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的「馬」字、商代晚期的馬以及中國家馬的起源（下）
殷墟是中國目前有家馬存在年代最早的遺址，中國家馬的起源問題便是殷墟出土家馬的來源問題。學界主流意見認為商代先民獨立馴化野馬的可能性極低，中國家馬的起源既有外來傳入也有本地馴化因素，起源歷程可能是最早源自於歐亞草原的家馬和馴馬技術自西向東傳入東亞，東亞先民繼而掌握馴馬技術後馴化本地野馬。甲骨文的「馬」也指一種機動性極高的常備軍，可能是以騎射為主要攻擊手段的騎兵。
撰文｜江柏毅
殷墟是中國目前確定有家馬 (Equus caballus) 存在年代最早的遺址，由於家馬的野生祖先是野馬 (Equus ferus)，也因此可說中國家馬的起源問題便是殷墟出土家馬的來源問題。
學界主流意見認為商代先民獨立馴化野馬的可能性極低，原因在於：（一）目前有關家馬起源地區的研究結論指向歐亞草原西部（註二），而全球最早的馬馴化證據一說見於哈薩克北部的博泰 (Botai) 遺址，年代距今約五千五百至五千年（註三），遠早於商代晚期的殷墟；（二）根據馴化動植物的一般理論，只有在某種動植物的野生祖本廣泛生長的區域才有可能對其進行馴化，但中國自新石器時代早期之後至商代晚期間，華北至中國北方地帶便不是野馬的主要棲地（註四）；（三）根據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資料，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至商代晚期以前，野馬廣泛生存於歐亞大草原，馴化野馬為家馬的人類行為也在當地有較為明顯的跡象（註五）；（四）在動植物馴化的早期階段，一些馴化動植物具有原初形態的考古遺址中往往可見野生種與馴化種共存現象，但此情況未見於中國新石器時代至商代晚期間的華北與北方地帶考古遺址，但到了商代晚期完整的家馬馬骨卻又突然大量地出現於中原地區（註六），此現象凸顯的是殷墟的馬非本地馴化，而較可能是源自域外；（五）商代晚期中國已有馴化的豬、雞、牛、羊，並沒有必要大肆獵捕野馬加以食用的需求（註七），甲骨卜辭所見田獵動物中也的確未見馬，說明當時馬沒有充分的馴化必要性。
根據近年的粒線體DNA研究，現代家馬可劃入A至G七個單倍群 (Haplogroup) 之內，也就是有七個世系，而這些世系在中國考古遺址出土的馬骨遺存中皆有分布，但A和F單倍群在其中佔有主要地位，且在距今四千年以前中國古代的馬僅存在這兩個世系，表明這兩個世系的馬首先被馴化，而年代稍晚距今三千至兩千年的馬則七個世系皆有發現，表明在隨後其他世系的馬才被引入中國家馬的基因庫中。另也由於D和F單倍群分別在歐亞大陸西部和東亞的分布頻率最高，這正暗示著中國家馬的起源既有外來傳入（D單倍群）也有本地馴化（F單倍群）的因素（註八），古代中國的家馬與現代的蒙古馬親源較接近。中國古代家馬的起源歷程可能是最早源自於歐亞草原的家馬和馴馬技術自西向東傳入東亞（註九），東亞先民繼而掌握馴馬技術後馴化了本地的野馬，曾有學者即推測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早期陝甘青地區的野馬可能已被初步馴化。過去學界多認為自域外引入的中國早期家馬來源途徑有二：（一）從新疆進入河西走廊來到華北黃土高原，和（二）由蒙古高原經河套地區進入中原，而最新根據馬骨遺留所進行的時間與空間分布考古學分析指出，在公元前兩千至一千三百年間家馬進入中國的途徑，是由新疆北疆的阿爾泰山沿線進入河西走廊，而在公元前一千三百年之後從新疆北疆天山進入河西走廊、從蒙古高原經河套地區進入中原才開始出現。
