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中國的車馬、「車」字與車戰的興衰（下）
西周與商代的馬車系出同源，但周人對馬車的改良和適用於車戰的成套兵器出現，使得駟馬戰車自西周時期開始逐漸成爲軍隊的主力兵種之一。許多西周青銅器銘文上都見有戰車搭配步卒作戰的記載，反映戰車在西周戰場上與步卒的搭配已為常態。西周、春秋時期單次作戰中投入的戰車數量可能也沒有特別多，因為戰車作戰有多項制約條件。西周至春秋早期一乘戰車可能都維持著一輛戰車搭配十名步卒的配置，至春秋中期以後一乘馬車的步卒數量才開始大幅增加。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戰車的使用由盛轉衰，徹底消失於戰場的時間大致在兩漢之際。
撰文｜江柏毅
從考古出土的馬車形態來看，學界多支持周與商的馬車系出同源，但西周馬車與商代最顯著的不同在於繫駕馬數量普遍有增為四匹的案例（註二十四），內側的兩匹稱服馬，外側的則稱驂馬，和稱作「駟」，故又稱「駟馬戰車」。典出《鄧析子･轉辭》：「一聲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故惡言不出口，苟語不留耳。此謂君子也」和《論語．顏淵》：「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的成語「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其中所指的「駟馬」便是駟馬戰車。
《詩經．小雅．六月》云：「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義即戰車已經繫駕完好，前後俯仰操縱自如；四匹公馬既健壯又馴良。《詩經．小雅．采薇》則云：「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獫狁孔棘」，義即戰車已經駕起，四匹又高又大的雄馬奔行著。駐守邊地豈敢貪圖安居，還指望一月能多打幾場勝仗。駕起駟馬戰車，四匹雄馬雄俊高大，牠們是君子所倚重的，也是臣屬所庇護的。四匹雄馬邁著整齊的步伐，戰車上有象鼻形的弓梢和魚形的箭袋。豈不是要日日警戒？玁狁非常棘手。
相對於商代晚期的馬車，駟馬戰車動力來源增加，不僅車速提高，車的衝擊與載重能力也得到加強。駟馬戰車的軌距、車轅長度也略較商代馬車縮減，同時車輪幅條增多，車轂在木質之外還附加銅輨（即於車轂兩端釘上的銅套），整體使車的結構更為堅固，運行也更加靈活平穩。
自西周開始戰車新配置了適於車戰的成套兵器，如長柲的戟、矛、刀、殳，和作為身分地位象徵而製作精美的短劍和銅鉞。西周早期金文的「車」字可見「車」構件之外新添「戈」於其右上（圖十一），從其比例來看，戈顯然是為了適用於車戰而刻意加長的長柲型，而非商代步戰所流行使用，僅一公尺左右的短柲型戈。該字為異體，西周金文的「車」字總的來說仍延續著商代晚期的金文字形，但與今日楷體「車」字基本相同的簡省字形其實在西周早期業已出現（圖十一）。
傳世文獻裡往往見有駟馬戰車乘員共三人的記述，其中馭手居中，左側為車長（車左），右側為副手（車右），但實際從青銅器紋飾來看，由一人駕車另一人持矛刺殺或持弓遠射的一車二人組合也是有的（圖十二）。西周至春秋時期的戰車其實有主、副車的搭配，主車上含軍事長官確實共乘三人，但副車則僅二人。
周人對馬車的改良和適用於車戰的成套兵器出現使得戰車自西周時期開始逐漸成爲軍隊的主力兵種之一，根據《詩經．小雅．采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西周晚期軍隊的戰車總量已達三千。戰車在平原、曠野上縱橫奔馳的强大衝擊力是裝備簡陋的早期步兵難以抵擋的，許多西周青銅器銘文上都見有戰車搭配步卒作戰的記載，如據西周晚期的禹鼎銘文：「戎車百乘，斯馭二百，徒千」比例推算，此次作戰出動了一百輛戰車，每輛配置兩名車兵、十名步卒（註二十五）。若從文字的變化來看，西周金文的「旅」字（圖十三）除了延續商代金文、甲骨文从「㫃」（軍旗）从「从」（或三人）的寫法之外，也見有其下新增馬車作為造字構件的字形（圖十四），正反映了戰車在西周戰場上與步卒的搭配已為常態。
根據《左傳》、《國語》等史籍記載，自春秋時代開始列國交戰往往出動數百甚至上千乘的戰車，如公元前632年晉楚城濮之戰，晉國出動戰車七百乘，公元前589年晉齊鞌之戰，晉國出動戰車八百乘，公元前529年晉國在邾國舉行了閱兵，列陳戰車四千乘。然而大量戰車出現在春秋戰史確實反映了當時戰場上是以戰車作戰為主嗎？
