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中國的車馬、「車」字與車戰的興衰（中）
馬車在晚商登場時已具備完整面貌，但發展期相關物證的缺乏也讓起源問題帶有爭議，過去有西方傳入和本土獨立起源兩種觀點，近年研究則認為與卡拉蘇克文化的東向文化傳播有關，可能是在烏拉山脈東南麓及高加索地區起源，經南西伯利亞、蒙古向東、向南傳播，沿太行山西麓的山西進入中原，馬車傳入的時間約在公元前1400至1300年間。商代晚期馬車的使用並不普及，即便出現在戰場上，可能也只作為具機動性和視野的指揮車，是一種身份地位的表徵，並未實際於戰場上衝鋒陷陣。馬車成為戰車在歷史上第一次正式大規模投入戰場，並成為致勝關鍵，可能是周滅商的牧野之戰。
撰文｜江柏毅
目前已知的商代晚期馬車年代以殷墟三、四期居多，個別可早到殷墟二期，也就是商王武丁晚期至其子祖庚、祖甲時期（註十）。經由觀察可知，在這約兩百年的時間裡商代晚期的馬車也歷經了車輿由畚箕形改為長方形、輪徑、軌距由大變小，車輪輻條由少變多等的發展過程，使馬車運行時更加穩定牢固。不過整體而言商代晚期的馬車在登場時已具備了完整面貌，不僅結構複雜、形制規範，製作也相當考究，表明在商代晚期之前勢必有一段不短的發展期，但相關物證的缺乏也讓中國馬車的起源帶有爭議，而存在西方傳入和本土獨立起源兩種觀點。
早年許多外籍學者透過對中亞、西亞和歐亞草原的畜力車起源研究與形態演變認識，主張中國的馬車可能是源自西方的文化傳播，主要理由包含：（一）馬車在西方出現的時間遠早於中國（註十一）；（二）馬車在西方的發展目前可見一個較完整，從簡單到複雜的演變過程（註十二），而相對的中國並沒有；（三）中國的馬車與西方在形制上基本相同（註十三）；（四）中亞地區的馬車考古材料可支持西向東的傳播路徑；（五）中國獨立起源說的一些證據是不可考（註十四）或與馬車的生產製造沒有絕對相關性的（註十五）；（六）傳世文獻也表明中國的馬車是自北向南傳播、（七）商晚期卜辭內容與西周青銅器銘文述及馬車，往往與位於商以西、以北的族群有關，且（八）商代晚期才大量出現在殷墟的馬匹應是源自於西方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也有許多中國籍學者主張中國馬車為本地獨立起源，他們主要根據中國馬車的車輿、車轅、車輪大小、繫駕法和工具組與西亞、埃及、希臘馬車之所見形態有顯著區別進行主張。他們也以河南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北城牆內側、鄭州小雙橋、洹北商城所發現的雙輪車轍，以及鄭州商城紫荊山鑄銅遺址出土的兩件鑄造青銅車軎的陶範為證，表明商代晚期的馬車有商代早、中期的發展脈絡可尋，至遲在二里頭時期便已有了車的使用，但隨著這些商代晚期以前已有馬車的佐證被逐一檢驗、推翻（註十六），許多與馬車生產製造相關的關鍵技術與發展脈絡也無法在中國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早期考古遺留中獲得證明（註十七），同時來自中亞、西亞、高加索地區、南西伯利亞、蒙古和中國西北的考古材料從九十年代開始日漸豐富，使得許多學者開始將研究視角擴及整個歐亞草原，對新出土的馬車遺留、岩畫上的馬車圖案等證據進行比較研究。