馬與豬牙的鍶同位素比值研究表明殷墟遺址出土的十匹商代晚期家馬中有五匹可能不是在當地出生，且其來源各不相同；另外五匹馬則可能是源自家養的本地出生（註十），此結論亦可從許多的卜辭內容獲得呼應。以上揭《合》9177卜辭和《合》945：「古來馬？」、「不其來馬？」為例，商王所關心的白馬便是仰賴奚、古等人由外地進貢而來，而從《合》8797：「壬辰卜，古，貞呼取馬于□，以？三月」可知商王也會向外地人群索要馬匹。
甲骨文中有一個隸定作「牢」的字，字形為圈欄內有牛或羊（圖十），整體會使用圈欄豢養牛、羊。在卜辭中該字多指祭祀用牲畜，若該字从「牛」則專指用來祭祀之牛，而从「羊」則專指用來祭祀之羊。有趣的是甲骨文中也有圈欄內有馬的字形，僅有三例（圖十），數量遠遠少於圈欄內有牛或羊的「牢」，應也可釋作「牢」，整體會以圈欄豢養用於祭祀的馬，而該字正說明了商代晚期的確已有家馬的飼養。《合》29415：「王畜馬在茲牢」、《合》29416：「……畜馬在茲牢」則證實了商代晚期家馬的圈養。從《合》11018正：「貞我馬㞢虎，隹？」、「貞我馬㞢虎，不隹？」的對貞可推測當時應也有馬匹的野外放養。
甲骨文的「馬」也指一種機動性極高的常備軍，從卜辭內容可知商王可以派遣它們參與田獵活動、做陷阱、攻擊某「方」。「馬」也能與「戍」（衛戍部隊）（圖十一）（註十一）並列，與「射」（弓箭部隊）會合。
另從《合》27945：「戊申卜，馬其先，王兌比。大吉」、《合》27948：「庚午卜，貞翌日辛，王其田，馬其先，擒，不雨」可知「馬」也是商王活動出行時的先導部隊，擔任出警入蹕的職務。卜辭中也有「多馬」一詞，應是「馬」的集合體，意義類似卜辭中常見的「多子」、「多婦」，「馬」在此作職官名使用。卜辭中可見商王命令「多馬」從事軍事防衛、進攻、田獵活動逐鹿、射豕、射麋，而率領「多馬」的將領可能即「馬小臣」，因卜辭可見某方國攻擊商王朝，商王命令「馬小臣」有所行動。「馬小臣」的職能除了軍務之外，應也有飼養馬匹、管理馬政。卜辭中另有「馬亞」一詞，「亞」應是身分地位較高的「馬」的尊號，「多馬亞」義同前述，指「馬亞」的集合體。根據卜辭，「多馬亞」時常受王命巡視邊地的軍事和農業經濟狀況。
作為一種機動性極高的常備軍，學界過去曾認為上述的「馬」和與「馬」有關的諸多詞彙指的是以戰車為主的武裝部隊，畢竟根據傳世文獻而來的印象中國最早的騎兵大致出現在春秋末、戰國初（註十二），不過這樣的看法可能並不正確，有學者便指出安陽殷墟出土車馬坑和人、馬合葬坑所見部分馬具類型不同，其中帶釘齒C形馬銜和尖錐策飾顯然不用於車馬，較可能是專屬騎士的馬具，而出土一人一馬一犬和青銅獸首刀、弓形器、礪石等工具的小屯C區164號墓便極可能是一座騎士墓。另從卜辭內容來看，卜辭中的「馬」若指戰車時會以「車馬」連用，而當單純徵召「馬」時會使用「登馬」、「致馬」一詞，這與徵召人用「登眾」、徵召弓箭兵用「致射」相同，說明這裡的「馬」應是騎兵。再根據《合》500：「□巳卜，□，貞兔以三十馬，允其㚔羌」、「貞，兔三十馬弗其㚔羌」的對貞，若這裡的「馬」指的是「兔」此人所派遣前往「㚔羌」的，三十匹馬顯然是不可能捕獲羌人的，故「馬」只可能是騎兵。
