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

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甲骨文與金文部分文字的造字創意隱含著人地關係方面的訊息，而根據「田」字而來的「畕」、「彊」、「疆」、「邦」等字便是理解當時人們區劃疆界意識的最佳例證，商代晚期以「田」表示土地界劃。與「邦」字相關的還有「丰」、「封」和「對」字，在卜辭中分別主要作動詞的分封和地名使用。

目前最早的「文」字見於商代晚期金文與甲骨文，與「大」字相似，均為一正立的人形，但「文」字突出魁梧的上半身，金文字形多見上半身帶Ｖ形、Ｕ形和菱形紋等，應是心形的簡省。甲骨文字形與金文類似，多見胸膛上不帶紋飾或簡省為Ｘ或Ｖ形。「文」字的造字創意過去受《說文》：「錯畫也。象交文」的影響而眾說紛紜，近年則以文身說居主流，但最新根據《村中南》452卜骨所見「文邑受禾」一語，可推知「文」與「大」字相通，可互訓，商周時期用作對先王、祖先的美稱，表偉大，與文身其實無關。

甲骨文裡有兩個源於獼猴的象形字「猱」與「夒」，前者作動物本義，後者則別具手朝上掩面特徵，表商人的遠祖。在商人心中夒的地位崇高，可能主管農業生產。獼猴形象在商末和西周少見於青銅器，形象可能僅為一般獸類，但到了東周時期開始於文獻中開始有了愚蠢的負面形象，於漢代以迄唐宋形象愈形低落，直到宋元時代可能因各版本西遊文學及最終《西遊記》的成書，帶出孫悟空這個正面角色始有所改觀。甲骨文的「能」字與「猱」有些相似，外形均是可站立的動物，所表現的是黑熊的象形。這個字最早見於商代晚期族徽，由甲骨文向西周金文的字形演變較大。

甲骨文裡有個釋為「萈」的動物字，頭頂上有彎折雙角、脖子略、身軀粗壯、短尾下垂，推測指岩羊。商代晚期金文與甲骨文中還有個釋為「廌」的動物字，特色為頭頂上不甚長且微向內曲的雙角、僅以單線勾勒的修長身軀，以及於末端開岔的下垂長尾，究竟是何種動物迄今沒有定論，但可確定是一種野生動物，也作為祭祀犧牲，而非許慎《說文》中所解釋的獨角解廌神獸。西周金文裡還有一個由「廌」、「水」、「去」（「大」和「口」）三構件合組的「灋」字，是「法」字的古體，但在早期都被假借為「廢」，造字創意不明，但從廌為真實動物可推知《說文》對「灋」的解釋並不正確。解廌的神獸神判觀念形成時間可能在西漢中後期以後，與漢代天人感應論、讖緯之學及西域、印度神異文化的傳入有關。

犀牛在所有陸棲動物中體型僅次於象，目前全球僅存四屬五種，亞洲殘存的三種過去皆曾生存於中國境內，直到二十世紀中期才滅絕。中國犀牛的消失與環境、人為因素皆有關聯。從考古遺留可知商代晚期中原一帶有犀牛棲息，過去學界曾一度認為甲骨文的「兕」字即犀牛的象形，但經過一番論證後今日已改為聖水牛，一種從未被馴化的野生水牛，也不是今日中國境內家養水牛的祖先，在商代晚期牠們是狩獵與崇拜的對象，商代文物中常見聖水牛的形象，與另一種家養黃牛有顯著區別。迄今甲骨文中並沒有找到表犀牛的字，最早的「犀」字僅見於西周晚期金文，是個用作族氏名的形聲字。

本文介紹甲骨文的「麋」與「麇」字，分別說明它們在商代晚期田獵卜辭中所代表的鹿科動物分別為麋鹿與獐，並簡介以二字為構件的甲骨文字。本文也簡短介紹中國原生動物麋鹿在二十世紀初的消失以及在世紀末的回歸過程。

本文介紹甲骨文的「鹿」字，說明它在商代晚期田獵卜辭中所代表的鹿科動物為梅花鹿，並簡介以「鹿」字為構件的甲骨文字。中研院歷史文物陳列館所典藏與鹿有關的國寶及重要古物為鹿鼎和兩件帶刻辭鹿頭骨，其中一件鹿頭骨上的刻辭也是中研院院徽的圖案來源。鹿科動物的棲地大部分與人類重疊，自古以來便是先民熟悉的動物，鹿形象常出現在許多藝術創作，早期天文四象中的北方形象其實是一頭鹿。逐鹿中原也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成語，本文也介紹「逐鹿」一詞的文化淵源。