近年來中國馬車起源問題的研究突破主要在思路上的轉變。有別於既往著眼於各地馬車遺留的形態比較與年代排序，學者們多意識到馬車和家馬在商代晚期的中原幾乎同時橫空出世應有其特殊性，開始改以成套 (package) 的技術傳播思維來探討商代晚期馬車的起源。他們認為馬車的生產組裝、維修和駕駛，以及馬匹的駕馭、馴養和照護都有著相當複雜的技術門檻，不可能一蹴而就，故中國年代最早的馬車與家馬可能都源自域外，在傳入初期也勢必有早已熟習這些技術的外邦人角色在其中，他們甚至也可能為商王朝承擔了各種相關勞務。
基於此設想，學者們開始較有系統地對車馬坑中殉葬者的身分進行探討，並對在埋藏關係上顯然與殉葬者所從事職事相關的武器、工具組進行形態風格方面的溯源分析，進而透過大量的域外考古材料比較了解到許多商代晚期車馬坑的隨葬器物，典型如獸首刀、鈴首刀和弓形器，應屬於中國西北草原類型，或基於草原類型的本土變異。也由於類似的器物在廣袤的中國西北及其以西的歐亞草原東部有著大量分布，在中原地區卻只有零星發現，也找不到祖型，表明它們極可能都是舶來品或根據舶來品而來的仿製。車馬坑殉葬者的來歷則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由於他們呈東西向俯身葬的葬式與典型的本土商文明南北向仰身直肢葬截然不同，表明商人在將他們埋葬時有意識到他們與本地人不同，可能確為外邦人。
近年的研究傾向於支持中國商代晚期的馬車應與年代大約在公元前1400至1000年，分布於南西伯利亞葉尼塞河流域米努辛斯克盆地卡拉蘇克文化 (Karasuk culture) 的東向文化傳播有直接關係，也可上溯至公元前1800至1200年的安德羅諾沃文化 (Andronovo culture) 時期的傳播擴散，以及更早在公元前兩千紀前後辛塔什塔文化 (Sintashta culture) 的起源。至於具體的傳播路徑可能是由歐亞草原的烏拉山脈東南麓及高加索地區起源，經南西伯利亞經蒙古向東，沿太行山西麓向南抵達山西後進入中原（註十八）（圖十），馬車傳入中原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1400至1300年之間。
商代晚期的馬車究竟用途為何，過去學界也曾意見分歧。部分學者基於對部分馬車隨葬銅戈（如殷墟大司空村M175）、矢箙、銅鏃（殷墟西區M43）之認識而提出戰車說，至於那些未隨葬兵器但製作講究，甚至於車廂底板塗漆、彩繪的馬車則推測是乘車。吳曉筠認為那些埋藏於大墓的墓道入口且隨葬兵器的馬車應與保護墓主免於邪靈侵擾有關，而那些未隨葬兵器的馬車應是作為乘車使用。
不支持戰車說的學者則認為除了弓矢之外，當時馬車上所配備的戈皆會因長度不足而難以攻擊敵方（註十九），以木構件為主的馬車結構也不見得能夠負荷車戰時的衝擊與震動。一輛裝飾著各種青銅部件的馬車，光是飾件的重量就超過十公斤，這還不包括馬匹身上的青銅飾件，這樣的馬車僅以兩匹馬作為動力來源稍嫌不足，更遑論馬匹沒有任何的防護裝具。除此之外，商代晚期的馬車還有因輪徑大而轉彎半徑大、靈活度有限的缺點，並無法有效應對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故整體而言其用於炫耀的功能顯然遠超過軍事。卜辭中有大量與戰爭有關的記載，但「車」或「車馬」從未以戰車之姿出現（註二十），正表明商代晚期的馬車確實不作戰車使用。
學界目前多認為商代晚期的馬車具有多重功能，即便出現在戰場上也不用於衝鋒陷陣，只會是王或貴族所搭乘，稍具機動性的指揮車。馬車成為戰車在歷史上第一次正式大規模投入戰場，並成為致勝關鍵，可能是周滅商的牧野之戰（註二十一）。許多學者認為周人能一戰而勝，除了戰術上採取背後偷襲之外，也與周人採用了較先進的車戰法（註二十二）以及改良式戰車有關（註二十三）。