甲骨文中有個一人跨坐於某種動物之上的字形（圖十二），僅見於《合》17989、22283、22284、22288、22289和22290，對照戰國時期的「奇」字（圖十三），應可明確將該字隸定為「奇」。從字形來看甲骨文的「奇」應是個會意字，會人騎跨某種動物。若再參考最早僅見於戰國時期文字的「騎」（圖十三），推測這種動物應該是馬，也因此甲骨文的「奇」字是「騎」之初文，是由於後來的「奇」字被借來表奇特之「奇」，故只好於原字旁另加「馬」以特別強調人所騎之動物為馬。也由於一人騎馬為單騎，故「奇」字也有表單數（奇數）之義（註十三）。《說文解字》即云：「奇，異也。一曰：不耦。」
卜辭中有是否以騎兵投入戰爭之貞問，見於《合》6943：「甲戌卜，㱿，貞我馬及戎？」、《合》5715：「癸巳卜，賓，多馬冓戎？」《合》5716：「丁亥卜，多馬从戎？」上揭卜辭中「戎」作為名詞使用，指的是戰爭。戰時商王需要「肇馬」（啟動馬隊），而根據《合》5825：「丙申卜，貞肇馬左、右、中人三百？六月」，當時的騎兵可能分成左、中、右三隊，每隊一百人。商王每遇戰事也會調動「族馬」，見於《合》5728：「惟三族馬令往」、《合》34136：「惟三族馬令。」在軍事、田獵卜辭中不見並不見馬以族為建制行動，表明他們在受商王徵召後會編入馬隊中，由王直接號令行動。根據卜辭，當時的騎兵會直接參與作戰並追捕敗軍。
考古證據表明馬鐙在中國的發明、流行與普及發生於魏晉南北朝至隋代間，商代晚期的馬具裡並沒有馬鐙這一項，也因此當時的騎士乘馬必然需要用雙腿夾緊馬身，有時甚至需要用雙手緊抱馬頸才能避免墜馬，故騎兵所能使用的兵器必然有限。若從卜辭中常見「馬」、「射」連用（註十四）、人、馬合葬墓中常出土箭鏃來看，推測商代晚期的騎兵應是以騎射為主要攻擊手段。
註釋
註二：根據遺傳學研究，現代家馬的形成可能源自於多個馴化起源地的野馬種群，目前仍眾說紛紜，以歐亞草原窩瓦河下游一帶可能性較高，年代可能在距今四千五到四千兩百年左右。位於烏拉山脈 (Ural Mountains) 西麓的阿巴舍沃文化 (Abashevo culture, 2500-1900 B.C.) 遺址除了發現有目前已知最早的骨質圓形馬鑣。
註三：博泰遺址位於哈薩克中部，所出土的動物骨骼約三十萬塊，而其中有百分之九十為馬骨，而骨上的工具痕顯示當時的人群食用馬肉，再將馬骨加工為工具。博泰遺址出土的陶器上亦檢驗出馬奶脂肪酸殘餘物，表明博泰人已開始飲用馬奶，但仍有許多學者透過馬骨形態、馬牙微痕分析對博泰馬為馴化馬的看法提出質疑，認為在距今五千年前馬尚未馴化。最新的研究也指出博泰馬並非現代家馬的直系祖先，而是普氏野馬 (Equus przewalskii) 的直系祖先。
註四：中國中溫帶和寒溫帶交錯的華北與北方地帶（含西北、東北）於舊石器時代中、晚期遺址廣泛發現有野馬遺骸，且數量甚多，也有古人大量獵捕野馬的證據，如山西北部峙峪遺址所發現的野生蒙古野馬，但自新石器時代早期之後至青銅時代早期，無論是華北或北方地帶所發現的馬骨數量不僅相當少且零碎，多為肢骨或牙齒，與其他出土動物骨骸總量相比可說微乎其微。這些馬骨都無法檢視出任何馴化證據，野生的可能性較大。由於馬是群居動物，若是古人透過獵捕方式取得馬，遺留不可能如此零星。另考量到中國在距今約八千五百至三千年間氣候曾歷經全新世氣候最適宜期 (Holocene climatic optimum)，商人主要活動範圍的黃河中下游地區當時屬於溫暖濕潤的亞熱帶氣候，森林、水澤廣布的環境並不適合性喜乾燥草原、灌叢區的野馬生存，也因此可推測自新石器時代早期之後至青銅時代早期東亞大陸上野馬的活動分布區域已逐漸轉往更低溫乾燥的歐亞大草原東部遷徙。
