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時期的青銅矛與金文的「矛」字
矛是人類最早使用的狩獵工具之一，在中國的發展源於舊石器時代，並於商代發展出青銅矛，成為專門化兵器，屬於長兵中的刺兵，主要攻擊手段為直刺和扎挑。商周時期青銅矛可分為闊葉長骹和長葉束腰短骹兩型，於春秋晚期定型為窄體矛，趨於尖利。商王朝晚期青銅矛的大量應用可能與來自長江中游的文化影響有關。商代晚期甲骨文中是否有「矛」字仍屬未知，但從以「矛」為聲符的甲骨文和商代金文來推測，應該是存在的，字形可能即象帶纓飾、穿孔的青銅矛頭。以「矛」為造字構件的商周文字數量少，可能與矛傳入中原的時間較晚和青銅矛於西周戰場上不甚流行有關。商周時期青銅矛的起源一說與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的文化傳播相關，但現有證據無法證實。
撰文｜江柏毅
矛是人類最早使用的狩獵工具之一，源於舊石器時代，初型可能是一端削尖並偶經火烤而硬度稍增之木棍，到了新石器時代再演變為以繫縛、嵌入或樹膠黏著等方式，將磨製石質、骨質矛頭與長柄結合的石矛或骨角矛。目前中國史前考古所發現的石矛和骨角矛數量不多，木矛更少，矛頭大致扁而修長，部分中間可見縱脊，或於兩側磨有側刃，但整體而言形制缺乏一致性；另也有部分矛頭與箭鏃類似，只是形體較大。隨著青銅冶鑄技術的發展，上古時期中國的青銅矛於商代晚期大量出現（註一），成為一類專門化兵器，並持續使用相當長的時間（註二）。
青銅矛屬於長兵中的刺兵，主要攻擊手段為直刺和扎挑，亦可用於投擲，其基本形制簡單，由矛頭、柲（木質的長柄，也稱為矜，外層可能於包覆竹篾之外還會纏繞絲線並髹漆），和安裝於柲底部的鐏三部分組成（圖一），矛頭兩側另穿掛有纓飾。矛頭又分成矛葉和骹兩部分，矛葉呈葉形，兩側有刃，矛葉中部有突出的脊與骹相通，頂端為鋒。骹為直筒形，上細下粗，用於裝柲（圖一）。骹口一般呈圓形、橢圓形，少數為菱形或方形。多數的矛頭長約十至三十公分，寬約三至四公分，骹口直徑約二公分，柲的長度則大約落在一點八至兩公尺，最長達四公尺者，但這應是極少數使用於車戰的長矛。另根據《考工記》：「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摶是渾圓之義，可知柲的橫截面為圓形，與戈為扁圓（即椑）或前扁後圓形不同。鐏亦為青銅質，用於插地，在戰國時代以前少見，長度約八至十二公分，多為筒狀、平底，少部分底部則為三尖向下。
迄今中國共發現一千五百餘件商周時期的青銅矛，學者們對其形制分類看法不一，但主要以矛葉形狀、是否帶有環紐、穿孔、釘孔為基準分為數型（註三），型之下又再根據骹之長短、紋飾、矛葉是否帶有突脊，及骹口的形狀等基準再細分為數式。大多數學者均認同商周時期青銅矛大致可分為闊葉長骹和長葉束腰短骹兩型（圖一），前者於骹之左、右側普遍可見單或雙環紐，或於骹之前、後側可見釘孔；後者則於矛葉底部兩側可見對稱穿孔。
闊葉長骹型帶環紐矛主要出現在商代晚期，目前多發現於大型墓葬，是商代中期青銅矛演化下的產物，形制在保持既有側刃直接前聚成鋒的傳統下，將矛頭由窄葉逐漸改為闊葉。這樣的變革主要是為了改善看似鋒利的矛頭因青銅韌度低、硬度高，於擊刺時易發生彎曲、斷裂的缺點。長葉收腰短骹型矛不見於商代中期及更早階段，可能是商代晚期新創的矛型，多發現於中、小型墓葬。
西周時期已不見長葉束腰短骹型矛，矛的形制多沿襲商代晚期的闊葉長骹型矛，但矛葉在厚度有所加強下又逐漸窄長化而呈細柳葉形，同時骹也逐漸縮短，此變革主要是為了改善商代晚期青銅矛因加寬矛葉而導致穿刺力下降的缺點。儘管如此，青銅矛在西周時期並沒有持續獲得重視，甚至逐漸退出戰場，原因在於當時所流行的戰法已是車戰，而在駟馬戰車上使用青銅矛刺擊不具效益（註四），也因此西周中、晚期開始青銅矛的數量便因無用武之地而急劇衰减，連帶器形演進也近乎停滯，僅骹兩側的環紐、穿孔於西周晚期全面消失，改為釘孔（註五）。春秋早期以後的青銅矛基本延續著西周晚期的形制，只是矛葉變窄的趨勢持續，直到春秋晚期逐漸定型為窄體矛，矛鋒也越來越尖利（圖二）。東周時期青銅矛再度成為主流兵器，與當時步戰再度成為戰爭主流形式、駟馬戰車不再契合複雜多元的戰場地形有關。