鍾少異曾指出戰車作戰主要有幾項制約條件，其一，戰車只適合在平原曠野上驅馳，而大量戰車列陣作戰對開闊空間的需求更高；其二，戰車若迎頭對撞只會導致兩敗俱傷，故作戰方式除了遠射，只能錯轂相格，也因此敵我雙方在列陣時都不能將馬車編排過於密集，還必須為敵方馬車留出錯車空間。其三，戰車只能少排列陣，若縱深過深，後排戰車只會被先行接戰的戰車卡於前方，被迫置身戰局之外。在這些制約下，軍隊統帥必須根據戰場環境、敵方部署和己方的軍事實力進行全軍的布陣和編隊，以求長短相濟、攻守配合，這也是為什麼傳世文獻裡記載當時的軍陣編排出現過八陣、十陣、魚麗陣等陣型（註二十六），編隊則或為雙隊、三隊、多隊，每一隊又稱為一編，編有五乘、九乘、二十五乘等。總的來說，春秋時期車戰在單次作戰中投入的戰車數量可能也沒有特別多。
從反映了西周至春秋早期歷史的傳世文獻記載來看（註二十七），西周至春秋早期一乘戰車可能都是維持著一輛戰車搭配十名步卒的配置。《周禮．夏官．大司馬》、《周禮．地官．小司徒》所載：「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及《周禮．夏官．司馬》：「二十五人為兩」，實為當時主、副車共組的兩乘車，含一名軍事長官、兩名馭手、兩名車右、二十名步卒，共二十五人的編制。
一乘馬車的步卒數量增加始於春秋中期。根據《管子．山至數》：「（齊）桓公（公元前685至643年）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管子．乘馬》：「事成而制器……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詩經．魯頌．閟宮》則載魯僖公（公元前659-627年）時「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表明春秋中期一乘戰車的步卒配置已由早期的十人上升至二十七或三十人。類似的記載也見於《周禮．地官．小司徒》鄭玄注引《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另從《左傳．成公元年》服虔引《司馬法》云：「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來看，春秋中期偏晚階段配合一乘戰車行動的步卒數量已成長至七十二人，說明步卒在戰場上的重要性也是逐漸提高的。
根據歷史記載，西周至春秋早期軍隊的組成以下層貴族為主，乘坐於駟馬戰車上的是最低是「士」這個階層，中、上層貴族參與作戰時自然也是乘車的。春秋時代晚期才出現的从「勹」从「車」金文「軍」字（圖十五）（註二十八）造字初義應便與大量步卒武裝合圍、保護坐於戰車上的貴族軍事長官有關（註二十九）。根據《周禮．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周代軍隊編制有六級，其中最高級者為「軍」，由一萬兩千五百人組成，其下有「師」、「旅」、「卒」、「兩」、「伍」的逐級編制，但王暉透過先秦文獻與青銅器銘文的考察，發現到在春秋中期以前的文獻皆無以「軍」稱名軍隊的現象（註三十），當時的一級軍隊編制其實是「師」，而從沒有「軍」這一級，自漢初毛亨為《詩經》作注以來將其中的「六師」釋為「六軍」，「師」等同於「軍」的看法其實是錯誤的。反映西周至春秋中期歷史的文獻資料中所提到的「六師」其實是指西周時駐屯戍守宗周的軍隊，與《周禮》所提到，指周王所有軍隊的「六軍」完全不同。
一輛戰車配置三名車兵、七十二名步卒和額外二十五名後勤人員的情況，根據《孫子兵法．作戰》杜牧注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厮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應出現在春秋晚期，句末的「重車二十五人」即前文所提負責炊事、管理服裝、餵養馬匹、砍柴打水工作的後勤人員。
綜上所述，對於春秋時代各諸侯國所擁有的戰車「乘」數可作為該國軍力強大與否衡量之說，如稱某大國為千乘之國，如《左傳．昭公五年》和《左傳．昭公十三年》所提到的晉國「四千」乘戰車，不應從史籍記載戰車投入單次作戰的總量，而應從各諸侯國的總體財力、國力足以支應多少輛戰車的製造生產、多少匹戰馬的飼育和多少用於戰陣排列、搭配戰車運動步卒與後勤人員的角度來思考。
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戰車的使用開始由盛轉衰，其主要原因在於：（一）當時的戰爭規模和軍隊規模急劇擴大，作爲軍隊主體的步卒數量也快速提高，進一步成爲戰爭的決定力量；（二）戰場環境日益複雜，而山林和水網密布之地皆無戰車用武之處；（三）當時各諸侯國以滅國為目標，戰車於日益頻繁的攻城、守城戰中無用；（四）騎兵在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後受到越來越高的重視，逐漸取代戰車成為戰爭中主要的快速機動戰力；（五）弩在戰國時期成為步卒的重要武裝，使步卒更有能力遂行不對稱作戰 (Asymmetric warfare)，對造價高昂的戰車進行打擊。最終戰車徹底在戰場沒落，則與漢武帝大力發展騎兵打擊匈奴有關，完全消失於戰場的時間大致在東漢初年。
