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金文裡的「中」、「或」及何尊銘文裡最早的「中國」（下）
何尊銘文的「中」、「或」連用其實是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區域，而非具有國家義的「中國」。西周金文的「或」字不表「國」義，表邦國、國家義的字始終是「邦」，在之後的春秋戰國時代亦如是。從「或」衍伸出的「國」字替代「邦」發生於西漢初，與漢朝人避高祖名諱有關。從西周初期的「中或」到後來的「中國」，「中國」一詞雖有大約三千年的歷史，但在這段時間裡僅是相對的地域觀念或根據地域觀念而衍伸出族群義、文化義。具國家義的「中國」一詞首次出現在南京條約，雛形則見於尼布楚條約，作為國名的「中國」其實是清朝參與近代世界國際政治下的產物。
撰文｜江柏毅
在了解了甲骨文、金文「中」和「或」字的造字初義及用法後，便可進一步透過何尊銘文內容的理解來探討其「中」、「或」連用意義為何。
何尊內底的銘文共十二行一百二十二字（圖一），其中三字殘損，但「大命」二字仍依稀可辨，僅文末□公一詞不詳。整體釋文如下：
隹（唯）王初（遷）宅于成周，復爯（稱）珷王豊（禮）祼自天，才（在）亖（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于京室，曰：「昔才（在）爾考公氏，克逑玟（文）王，（肆）玟（文）王受（茲）大令（命）；隹（唯）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自之辥（乂）民。』烏（嗚）虖（呼）！爾有唯小子亡戠（職），（視）于公氏，有（功）于天，（徹）令（命），茍（敬）亯（享）（哉）。叀王龏（恭）德，谷（欲）天臨我不每（敏）。」王咸（誥），（何）易（賜）貝卅朋，用乍公寶尊彝。隹（唯）王五祀。
何尊銘文自1976年發表以來在各家的考釋下，迄今仍有許多文句意義上的意見分歧，如「宅」之義、「隹王五祀」究竟是哪一位周王等，但隨著近年古文字學的長足發展和根據新出土文獻大量刊布而來的比較研究日增，大體的文意還是可以解讀的。銘文通篇大意為周康王初次遷居至成周（洛邑），在太室山重新舉辦了武王舉行過的祼禮（祭天禮）。四月丙戌這天，康王在成周的宗廟對同宗的後輩（宗小子）進行了訓誥，說道：「昔日宗小子的父輩們能夠逑匹（輔佐）文王，因此使文王能夠接受上天賜給周邦的大命。武王在消滅了大邑商之後於大室之庭告於上天，說道：『余其宅茲中或自之辥民。』你們這些沒有具體職務的同宗後輩們要效法父輩對天命有功，以達天命、事君王，輔助周王秉持明德。期望上天能夠護視我們這些不夠聰敏的人。」康王在訓誥結束後賜給了「何」三十串貝，「何」因此鑄造了這個祭祀□公的寶尊禮器。時間在康王五年。
何尊銘文之所以受到重視，除了在於其述及的營建成周史事能與傳世文獻如《尚書．洛誥》、《尚書．召誥》內容相應證，很大程度地是在於出土文獻首度出現「中」、「或」二字連用，文字紀錄的年代與《尚書．周書．梓材》首次出現「中國」一詞相近。《尚書．周書．梓材》是周成王訓誥康叔之語，其云「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大意是上天既然把「中國」的民眾和疆土都託付給了周人的先王，那麼今日的周天子一定要憑藉德行來治理。在其語境中「中國」之所指（註二十），是周人的政治中心，或是以河洛匯聚之地爲中心的中原地區，也是肇始於西土的周人對商王朝統治核心區域的稱呼，並不是一個政治實體，更不是一個國家的名稱。
那麼何尊銘文的「中或」所指又是為何呢？這個問題可從能與何尊銘文相互佐證的文獻史料進行比較來探討。若參考《逸周書．度邑》和《史記．周本紀》所記載周武王和周公對洛邑營建之地理位置看法：「自洛汭延於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於三途，北望過於有岳，鄙顧瞻過於河宛，瞻於伊洛。無遠天室，其曰茲曰度邑」和「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以及《漢書．地理志》所云：「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何尊銘文的「或」字也應同上揭西周青銅器銘文裡連接「四」或方位詞的「或」字，表「域」，是故「中或」即「中域」，指的是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區域（註二十一），而非具有國家義的「中國」。何尊銘文「余其宅茲中或自之辥民」的大意應是：我要在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區域建立新的居邑，並自此地治理人民。