註釋
註十：年代最早的馬車目前發現於山西浮山橋北墓地M1、M18和安陽小屯乙七建築基址前的車馬祭祀坑M20、M40，為殷墟二期偏早階段。
註十一：目前世界上最早的輪車形象發現於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烏魯克文化伊南那寺院出土地計算板上的象形字，年代約公元前3500年至3000年。歐亞草原上目前年代最早的輪車證據則見於東歐大草原青銅時代早期，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3300至2600年的顏那亞文化 (Yamnaya culture)，兩者均非使用馬曳引的車。分布於烏拉山脈東南麓，年代約公元前2200/2050至1800/1700年的辛塔什塔 (Sintashta) 青銅時代文化墓葬發現有目前已知最早的馬車遺留。西亞地區年代最早的馬車證據目前見於安納托利亞東南部的卡倫卡奈什 (Karum Kanash) 二期遺址所出土三枚滾筒印章 (Cylinder seal) 上的雙輪馬車形象，年代約公元前1950至1850年。關於西方馬車起源的看法目前有歐亞草原起源說和西亞起源說，兩地出土的早期車馬其實形態上有顯著差異，所以也有可能兩地為相接近年代裡的獨立發展。總體而言，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西方已發展出雙輪帶輻條、由馬匹帶動的馬車，比安陽殷墟早了七、八百年，而公元前1500年左右中亞一帶也已出現馬車，比安陽殷墟早了三百年。
註十二：如由四輪車改為二輪、由木板拼接的車輪進化至帶輻條的車輪、跨坐式或倚憑式的車輿轉變為箱形、畜力由牛轉為驢、馬、金屬銜、鑣、軛的發明等。
註十三：王海城〈中國馬車的起源〉一文有較為詳細的整理。從帶輻條的車輪、畚箕或方形車輿、人字形車軛，以及與車轅垂直相交的車衡等極度類似的結構，並不難看出兩區域間的聯繫。1970年代在高加索地區喀申 (Lchashen) 遺址發現的馬車年代約公元前1500 年至公元前1300至1200年，便與安陽所出土的馬車極為相似，但年代較早。
註十四：如傳世文獻記載的黃帝、夏禹、伏羲和奚仲作車。黃帝作車見於班固《漢書》、劉熙《釋名》以及三國譙周《古史考》等文獻，未見早於東漢的記載，而黃帝為古代傳說之中心，製器、發明歸於黃帝應屬附會。夏禹作舟車的說法則僅見於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文獻《孫臏兵法》，為漢初抄本。伏羲作車最早見於《宋書．禮五》，云「案庖羲畫《八卦》而為大輿，服牛乘馬，以利天下。奚仲乃夏之車正，安得始造乎？」此說年代最晚，且為孤證，可信度低。奚仲作車之說最為常見，頻繁出現於戰國時期文獻，如《韓非子》、《荀子》、《呂氏春秋》、《管子》、《墨子》，漢代文獻多承襲之，但有關於奚仲的生存時代，古籍中也有黃帝、堯、禹、夏朝之說，但以《左傳．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的來源文獻年代最早。
註十五：如有學者認為在車輪發明以前的新石器時代古人以懂得使用輪形來製作各種如紡輪、陶輪的生產工具，說明車輪的出現並非源自域外，但其實懂得使用輪形工具與車輪的發明沒有直接關係，商代馬車的車輪製造所需技術相當複雜，卻為學者們所忽視。
