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

犀牛在所有陸棲動物中體型僅次於象，目前全球僅存四屬五種，亞洲殘存的三種過去皆曾生存於中國境內，直到二十世紀中期才滅絕。中國犀牛的消失與環境、人為因素皆有關聯。從考古遺留可知商代晚期中原一帶有犀牛棲息，過去學界曾一度認為甲骨文的「兕」字即犀牛的象形，但經過一番論證後今日已改為聖水牛，一種從未被馴化的野生水牛，也不是今日中國境內家養水牛的祖先，在商代晚期牠們是狩獵與崇拜的對象，商代文物中常見聖水牛的形象，與另一種家養黃牛有顯著區別。迄今甲骨文中並沒有找到表犀牛的字，最早的「犀」字僅見於西周晚期金文，是個用作族氏名的形聲字。

本文介紹甲骨文的「麋」與「麇」字，分別說明它們在商代晚期田獵卜辭中所代表的鹿科動物分別為麋鹿與獐，並簡介以二字為構件的甲骨文字。本文也簡短介紹中國原生動物麋鹿在二十世紀初的消失以及在世紀末的回歸過程。

本文介紹甲骨文的「鹿」字，說明它在商代晚期田獵卜辭中所代表的鹿科動物為梅花鹿，並簡介以「鹿」字為構件的甲骨文字。中研院歷史文物陳列館所典藏與鹿有關的國寶及重要古物為鹿鼎和兩件帶刻辭鹿頭骨，其中一件鹿頭骨上的刻辭也是中研院院徽的圖案來源。鹿科動物的棲地大部分與人類重疊，自古以來便是先民熟悉的動物，鹿形象常出現在許多藝術創作，早期天文四象中的北方形象其實是一頭鹿。逐鹿中原也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成語，本文也介紹「逐鹿」一詞的文化淵源。

中國考古發展迄今發現過幾件外型呆萌可愛、似象又似羊的周代青銅器，後來被認為所表現的都是貘的形象。儘管今日中國境內沒有貘生存，但除了青銅器之外，新石器時代的陶塑、漢代畫像石、文獻記錄中都可見到貘，考古發掘也發現過貘的遺骸，表明古代中國曾有貘。商代晚期甲骨文和金文也可見到「貘」字，前者是個以略長而彎曲下垂的鼻子為特色的象形字，後者則是一個以「莫」為聲符的形聲字。商代的貘方可能即西周初期位於北方鄰近燕地的貊族。貘過去也曾被誤認為是大貓熊的古稱，今已獲得釐清。

甲骨文裡有個象一人持棍在屋內進行破壞的會意字，早年釋字未獲學界一致認可而有它說，但今已有釋為「寇」的共識。卜辭中的「寇」字除了表地、族和人名，也表動詞的入侵、進犯或劫掠，與造字創意為入室行暴有關。「寇」字也表賊寇、罪犯義。商代晚期寇常引發動盪，商王曾試圖仰賴宗族武裝力量捕寇。寇往往面臨著刖刑的處罰，或被用作人牲，甚至送上戰場。「司寇」是普遍見於春秋時代執掌刑獄、訊訟的官職名，但西周時期的司寇可能一開始只是負責防治盜賊維持治安的職事名，成為職官的時間最早只能上推至西周晚期。

商代晚期的「龍」字其實很可能源自於蟒，從《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關豢龍氏、御龍氏的記載表明龍作為一種上古時期中國華北一帶確實存在的動物之可能。氣候環境變遷與人類活動導致蟒在華北變得罕見甚至失，同時使得由蟒而形塑的龍逐漸成為人們代代相傳、想像的神物。本文也指出商代晚期的龍僅能上溯至一、兩百年前的中商時期，而非新石器時代。商代的龍與二里頭時代原龍紋的關係仍是個待解的謎。

龍在今日仍常被認為是華人社會裡共同的歷史文化認同象徵，但其本質、原始形象、後期演變過程迄今仍得不到普遍性解釋。本文綜合考古學、甲骨學和文字學研究，從商代晚期文字談龍。「龍」字所實際描繪的應是一條爬蟲動物，若再從古音來探討，龍與蟒其實非常接近。學者研究主張商代的龍是一種能夠通天的神物，也是巫覡溝通天地的助手，且與水有關，可能也是社會階級的標識。從卜辭可知商代的龍是能夠帶來災禍與降雨的神祇，也用於表地名、先祖妣稱謂和最常見的方國名。