中國考古發展迄今發現過幾件外型呆萌可愛、似象又似羊的周代青銅器，後來被認為所表現的都是貘的形象。儘管今日中國境內沒有貘生存，但除了青銅器之外，新石器時代的陶塑、漢代畫像石、文獻記錄中都可見到貘，考古發掘也發現過貘的遺骸，表明古代中國曾有貘。商代晚期甲骨文和金文也可見到「貘」字，前者是個以略長而彎曲下垂的鼻子為特色的象形字，後者則是一個以「莫」為聲符的形聲字。商代的貘方可能即西周初期位於北方鄰近燕地的貊族。貘過去也曾被誤認為是大貓熊的古稱，今已獲得釐清。

甲骨文裡有個象一人持棍在屋內進行破壞的會意字，早年釋字未獲學界一致認可而有它說，但今已有釋為「寇」的共識。卜辭中的「寇」字除了表地、族和人名，也表動詞的入侵、進犯或劫掠，與造字創意為入室行暴有關。「寇」字也表賊寇、罪犯義。商代晚期寇常引發動盪，商王曾試圖仰賴宗族武裝力量捕寇。寇往往面臨著刖刑的處罰，或被用作人牲，甚至送上戰場。「司寇」是普遍見於春秋時代執掌刑獄、訊訟的官職名，但西周時期的司寇可能一開始只是負責防治盜賊維持治安的職事名，成為職官的時間最早只能上推至西周晚期。

商代晚期的「龍」字其實很可能源自於蟒，從《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關豢龍氏、御龍氏的記載表明龍作為一種上古時期中國華北一帶確實存在的動物之可能。氣候環境變遷與人類活動導致蟒在華北變得罕見甚至失，同時使得由蟒而形塑的龍逐漸成為人們代代相傳、想像的神物。本文也指出商代晚期的龍僅能上溯至一、兩百年前的中商時期，而非新石器時代。商代的龍與二里頭時代原龍紋的關係仍是個待解的謎。

龍在今日仍常被認為是華人社會裡共同的歷史文化認同象徵，但其本質、原始形象、後期演變過程迄今仍得不到普遍性解釋。本文綜合考古學、甲骨學和文字學研究，從商代晚期文字談龍。「龍」字所實際描繪的應是一條爬蟲動物，若再從古音來探討，龍與蟒其實非常接近。學者研究主張商代的龍是一種能夠通天的神物，也是巫覡溝通天地的助手，且與水有關，可能也是社會階級的標識。從卜辭可知商代的龍是能夠帶來災禍與降雨的神祇，也用於表地名、先祖妣稱謂和最常見的方國名。

甲骨文的「晶」字最初可能由三個圓圈所構成，若參考甲骨文的「日」字，可理解「晶」字的造字創意可能為天上的星斗。甲骨文中與「晶」字相關的是「曐」字，造字創意除了聲符「生」之外，還有圓圈（或方框），可能是義符表天上眾星。學界過去曾認為「晶」、「曐」二字在卜辭中意思均表星斗無別，但後來已確認「曐」多應讀作「晴」，表「星見天晴」，而「晶」才是「星」的初文。商代晚期金文的「曑」同樣以「晶」為構形元素，造字創意應為星光。

甲骨文的「龜」字有側視、俯視兩種象形字形，在卜辭中除了作人名使用外，一般指作占卜工具使用的龜。商代占卜習用龜腹甲，除本地與方國進貢，也可能也來自長江流域或南中國，品種為斑龜屬的花龜和烏龜屬的烏龜。中國使用龜甲占卜的最早時間與地點大約在公元前十七至十五世紀先商至早商階段的河南，起源脈絡已無可考。龜被選擇作為占卜工具的原因可從《史記･龜策列傳》中獲得啟發，在先民認知裡，龜可能是具有通天地本事的使者。

商代晚期甲骨文與金文的「魚」字是一個象形字，在卜辭中一般作名詞，表動物的魚，或作為地名使用，另也表動詞捕魚。殷墟考古所發現的魚骨經鑑定並與現存魚類比較，可粗知至少有鯔魚、黃顙魚、青魚、鯉魚、草魚、赤眼鱒和鱘魚，除鯔魚生活在河海交匯的鹹淡水域外，其餘均為淡水魚。商代晚期金文的「魚」字可能即上述魚類的具體形象。另從商代晚期金文和甲骨文的「漁」字，以及甲骨文的「鯀」字，可知商代捕魚方式至少有徒手捕撈、繩釣與網捕三類，甚至可能使用魚筌。甲骨文中還有許多从魚的字，除魯字外今多已不用。

甲骨文的豆是一個象形字，象一種自新石器時代早期便已出現，並持續流行、演變，至秦代以後才逐漸消失的盛食器。以「豆」為構件的甲骨文字有「皀」、「食」等。古人的進食方式是跽坐於席上取用放置於席或低矮几、案上的食物，甲骨文的「即」與「既」字即由跽坐或尚未坐下之人與盛滿食物的「皀」兩構件所組成，是古人進食的具體呈現。除此之外，甲骨文的「卿」、「退」字也與飲食有關。商周時期筵席為分餐制，仍以手抓飯進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