在商代兵器中青銅矛的發現數量僅次於作為商王朝軍隊主戰兵器的青銅戈。迄今最早的三件分別出土於湖北黃陂盤龍城樓子灣墓、李家嘴墓和楊家灣灰坑，年代為商代中期前段（二里崗文化上層一、二期）；吉林奈曼旗後斑鳩溝村出土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青銅矛（圖三），年代可能也可早至商代中期偏晚。總的來說，商代青銅矛出現的時間皆晚於青銅戈，發現地點一開始也不是商王朝都邑等核心區，而是邊緣地帶，表明青銅矛可能並非商王朝前期軍隊的主戰兵器，甚至尚未使用。不過到了商代晚期青銅矛在殷墟發現的數量激增，僅安陽侯家庄1004號商王大墓便發現731件陪葬（圖三），數量驚人，器形也延續著商代中期的發展，表明此時可能源於長江流域中游的青銅矛已被商王朝所吸收引進，這樣的過程可能和商王朝與諸方國間的戰爭，以及文獻記載商王武丁征伐荊楚之地有關（註六）。
儘管商代晚期青銅矛已相當普遍，但商代晚期甲骨文中是否有「矛」字卻仍屬未知，若從隸定為「懋」之甲骨文（圖四）以「矛」為聲符來看，推測應該是存在的，字形可能即象帶纓飾、穿孔的青銅矛頭。商代晚期無敄鼎銘文可見由「矛」、「攵」兩構件組成的「敄」字，同樣說明商代晚期應有「矛」字。西周金文的「矛」字目前僅見於西周中期（圖四），字形象一柄帶纓飾與單環紐的青銅矛；而以西周金文「矛」字為聲符構件的金文尚有年代為西周中、晚期，表樹木繁盛的古「茂」字 - 「楙」（圖四）。至於西周早、中期金文的「懋」字為「楙」下加「心」，其中同樣作為聲符構件的「矛」與「楙」字之聲符「矛」略有不同，大多為似「↑」形，若從西周早期呂行壺所見「懋」字銘文，並參考「懋」字之甲骨文，可知「↑」形為帶纓飾青銅矛頭的省形。近年也有學者指出山東滕州前掌大商代晚期墓地M110所出土青銅觚器底一個舊釋為「宋」、「會」、「柔」、「木」等的銘文可能是「矛」字或體，字形為上頭一個似「↑」形的符號，於其下接「木」字，整體會矛頭納於木柲（圖四）。
青銅矛雖然是數量僅次於青銅戈的商王朝晚期軍隊主戰兵器，以「矛」為造字構件的商代文字卻近乎沒有，而相對以「戈」為構件的文字，如「伐」、「武」、「戍」、「克」、「戔」、「馘」、「臧」、「戕」、「戒」、「㦰」、「戎」、「」等，卻為數眾多，如此特殊之現象所反映的是青銅矛作為一種外來兵器，傳入時間不僅較戈的使用起始年代晚了許多，於商代晚期廣泛使用之際，商代文字的發展業已數百年，故許多與軍事、武力、殺伐、防禦之義相關的文字創造，自然而然選用的會是早已習見的「戈」。那麼在同樣的邏輯下，為何在青銅矛流行的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大環境底下，西周金文所見「矛」字以及以「矛」為構件的西周金文依舊稀少（註七）？這可能是在商、周文字有因襲關係之外，也與青銅矛於西周戰場的不甚流行有關。
商周時期青銅矛在形制上與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石矛、骨角矛不同，最顯著的差異在全部是以骹納柲，而迄今為止中國青銅時代早期地層中尚未發現任何形態介於兩者之間的原始青銅矛，也因此商周時期青銅矛便彷如橫空出世一般，其來源不免令人產生疑竇。
銅矛於歐亞大陸西側出現的時間比東方早了千餘年，也因此有學者推測商周時期青銅矛是由西方傳入或是受西方文化影響所產生，來源可能是一個廣泛分布於歐亞大草原的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 - 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Seima-Turbino culture）（註八），其中最常被視為文化傳播證據的器物是一種以筒狀骹之一側帶有倒鈎、近骹口處帶一環形紐，並附凸弦紋三周為特色的銅矛，它們除了散見於歐亞大草原各地，目前也在中國的青海、陝西、山西和河南四省有所發現（圖五）。