註釋
註二十四：西周仍有許多由兩匹馬繫駕的馬車，之後的春秋、戰國時代亦是如此。有學者根據文獻記載和車馬坑裡馬、車的相對數量統計，提出兩周戰場上用於衝鋒的甲士馬車其實仍是以二馬之車為主，而駟馬戰車其實將帥之車的觀點。
註二十五：「乘」為一輛戰車加上其車兵和附屬步卒而成的一個編制單位。「斯」即厮養之卒，也就是專門以薪金培養的士卒，是戰車上的主要戰鬥人員，也就是車右，在戰車與到險阻時往往下車推車的也是「斯」。「馭」即馭手，需經駕車訓練。「徒」即步卒，指一乘車所搭配的步兵。
註二十六：八陣和十陣見於《孫臏兵法》：「用八陣戰者，因地之利，用八陣之宜。用陣三分，誨陣有鋒，誨鋒有後，皆待令而動」，但八陣各自為何未有記載，或許便是同書所載的十陣前八陣，包含方陣、圓陣、疏陣、數陣、椎形陣、雁形陣、鉤形陣和玄疑陣，因為火陣和水陣應是作戰方式而不是陣型。魚麗陣見於《左傳．桓公五年》所載周鄭繻葛之戰：「（鄭公子元）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該陣法將步兵以伍爲單位分散配置在戰車的左右兩側後方，形成倒「品」字形的戰陣布局。
註二十七：如《孟子．盡心》：「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左傳．定公四年》：「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左傳．閔公二年》：「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管子．大匡》：「五年諸侯附，狄人伐，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
註二十八：根據《說文解字》：「勹，裹也，象人曲行，有所包裹。」清段玉裁注：「今字『包』行，而『勹』廢矣。」「勹」為「包」之初文。
註二十九：根據《說文解字》：「圜圍也。四千人爲軍。从車从包省。軍，兵車也」，「軍」之本義為圜圍。
註三十：《周禮》又稱《周官》，根據《漢書．景十三王傳》記載，該書為西漢河間獻王劉德（公元前160至129年）以重金購得《周官》古文經後獻給朝廷。賈公彥《周禮正義序》則記載《周官》在漢武帝時始出，但秘而不傳，直到漢成帝時才由劉向、劉歆校理秘府文獻發現才加以著錄。《周官》在王莽時期才更名為《周禮》。《周禮》最大的問題在於成書年代爭議，過去主要有西周說、春秋說、戰國說、秦漢之際說、漢初說、王莽僞作說，其原因與該書於先秦典籍中不見徵引有關。今日多數學者認爲《周禮》成書年代應在戰國到西漢初年間。
參考文獻
- Anthony, David
2007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gley, Robert
1999 Shang Archaeology, in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pp. 124-23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bieri-Low, Anthony
2000 Wheeled Vehicles in the Chinese Bronze Age (c. 2000–741 B.C.), Sino-Platonic Papers, No. 99. - Di Cosmo, Nicola
1999 The Northern Frontier in Pre-Imperial China, in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pp. 885-96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ndner, Stephen
2020 Chariots in the Eurasian Steppe: a Bayesian approach to the emergence of horse-drawn transport in the early second millennium BC, Antiquity, Vol. 94, pp. 361-380. - Lu Liancheng
