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與金文

「隹」與「鳥」是甲骨文中兩個飛鳥側面形象的字，並不總是容易單從字形上來分辨，有時須借助卜辭內容。「隹」與「鳥」其實是一形之變，兩者在古文字中作為偏旁也常互用，並不如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所云，以尾之長短作為區分。從「隹」、「鳥」所呈現的鳥形如此多樣的情況來看，二字可能並不特定表某種鳥，而是泛指。商周時期先民以此二字為構件所創造的甲骨和金文字相當多，這些文字，如「雥」、「霍」、「集」、「鳴」、「進」等，反映了人群對鳥類的敏銳觀察與辨識力。學者經由字形、文獻考證所推測的可能物種，如燕、天鵝、雀等，也能補充考古發現上的不足。

目前最早的「文」字見於商代晚期金文與甲骨文，與「大」字相似，均為一正立的人形，但「文」字突出魁梧的上半身，金文字形多見上半身帶Ｖ形、Ｕ形和菱形紋等，應是心形的簡省。甲骨文字形與金文類似，多見胸膛上不帶紋飾或簡省為Ｘ或Ｖ形。「文」字的造字創意過去受《說文》：「錯畫也。象交文」的影響而眾說紛紜，近年則以文身說居主流，但最新根據《村中南》452卜骨所見「文邑受禾」一語，可推知「文」與「大」字相通，可互訓，商周時期用作對先王、祖先的美稱，表偉大，與文身其實無關。

鳳是古代中國傳說中的神鳥，祂的起源仍是個待解的問題。商代與西周的鳳可能只是古人崇拜而實際存在的鳥禽，直到戰國中晚期才開始被賦予各種文化元素，並於漢代獲得整合、擴充。孔子對「鳳皇來儀」的誤解可能導致鳳在後世逐漸有了祥瑞的象徵，這般的動物道德化進程與盛行的政治、哲學思想密切相關，鳳的降臨在漢代成為帝國興盛的象徵，而受執政者重視。

鳳是古代中國傳說中的神鳥，傳統形象往往是有著五色翎羽並帶著萬丈光芒，祂的起源仍是個待解的問題。目前最古老的鳳只宜上溯至商代晚期甲骨文的「鳳」字，從字形特徵來判斷應是根據綠孔雀而來。早期的「鳳」字都假借為「風」，承繼了甲骨文的西周金文「鳳」字則是戰國時代「風」字的字源，是形聲字省去形符，並與聲符結合再行訛變的結果。從「鳳」字在卜辭中的意義來檢視，商代晚期的鳳看似的確不具任何的神鳥意涵，但從器物的紋飾表現上卻可能未必如是。

甲骨文裡有兩個源於獼猴的象形字「猱」與「夒」，前者作動物本義，後者則別具手朝上掩面特徵，表商人的遠祖。在商人心中夒的地位崇高，可能主管農業生產。獼猴形象在商末和西周少見於青銅器，形象可能僅為一般獸類，但到了東周時期開始於文獻中開始有了愚蠢的負面形象，於漢代以迄唐宋形象愈形低落，直到宋元時代可能因各版本西遊文學及最終《西遊記》的成書，帶出孫悟空這個正面角色始有所改觀。甲骨文的「能」字與「猱」有些相似，外形均是可站立的動物，所表現的是黑熊的象形。這個字最早見於商代晚期族徽，由甲骨文向西周金文的字形演變較大。

甲骨文裡有個釋為「萈」的動物字，頭頂上有彎折雙角、脖子略、身軀粗壯、短尾下垂，推測指岩羊。商代晚期金文與甲骨文中還有個釋為「廌」的動物字，特色為頭頂上不甚長且微向內曲的雙角、僅以單線勾勒的修長身軀，以及於末端開岔的下垂長尾，究竟是何種動物迄今沒有定論，但可確定是一種野生動物，也作為祭祀犧牲，而非許慎《說文》中所解釋的獨角解廌神獸。西周金文裡還有一個由「廌」、「水」、「去」（「大」和「口」）三構件合組的「灋」字，是「法」字的古體，但在早期都被假借為「廢」，造字創意不明，但從廌為真實動物可推知《說文》對「灋」的解釋並不正確。解廌的神獸神判觀念形成時間可能在西漢中後期以後，與漢代天人感應論、讖緯之學及西域、印度神異文化的傳入有關。

犀牛在所有陸棲動物中體型僅次於象，目前全球僅存四屬五種，亞洲殘存的三種過去皆曾生存於中國境內，直到二十世紀中期才滅絕。中國犀牛的消失與環境、人為因素皆有關聯。從考古遺留可知商代晚期中原一帶有犀牛棲息，過去學界曾一度認為甲骨文的「兕」字即犀牛的象形，但經過一番論證後今日已改為聖水牛，一種從未被馴化的野生水牛，也不是今日中國境內家養水牛的祖先，在商代晚期牠們是狩獵與崇拜的對象，商代文物中常見聖水牛的形象，與另一種家養黃牛有顯著區別。迄今甲骨文中並沒有找到表犀牛的字，最早的「犀」字僅見於西周晚期金文，是個用作族氏名的形聲字。