註十六：偃師二里頭二期雙輪車轍軌距僅約一百公分，偃師商城所見則僅約一百二十公分，鄭州小雙橋所見為一百四十至一百六十公分，僅有商代晚期馬車軌距的一半到三分之二，顯然不是由馬匹所拖曳的車輛所留。1986至1987年殷墟花園莊西南曾發掘一座大型廢骨料坑，於坑口表层的兽骨堆积上也見有車轍，軌距約一百五十公分。許多學者推測這些小於兩百公分的車轍有可能是牛車、羊車、手推車，甚至是橇所留。至於鄭州商城紫荊山鑄銅遺址出土的兩件鑄造青銅車軎的陶範則可能實際上並非用於鑄造車軎，而是任何可能的筒狀器物。目前全中國所發現最早的車轍見於新石器時代晚期，年代在公元前4200年左右的淮陽平糧台遺址，車轍寬十至十五公分，軌距僅八十公分，也不可能是馬車車轍。目前全中國所見最早的馬車車轍見於殷墟東北的洹北商城南城牆以南，其軌距為兩百三十公分，與殷墟馬車車轍相同，年代略早於殷墟，而晚於鄭州商城。
註十七：商代晚期馬車的生產製造在技術上至少需要滿足兩個主要條件，包含各部位木構件，尤其是車輪的揉製、拼接與組裝技術的熟練，以及（二）馬匹的馴養與穩定供給，但有學者指出，目前商代晚期以前的木工技術發展僅有榫接比較清楚，而揉製可從反曲弓的製作得知已存在，而膠合的證據還很少。至於中國在商代晚期才突然大量出現的家馬，目前研究較傾向其起源歷程是源自歐亞草原的家馬和馴馬技術自西向東傳入東亞，具體原因之一與中國自新石器時代早期之後至商代晚期間，華北至中國北方地帶不是野馬的主要棲地，故沒有本地馴化的可能。傑西卡･羅森也指出，由於馬匹必須透過牧草從土壤中攝取促使其肌肉生長的微量元素硒 (Selenium)，但中國中原地區及向東北延伸至黑龍江，向西南延伸至雲貴高原一帶皆為硒缺乏地區，並不適合馬匹的飼育，也因此總體而言中國商代晚期以前華北應該沒有馬。
註十八：由於帶有卡拉蘇克文化風格的器物也曾見於蒙古外貝加爾地區、商晚期的晉西、陝東北山地及遼東，凸顯卡拉蘇克文化的駕馬傳統和鑄造工藝在歐亞草原東部有著一定影響力。
註十九：商代晚期馬車車轅、車軸都相當長，故乘員向敵方馬車、步卒發起攻擊時，需要在敵方馬車錯轂或步卒位於車側時使用長度至少在一點六公尺以上的長柲兵器，才有辦法觸及。
註二十：有學者以著名的「小臣」記事刻辭中有「車二丙」的戰利品記載為證，認為商代晚期的馬車為戰車，但該記錄其實只能證明商的敵人的確在戰場上使用馬車為戰具。從另一角度思考，此次戰爭勝利的俘獲中戰俘達千人以上，但車僅有「二丙」，數量懸殊，凸顯當時馬車的戰場利用有限。商代晚期的馬車僅見於田獵卜辭。
註二十一：在《尚書．甘誓》、《史記．夏本紀》、《淮南子．本經訓》、《呂氏春秋．論威》等文獻裡都有夏、商時期使用戰車作戰的記載，但可惜都不可考，也無考古證據支持。
註二十二：根據《孟子．盡心》：「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詩經．大雅．大明》：「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周之所以能夠擊敗商，原因在於使用了大量的戰車對以步卒為主的商軍進行衝擊，導致商軍的潰敗。不過根據《史記．周本紀》：「（武王）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之各兵種數量記載，就比例而言戰車仍不是牧野之戰時軍隊的主力。
註二十三：部分學者推測商代晚期才在黃河中下游出現的馬車甚至可能源於先周時期的周人，因為先周時期周人的聚居地為黃河流域中上游，甚至可能源自於西北草原，就地理位置而言，周人較商人更早也更有機會頻繁接觸、接受源自西方的技術，因此能夠較早對馬車進行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