1993 Chariot and horse burials in ancient China, Antiquity, Vol. 67, Iss. 257, pp. 824-838. - Piggott, Stuart
1974 Chariots in the Caucasus and in China, Antiquity, Vol. 48, Iss. 189, pp. 16-24. - Shaughnessy, Edward L.
1988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ariot into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8, No. 1, pp. 189-237. - Wu Hsiao-yun
2016 Chariots in Early China: Origins,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identity. Oxford: BAR Publishing. - 井中偉、王立新 編著
2020《夏商周考古學》（第二版），北京：科學出版社。 - 王宇信
2021〈第二十五章 甲骨文「馬」、「射」的再考察〉，輯於王宇信著，《中國甲骨學》，頁699-719，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王星光
2005〈試論中國牛車、馬車的本土起源〉，《中原文物》第四期，頁28-34。 - 王海城
2002〈中國馬車的起源〉，《歐亞學刊》第三輯，頁1-75。 - 王暉
2015〈西周金文與軍制新探－兼說西周到戰國車制的演變〉，《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四十四卷，第六期，頁5-17。 - 王學榮
1998〈商代早期車轍及雙輪車在中國的出現〉，《尋根》第四期，頁17-21。 - 王巍
1998〈商代馬車淵源蠡測〉，輯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380-388，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毛洪東、韓璐、楊丁
2014〈西周軍隊的武器裝備、兵種與作戰方式〉，《華夏文化》第二期，頁32-34。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編著
2003《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隊
2024〈河南安陽殷墟大司空東地三座商代晚期車馬坑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第六期，頁3-15。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1984〈殷墟西區發現一座車馬坑〉，《考古》第六期，頁505-509。
1988〈安陽郭家莊西南的殷代車馬坑〉，《考古》第十期，頁882-893。
1998〈河南安陽市梅園莊東南的殷代車馬坑〉，《考古》第十期，頁48-65。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1972〈安陽新發現的殷代車馬坑〉，《考古》第四期，頁24-28。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
1977〈安陽殷墟孝民屯的兩座車馬坑，《考古》第一期，頁69-70，72。 - 田華麗、王紅英
2008〈試論商代馬車的構造及作戰用途〉，《軍事歷史研究》第四期，頁111-114。 - 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
1988〈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發掘〉，《文物》第六期，頁1-22。 - 成東、鍾少異
1990《中國古代兵器圖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安陽市文物工作隊
1997〈安陽梅園莊殷代車馬坑發掘簡報〉，《華夏考古》第二期，頁56-63。 - 朱鳳瀚
2013〈由殷墟出土北方式青銅器看商人與北方族群的聯繫〉，《考古學報》第一期，頁1-28。 - 邢成才
2012《商代後期中原地區的戰車研究》，鄭州：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杜勇
2013〈奚仲作車與中國馬車的起源〉，《西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三期，頁57-64。 - 谷飛
2006〈山東滕州前掌大遺址出土車馬葬研究〉，輯於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編，《三代考古》（二），頁483-503，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9〈中國文明起源二題〉，輯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院編，《三代考古》（三），頁403-410，北京：科學出版社。 - 武亞帥
2021〈試說古文字「兩」〉，《中國文字研究》第一期，頁34-41。 - 吳曉筠
2005〈近年關於中國馬車起源問題的研究述評〉，《東吳歷史學報》第十三期，頁1-16。
2009《商周時期車馬埋葬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1〈馬車在早期東西交流中的地位與交流模式：西元前2000-1200年〉，《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八卷，第四期，頁95-132。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1989〈鄭州商代二里崗期鑄銅遺址〉，輯於《考古》編輯部編，《考古學集刊》第六集，頁100-12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岳洪彬、岳占偉
2011〈關於商周馬車軌距的思考〉，輯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編，《三代考古》（四），頁511-516，北京：科學出版社。 - 林梅村
2000〈青銅時代的造車工具與中國戰車之起源〉，輯於林梅村著，《古道西風：考古新發現所見中西文化交流》，頁33-76，北京：三聯書店。 - 周新芳
2009〈周代戰車駕馬數探析〉，《管子學刊》第二期，頁109-114。 - 孫機
1984〈中國古代馬車的系駕法〉，《自然科學史研究》第二期，頁169-176。
1985〈中國古獨輈馬車的結構〉，《文物》第八期，頁25-40。
