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時期的防護裝具與兵器：甲、冑、干、盾（二）

冑是軍士作戰時所戴的頭盔，商代晚期有皮革、青銅製的複合冑，也有全罩式的青銅冑。殷墟和周原甲骨文中都有「胄」字，是在金文族徽文字帽形的基礎上加聲符「由」，同時於帽形內加一斜筆作飾筆而成的變形聲化文字。在卜辭中「胄」表國族、方國名，胄族在商晚期可能是和王室關係密切的強宗大族。殷墟甲骨文「胄」字底部無眼形，周原甲骨文「胄」字底部則有，西周金文的「胄」字底部均有眼形，顯然是承繼自周原甲骨文。與西周金文「胄」字造字初義相似的，還有個隸定為「」的西周金文，造字初義不詳。

撰文｜江柏毅

冑常與甲連稱，表古代軍士作戰時所戴的頭盔。冑的出現可能和甲一樣經歷由藤編或皮革鞣製，後改以青銅或鐵鑄造的階段，河南安陽殷墟侯家莊1001號墓的HPKM2124殉葬坑便曾出土一件皮冑，其已嚴重腐朽的皮件兩側各有一圓形銅片，應爲護耳。商代晚期另有一種以皮革為帽體，頂和前額兩側釘綴青銅獸面飾件的複合冑（註二十），可能便是在這種皮冑的基礎上演化而來，若再參考山東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的多種複合冑（圖九），其演變可能是由單一獸面鑄件搭兩側護耳的簡單形制演變為獸面、護頂和護頸連鑄成一體，再加上護耳的形制。

商代晚期另有一種方形面門的全罩式青銅冑（圖十），僅前開口，高約二十餘公分，重二至三公斤，主要集中發現於河南安陽殷墟侯家莊1004號墓南墓道，總數可能不少於一百四十七件，其特點為面門上方的各種卷角獸面紋、兩側耳部飾以渦旋紋的圓形凸起，以及胄頂可用來插纓飾的頂管。科學分析表明此類青銅冑合金為錫青銅或鉛錫青銅，使用雙範鑄造，合範處在中脊，鑄後未進行任何的熱鍛或冷加工處理。商代晚期金文族徽中有一個扁圓帽形的符號未見於甲骨文，頂部有向左或向右的凸筆，帽形下或帶有眼形符號「目」表頭部（註二十一），整體象頭戴帽形（圖十一），可能即此類青銅胄的象形。殷墟和周原甲骨文中有「胄」字，是在金文族徽文字帽形的基礎上加聲符「由」（註二十二），同時於帽形內加一斜筆作飾筆而成的變形聲化文字（圖十一）。在卜辭中「胄」並不表青銅胄之本義，而是表國族、方國名。目前所知帶有胄族族徽的青銅器數量相當多，且集中出土於殷墟南區，甚至在商王武丁之配偶婦好墓及許多王室貴族墓中，顯示胄族在商晚期可能是和王室關係密切的強宗大族。

殷墟甲骨文「胄」字底部無眼形，周原甲骨文「胄」字底部則有，西周金文的「胄」字底部均有眼形（圖十二），顯然是承繼自周原甲骨文。與西周金文「胄」字造字初義可能相似的，還有個隸定為「」（即後來「憲」字初文），西周金文為某種尖頂（偶見凸筆）或扁圓形在「目」之上的字形，春秋時期金文的字形則另在「目」下加「心」（圖十三）。過去有部分學者認為該字象頭戴帽形或頭戴高崇的胄形，此說可從「目」上之尖頂或扁圓形是否象西周時期的青銅胄來檢驗。

目前年代為西周且經由現代考古發掘出土的青銅胄數量不多，較典型的見於北京琉璃河1193號墓、北京昌平白浮2、3號墓和山東黃縣歸城2號墓，特點為前、後均開口、無紋飾，胄頂有頂紐或長脊，胄的邊沿起凸棱。從形制上來看，它們應都是承繼自山西柳林縣高紅村商代晚期墓葬所出土的青銅冑（圖十三）。這些青銅冑的正面形象確實與西周金文「」字「目」上之尖頂或扁圓形有些相似，但僅限於尖頂或扁圓形的輪廓。目前仍有許多學者仍依循《說文解字》：「憲，敏也。从心从目，害省聲」之說，認為「」（憲）應是個形聲字。那麼「」字「目」上之尖頂或扁圓形是否為「害」之省形？若從西周時期，尤其是晚期金文的「害」字（圖十四）中央豎筆底端、口形之上帶實心圈形或短豎筆的字形來看（註二十三）又確實如此。那麼若按上揭孟蓬生對繁寫的「甲」字所主張之象形物，「」字「目」上之尖頂或扁圓形實為龜腹甲的省形，則於龜腹甲省形之下加「目」之造字意義為何，便又有待進一步研究。

註釋

註二十：出土此類複合冑的地點有山東滕州前掌大、陝西城固蘇村、岐山賀家、西安老牛坡、湖北盤龍城、江西大洋洲等。

註二十一：商周古文字常以眼形代指臉部或頭部，故推測此族徽文字眼形上的帽形為青銅盔。

註二十二：舊說甲骨文「由」字的「口」形象胄體，其上的尖角橢圓形象用以著纓飾的頂管；或以為甲骨文「胄」字整體象青銅胄之形，均為誤說。

註二十三：中央豎筆底端、口形之上帶實心圈形的字形出現年代應較帶短豎筆的字形早，原因在於按照文字演變的常規，豎筆上的短橫畫往往是在實心圈形的基礎上發展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