甲骨文的「晶」字最初可能由三個圓圈所構成，若參考甲骨文的「日」字，可理解「晶」字的造字創意可能為天上的星斗。甲骨文中與「晶」字相關的是「曐」字，造字創意除了聲符「生」之外，還有圓圈（或方框），可能是義符表天上眾星。學界過去曾認為「晶」、「曐」二字在卜辭中意思均表星斗無別，但後來已確認「曐」多應讀作「晴」，表「星見天晴」，而「晶」才是「星」的初文。商代晚期金文的「曑」同樣以「晶」為構形元素，造字創意應為星光。

甲骨文的「龜」字有側視、俯視兩種象形字形，在卜辭中除了作人名使用外，一般指作占卜工具使用的龜。商代占卜習用龜腹甲，除本地與方國進貢，也可能也來自長江流域或南中國，品種為斑龜屬的花龜和烏龜屬的烏龜。中國使用龜甲占卜的最早時間與地點大約在公元前十七至十五世紀先商至早商階段的河南，起源脈絡已無可考。龜被選擇作為占卜工具的原因可從《史記･龜策列傳》中獲得啟發，在先民認知裡，龜可能是具有通天地本事的使者。

商代晚期甲骨文與金文的「魚」字是一個象形字，在卜辭中一般作名詞，表動物的魚，或作為地名使用，另也表動詞捕魚。殷墟考古所發現的魚骨經鑑定並與現存魚類比較，可粗知至少有鯔魚、黃顙魚、青魚、鯉魚、草魚、赤眼鱒和鱘魚，除鯔魚生活在河海交匯的鹹淡水域外，其餘均為淡水魚。商代晚期金文的「魚」字可能即上述魚類的具體形象。另從商代晚期金文和甲骨文的「漁」字，以及甲骨文的「鯀」字，可知商代捕魚方式至少有徒手捕撈、繩釣與網捕三類，甚至可能使用魚筌。甲骨文中還有許多从魚的字，除魯字外今多已不用。

甲骨文的豆是一個象形字，象一種自新石器時代早期便已出現，並持續流行、演變，至秦代以後才逐漸消失的盛食器。以「豆」為構件的甲骨文字有「皀」、「食」等。古人的進食方式是跽坐於席上取用放置於席或低矮几、案上的食物，甲骨文的「即」與「既」字即由跽坐或尚未坐下之人與盛滿食物的「皀」兩構件所組成，是古人進食的具體呈現。除此之外，甲骨文的「卿」、「退」字也與飲食有關。商周時期筵席為分餐制，仍以手抓飯進食。

商代晚期甲骨文的「帝」字造字創意迄今沒有定論，過去有多種說法，莫衷一是，但由於甲骨文「亞」字的多種異體變化與「帝」字情況相似，其造字創意或可由「亞」的文化意涵——商人內心世界裡中央與東、西、南、北四方組成之五方觀來探討。藉由造字創意相關的「方」、「韋」、「衛」、「巫」字分析，「帝」字可能是由表上天的「上」、表四方的「工」和作為中介，能夠連結上天與四方土地的「木」所組成的會意字，惟「帝」字的造字創意仍是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商代晚期甲骨文的「帝」字異體字相當多，在卜辭裡也可見到與「上」字連用，稱「上帝」，多表一位地位極高，又稱「上帝」的神祇，祂擁有類似於人間，稱之為「帝宗」的朝廷，麾下則有各種神祇僚屬，其權能主要在主宰天氣、支配年成、左右城邑安危、保佑戰事勝利、降禍福和左右商王安危等方面。「帝」字的造字創意迄今沒有定論，過去有花蒂、用於燎祭的薪柴、天文觀測北極天中等說。

甲骨文的「來」字是小麥的象形，但在卜辭中多被假借而失去本義。古人原期望在「來」字下添一個象腳步的倒「止」形，新創用以表真正往來、來去的會意字，反而最終成了表小麥的「麥」字。小麥對中國而言是一種外來作物，古人可能是藉此特點引申「來到」作為造字創意。小麥傳入之初中國已有成熟的粟、黍、稻作農業生產體系而無足輕重，但在商周時期漸獲推廣，並於漢代廣泛種植，最終在中唐時期後漸取代北方的粟作農業，形成南稻北麥格局。小麥傳入中國的確切時間大約在龍山時代，路徑則主要有三種看法待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