2014〈中國古代車戰沒落的原因〉，《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第十一期，頁39-42。
2017《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台北：華品文創。 - 郭妍利
2008〈夏商時期的作戰方式蠡測〉，《人文雜誌》第四期，頁151-158。 - 郭靜云
2012〈古代亞洲的馴馬、乘馬與游戰族群〉，《中國社會科學》第六期，頁184-204。 - 張長壽、張孝光
1986〈殷周車制略說〉，輯於《中國考古學研究》編委會編，《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頁139-162，北京：文物出版社。 - 許進雄
1995《中國古代社會》，台北：台北商務印書館。 - 馮好
2003〈關於商代車制的幾個問題〉，《考古與文物》第五期，頁38-41。 - 傑西卡･羅森 (Jessica Rawson)、宦立旻
2022〈從馬鑣形制的演變看中原與歐亞草原的早期交流〉，輯於北京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編著，《青銅器與金文》（第八輯），頁167-2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傑西卡．羅森 (Jessica Rawson) 等
2020〈從殷墟葬式再看商文化與歐亞草原的聯繫〉，輯於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編著，《青銅器與金文》（第四輯），頁1-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黃文新
2007〈先秦馬車乘坐方式與乘員〉，《江漢考古》第三期，頁67-72。 - 黃銘崇
2018〈商王武丁的「藍寶堅尼」〉，取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商王武丁的藍寶堅尼/）。 - 葛亮
2018〈古文字「丙」與古器物「房」〉，輯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七輯），頁50-7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楊英杰
1983〈論車戰的興衰〉，《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第五期，頁43-47。
1983〈先秦戰車制度考述〉，《社會科學戰線》第二期，頁150-155。
1985〈先秦車戰述略〉，《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第五期，頁74-81。
1986〈先秦戰車編制探討〉，《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第三期，頁64-66。 - 楊泓
1998〈商代的兵器與戰車〉，輯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358-365，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05《中國古代兵器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7〈戰車與車戰〉，輯於楊泓著，《中國古兵與美術考古論集》，頁104-118。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7〈戰車與車戰二論〉，輯於楊泓著，《中國古兵與美術考古論集》，頁119-137，北京：文物出版社。 - 楊泓、李力
2017《圖解中國古代兵器》，台北：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 楊清秀、付山泉
1991〈淺析殷商車馬飾〉，《文博》第三期，頁22-25。 - 楊寶成
1984〈殷代車子的發現與復原〉，《考古》第六期，頁546-555。
2002〈商代馬車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華夏考古》第四期，頁54-64。 - 翟德芳
1988〈商周時期馬車起源初探〉，《華夏考古》第一期，頁95-106。 - 劉一曼
2000〈殷墟車子遺跡及甲骨金文中的車字〉，《中原文物》第二期，頁29-32。
2019 第五章第一節〈車馬坑的發掘與車遺跡的研究〉，輯於劉一曼著，《殷墟考古與甲骨學研究》，頁362-371，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 劉一曼、曹定云
2004〈殷墟花東H3卜辭中的馬－兼論商代馬匹的使用〉，《殷都學刊》第一期，頁6-13。 - 劉允東
2010〈車馬坑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文物世界》第一期，頁16-19，31。 - 鄭若葵
1987〈試論商代的車馬葬〉，《考古》第五期，頁462-469。
1992〈論商代馬車的形制和系駕法的復原〉，《東南文化》第六期，頁96-109。
1995〈論中國古代馬車的淵源〉，《華夏考古》第三期，頁41-56。 - 蔡哲茂
2015〈說殷卜辭的「多馬」與「多射」〉，輯於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四輯，頁229-260，台北：中研院史語所。 - 黎婉欣
2023〈騎馬術在歐亞草原的流行與在中國的興起〉，《中國社會科學》第十二期，頁175-198。 - 衡云花、黃富城
2007〈技術發展與先秦古車起源蠡測〉，《中原文物》第六期，頁50-53。 - 閰鑄
1985〈漫話中國古代車戰〉，《軍事歷史》第三期，頁59-61。 - 鍾少異
2022〈冷兵器時代之戰車的作戰運用與衰落〉，《春秋》第三期，頁61-64。
2023〈中國古代戰爭發展之從步戰到車戰（下）〉，《春秋》第六期，頁54-58。
2024〈中國古代戰爭發展之車戰的鼎盛（上）〉，《春秋》第一期，頁55-60。
2024〈中國古代戰爭發展之車戰的鼎盛（下）〉，《春秋》第二期，頁56-61。 - 鍾少異、鍾錫華
1998〈論商周獨轅馬車的系駕方式－古獨轅馬車平衡保護裝置的發現〉，《機械技術史》，頁229-237。 - 蘆金峰
2013〈論殷商戰車駕馬及車兵配置〉，《軍事歷史研究》第三期，頁41-48。 - 龔纓晏
2003〈車子的演進與傳播〉，《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三十三卷，第三期，頁21-31。
✨延伸閱讀：《上古中國的車馬、「車」字與車戰的興衰（上）》、《上古中國的車馬、「車」字與車戰的興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