西周金文的「或」字不表「國」義，但西周和春秋金文其實有「國」字，見於西周中、晚期的彔卣、應侯視工簋、應侯視工鼎，和春秋中期的宗婦鼎、宗婦簋，由「囗」和「或」組成而成，但字例相當少。春秋晚期的「國」字以「或」作聲符，並以表示區域、邊界的「匚」、「」作義符，（圖十）。這些金文字形在銘文裡也都作「域」解，如應侯視工簋銘：「……廣伐南國，王命應侯征伐淮南夷、苗，休克」、應侯視工鼎銘：「用南夷、苗敢乍作非良，廣伐南國」，「廣伐南國」義即大舉侵擾周的南土。大西克也指出，西周時期具有表邦國、國家義的字其實始終是「邦」，如史墻盤、大克鼎銘文中的「周邦」、「萬邦」。
大西克也在整理了大量的出土文獻資料後指出，即便在春秋、戰國時代，代表國家義的字始終是「邦」，常見如各諸侯國兵器銘文裡的監造人職稱「相邦」、監造機構名「邦庫」、官印裡的「邦尉」、「邦司馬」、石刻文字〈詛楚文〉裡的「秦邦」、簡牘裡的「楚邦」、「邦君」，金屬錢幣上的「安邦」、和青銅器上的「齊邦」、「燕亳邦」。「邦」即當時所使用對國家的通稱，而「或」字自始至終維持著「域」義。從「或」衍伸出的「國」字替代「邦」發生於西漢初，原因與漢朝人避高祖名諱，將古籍中的「邦」改為「國」有關，致使在先秦與漢代成書的傳世文獻裡出現大量表國家義的「國」字，也產生出許多與不表國家義的「國」之混用（註二十二），這也就表明今日從這些傳世先秦文獻裡爬梳具有國家義的「中國」一詞源頭無異於緣木求魚。
事實上，從西周初期的「中或」到後來的「中國」，「中國」一詞雖然有大約三千年的歷史，但在這段悠長的時間裡它僅僅是一種相對的地域觀念，或根據地域觀念而衍伸出族群義、文化義，從商周直至清代中後期以前，從來沒有一個一統的王朝或分裂割據的政權曾以「中國」作為國名聞名於世。具國家義的「中國」一詞首次出現是在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由大清國與大不列顛暨愛爾蘭聯合王國所簽訂的南京條約（註二十三），而在此之前，具國家義「中國」的雛形是出現在公元1689年由大清國與俄羅斯沙皇國所簽訂的尼布楚條約（註二十四）。正是清朝將「中國」的定義從地域轉變成國家主權概念，「中國」才正式出現。作為國名的「中國」只是近代世界帝國主義浪潮下的國際政治產物。
註釋
註二十：語境上所指為西周的統治階層在滅商之初有感於對商故地舊族勢力之震懾因既有之政治中心遠在西邊的豐鎬而力有未逮，故期望藉由在東面營造新都，透過距離的拉近以強化統治管理。
註二十一：唐蘭認為何尊銘文的「中或」是周王朝疆域的中心，馬承源認為指洛邑，而洛邑是天下四方的中心地區，李學勤則認為指的是天下的中心，而成周為天下之中，于省吾則同意李學勤的觀點，同樣認為「中國」就是《尚書．召誥》中的「土中」，也就是「中土」，但他在分析了「中」和「國」兩個字的原義分別為何之後，並未直接回答「中國」這個組合的來歷。
註二十二：文獻所載年代大約在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間的《詩經》裡也有「中國」一詞，如《大雅．民勞》：「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這裡的「中國」指的是周天子直接統治的核心地區，也就是所謂的王畿，而相對的四方則指王畿以外區域。《大雅．蕩》則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歛怨以為德」、「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在此鬼方是相對於「中國」而言的遠方族群，而這首詩歌的大意是告誡周王殷商嗜酒失德，引起遠方族群的怨恨。類似的用法也見於《大雅．桑柔》：「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癢。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中國」仍與遠方相對。年代可能屬西周末至春秋時代的《小雅．六月序》則云：「《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這裡的「中國」與四夷對舉，其意義與王畿、四方對舉類似，表明「中國」一詞在西周時期僅具有地域、空間與淺薄的族群概念，而不具備國家之意義。
註二十三：在南京條約裡國家名稱是「大清」與「中國」交替出現。
註二十四：尼布楚條約裡的「中國」一詞是具有現代國體意義上的「中國」的首次出現，但該條約是以拉丁文、滿文和俄文為正式文本，並以拉丁文本為基準，稱國名為Imperii Sinic。滿文本中沒有使用大清國一詞，而是使用漢語「中央之國」的直譯，所以這裡的「中國」其實只能算是外國對當時大清國的稱呼，而不是大清國的自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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