有越來越多人擔心自己的工作將會被AI取代。在職場工作中，我們該如何運用、定位AI，才能讓自己「不會被AI取代，但同時能善用AI協助工作呢」？我們又該培養怎麼樣的能力來應對全新的AI時代呢？本場講座邀請到呂欣澤、李怡志兩位老師，與主持人陳素燕老師，和觀眾們一同討論「生成式AI如何協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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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在今日仍常被認為是華人社會裡共同的歷史文化認同象徵，但其本質、原始形象、後期演變過程迄今仍得不到普遍性解釋。本文綜合考古學、甲骨學和文字學研究，從商代晚期文字談龍。「龍」字所實際描繪的應是一條爬蟲動物，若再從古音來探討，龍與蟒其實非常接近。學者研究主張商代的龍是一種能夠通天的神物，也是巫覡溝通天地的助手，且與水有關，可能也是社會階級的標識。從卜辭可知商代的龍是能夠帶來災禍與降雨的神祇，也用於表地名、先祖妣稱謂和最常見的方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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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生的鸚鵡螺 (nautiloid) 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可愛頭足類動物，也給人「活化石」的印象，整體形態在漫長的演化中似乎沒有太多改變，其實這個過程已經演變出各式各樣的物種，只是留下來的有限，目前僅能在西太平洋與印度洋交界的中部深海處發現他們，然而5000萬年前，鸚鵡螺類可是更多樣且廣泛生存於全球的，是什麼因素讓他們越來越少，至今仍不清楚發生什麼事。一趟臺灣的化石尋覓之旅，讓臺大生科系蔡政修副教授合作的跨國研究團隊，試圖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探討新生代中海洋哺乳類的捕食壓力，導致鸚鵡螺被侷限的背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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