註五：如公元前2200/2050至1899/1700年位於烏拉山脈東南麓的辛塔什塔(Sintashta) 青銅時代文化墓葬已見有目前已知最早使用馬拉車之證據。
註六：經鑑定，殷墟出土之部分家馬為蒙古馬。
註七：將馴化動物作為肉食來源是馴化較早階段之現象。
註八：D單倍群於歐亞大陸西部分布頻率最高，由西向東遞減；F單倍群於歐亞大陸東部分布頻率最高，由東向西遞減。
註九：一說家馬和馴馬技術的東傳可能與分布於東歐大草原，年代約距今5300至4600年前的顏那亞文化 (Yamnaya culture, 3300-2600 BC) 人群的向東遷徙有關。最初的馴化馬可能是在當時人群乘馬、使用戰車的條件下，大約在公元前2200至2000年間快速於歐亞大陸上橫向傳播。
註十：在自然界中鍶有88Sr、87Sr、86Sr 和84Sr四種天然穩定的同位素，主要分布在礦物和岩石中，由於不同的礦物、岩石因成礦、成岩的年代不同以及母岩的銣、鍶含量比不同，其鍶同位素組成便不相同。當不同鍶同位素組成的礦物、岩石在風化後形成土壤，鍶也隨之進入土壤和地表沉積物中，進而滲入地下水。由於植物生長會從土壤和地下水中吸收鍶，而草食動物又再經由食用植物將鍶吸收入體內，故生活在同一地區的草食動物會因其周遭環境的同一性致使其體內的鍶同位素比值具有相應的一致性；反之，不同鍶同位素組成地質背景環境中成長的草食動物，其體內的鍶同位素組成就有可能存在差異。另由於87Sr是由87Rb放射性衰變形成，所以87Sr與礦物的含銣數量、地質歷史時間有關，故學界一般以87Sr／86Sr比值作爲某一地區的特徵指標。對考古出土動物而言，這種區域性指標一般在較容易留存的牙齒和骨骼中找到，而牙齒又由於少受汙染影響，保存其生存地同位素比值特徵的能力較佳，成爲動物考古學中鍶同位素比值測定分析的首選標本。至於選用豬作為家馬來源地分析樣本比較的原因，在於豬在商代晚期的殷墟已明顯是家養動物，長距離移動性又較差，同時豬的鍶同位素比值具有較小的標準偏差。
註十一：甲骨文的「戍」字从「人」从「戈」，即象人背負著戈保衛邊疆。
註十二：如《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云：「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正義》云：「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禮記．曲禮》：「前有車騎，則載飛鴻」，《正義》云：「然古人不騎馬，故但經記正典，無言騎者。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戰國中後期趙武靈王（公元前356-295年）「胡服騎射」常被認為是中國騎馬作戰之始。
註十三：甲骨文的「奇」字於卜辭中並沒以表奇數之義，表奇數義的是與「屯」（表一對）相對的「亅」。
註十四：如《合》32995：「壬申卜，令馬即射」、《合》27942：「惟多馬乎射，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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