由甲骨文「狐」字考釋而起的爭議牽涉到一個過去隸釋為「霾」的字，有學者認為這個字的動物形聲符舊釋為「貍」，其實應為「狐」，有著修長身體，或弓身，嘴尖，大耳，長尾下垂的特點，也因此該字應重新隸定為从「雨」「狐」的字，表雨下得過多，或表下雨時天空昏暗、空氣混濁的狀態。西周金文「貍」字的形符有尾部上翹之特點，若再參考早期文獻，可證貍是一種類貓動物，與人關係親近、擅於捕鼠且喜食雞，推測為石虎。「貍」非指今日的家貓，原因在於家貓是外來種，在西周時期尚未被引入中國。家貓至遲在西漢初年被引入中國，進入之初並未立刻取代石虎作為解決鼠患的幫手。早期文獻裡的「貓」常與猛獸並舉，也能捕食田鼠一類動物，又為狩獵對象，推測較可能是歐亞猞猁。

甲骨文裡有個以「亡」為聲符和未知動物為形符的字，由於形符與「犬」字相似，多隸定為「」，從卜辭可知是表一種常見的田獵動物，捕獲數量甚多。學界對該字的釋字見解不一，主要分成「狼」與「狐」兩派，由於皆從古音角度著眼，迄今仍莫衷一是。另有學者認為這個形符動物其實是「豕」，故應隸定為聲符「亡」、形符「豕」共組的字，推測該字即後來的「豬」。另有學者認為甲骨文的「狼」與「狐」其實都是形聲字，前者以一個形似口袋，一端或兩端以繩索綑紮的囊狀物為聲符，讀為「囊」，後者以一個外形如瓠瓜且釋為「瓠」的字作聲符，但二說並沒有決定性證據。

本文介紹甲骨文的「麋」與「麇」字，分別說明它們在商代晚期田獵卜辭中所代表的鹿科動物分別為麋鹿與獐，並簡介以二字為構件的甲骨文字。本文也簡短介紹中國原生動物麋鹿在二十世紀初的消失以及在世紀末的回歸過程。

本文介紹甲骨文的「鹿」字，說明它在商代晚期田獵卜辭中所代表的鹿科動物為梅花鹿，並簡介以「鹿」字為構件的甲骨文字。中研院歷史文物陳列館所典藏與鹿有關的國寶及重要古物為鹿鼎和兩件帶刻辭鹿頭骨，其中一件鹿頭骨上的刻辭也是中研院院徽的圖案來源。鹿科動物的棲地大部分與人類重疊，自古以來便是先民熟悉的動物，鹿形象常出現在許多藝術創作，早期天文四象中的北方形象其實是一頭鹿。逐鹿中原也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成語，本文也介紹「逐鹿」一詞的文化淵源。

中國考古發展迄今發現過幾件外型呆萌可愛、似象又似羊的周代青銅器，後來被認為所表現的都是貘的形象。儘管今日中國境內沒有貘生存，但除了青銅器之外，新石器時代的陶塑、漢代畫像石、文獻記錄中都可見到貘，考古發掘也發現過貘的遺骸，表明古代中國曾有貘。商代晚期甲骨文和金文也可見到「貘」字，前者是個以略長而彎曲下垂的鼻子為特色的象形字，後者則是一個以「莫」為聲符的形聲字。商代的貘方可能即西周初期位於北方鄰近燕地的貊族。貘過去也曾被誤認為是大貓熊的古稱，今已獲得釐清。

甲骨卜辭是占卜結束後於龜甲或獸骨上所留下的記錄，帶有刻辭的甲骨其實只是相對的少數。一條完整的卜辭包含敘辭、命辭、占辭和驗辭四部分，目前所見四辭具備的甲骨卜辭其實數量不多，多數有所省略。商人契刻甲骨的工具有青銅刻刀、錐和玉刻刀，刻寫文字時應是一字刻完再刻另一個字。貞人並不一定就是契刻者，可能只有少數幾位契刻者承擔為不同貞人的占卜結果統一書契刻辭的工作。商代已有毛筆，從甲骨上的殘存文字可發現它們也有蘸墨或硃砂寫上去的。

商代晚期占卜工具為龜甲與獸骨，合稱「甲骨」。占卜流程大致為甲骨的整治、鑿鑽、施灼及根據卜兆判斷吉凶，和卜辭的契刻、書寫。商王室的占卜有各種程序分工。甲骨文的「卜」字與卜兆相似，應是象形字，而「占」字有兩種字形，一種為一塊卜骨上有「卜」和「口」字，是一個會意字，表卜骨以顯示兆紋的方式說出問題的答案，但由於這樣的字形過於繁複、刻寫不便，後來便大多省略了卜骨之形，僅留下兆紋與口來表達相同的意思。

甲骨文裡有個象一人持棍在屋內進行破壞的會意字，早年釋字未獲學界一致認可而有它說，但今已有釋為「寇」的共識。卜辭中的「寇」字除了表地、族和人名，也表動詞的入侵、進犯或劫掠，與造字創意為入室行暴有關。「寇」字也表賊寇、罪犯義。商代晚期寇常引發動盪，商王曾試圖仰賴宗族武裝力量捕寇。寇往往面臨著刖刑的處罰，或被用作人牲，甚至送上戰場。「司寇」是普遍見於春秋時代執掌刑獄、訊訟的官職名，但西周時期的司寇可能一開始只是負責防治盜賊維持治安的職事名，成為職官的時間最早只能上推至西周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