此類塞伊瑪-圖爾賓諾式銅矛於歐亞大陸西部出現的時間明顯早於東部，也因此許多學者在爬梳考古材料後推測文化傳播的路線可能是由歐亞大草原東緣沿河谷進入新疆天山北麓，持續向東經河西走廊進入中國西北，後為齊家文化晚期人群在約公元前2100/1800至1600/1500年之間所吸收。文化傳播進入中國西北後持續向東分流，可能以長城一帶為界，分為南、北兩線，北線沿著含晉陝高原在內的鄂爾多斯地區向東，來到遼河流域；南線則沿著涇水、渭河河谷進入關中平原，其中一路持續向東來到中原腹地，另一路則轉折南下，沿丹水、漢水進入長江中游（圖六）。
不過作為文化傳播的典型物證，有趣的是中國迄今所零星發現的十餘件塞伊瑪-圖爾賓諾式銅矛外形其實與歐亞大草原所發現的器形皆存在些許差異，中國境內所見器形矛鋒均圓鈍、矛葉也多肥厚，同時未見矛葉脊部典型的「山」字形分岔，倒鈎則多圓轉而非生硬彎折，倒鈎與紐的位置也不如歐亞大草原所見同型器有一定規制，表明這類矛在中國並不是長距離的直接舶來品，而是在文化傳播過程為當地人群所吸收並加以改造的仿製品，甚至已有由兵器轉為禮儀用器的可能。
客觀而言，中國境內所發現的塞伊瑪-圖爾賓諾式銅矛與商周時期青銅矛在外形仍有顯著差異，且前者主要為紅銅與砷銅矛之特點也與商周時期習見的錫青銅、鉛錫青銅不同。再從文化傳播的路線來看，於鄰近北方草原的商王朝北疆目前所發現具有草原文化特色的青銅武器組中始終不見有矛，也表明矛在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傳播的北線並沒有東傳。那麼南線的文化傳播呢？於河南淅川下王崗遺址所出土的塞伊瑪-圖爾賓諾式銅矛是迄今中國境內所發現此類銅矛位置最東、最靠近中原腹地和長江中游一帶的，它們的年代大約落在公元前2000至1750年之間（註九），與上揭三件出土於湖北黃陂盤龍城的商代最早青銅矛僅有數百年左右的時間落差，商代青銅矛於長江流域首先出現是否可能是當地人群在吸納了塞伊瑪-圖爾賓諾式銅矛的骹式裝柲法之後，結合本土石、骨矛形制所發展出的新類型兵器，並在商代中、晚期北傳中原腹地，應是未來考古研究工作的一項重要課題。
註釋
註一：商周時期的青銅矛皆以骹裝柄，鑄造時於雙合範之外需使用泥芯，生產工序較僅需雙合範便可製造的戈來得複雜，故在商代中期後段仍屬罕見，但商代晚期與西周初年青銅器鑄造技術已相當成熟，青銅矛便開始大量生產。
註二：戰國時期矛逐漸與戈結合，演變為戟，兼有刺殺和勾啄雙重功能，不過矛仍在戰國時代之後仍沿用至清末。戰國至漢代早期青銅矛逐漸為鐵矛所取代，長度縮短重量減輕，矛鋒趨於尖利，故於晉代開始有了「槍」的新提法，至宋代矛已多改稱為槍。
註三：環紐、穿孔及釘孔的設計均是用於防止矛頭脫落，前二者利用繩索貫穿，牢牢綁縛矛頭與柲，後者則以木釘、竹釘將柲鎖在骹內。
註四：矛的攻擊集中於一點，但於駟馬戰車上使用受車速與路面顛簸影響，容易產生命中誤差，故車戰於西周興起大幅降低了青銅矛於戰場上的應用。
註五：以繩索穿過環紐、穿孔綁縛矛頭與柲雖可防止矛頭脫落，但若骹為圓筒形或圓錐形，使用上仍有柲、骹鬆脫而共軸旋轉的缺陷，而以釘子固定矛頭與柲，可同時解決上述兩種問題，故隨著時間推移，貫釘法獲得廣泛應用，環紐及穿孔的設計則消失。
註六：《詩經･商頌･殷武》云：「撻彼殷武、奮伐荊楚。冞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有所、湯孫之緒。」
註七：僅有隸定為「矞」、「遹」、「僪」、「袤」、「敄」等字。
註八：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可能發源於阿爾泰山地區，分布範圍東起南西伯利亞，經烏拉爾山，西至烏克蘭草原，南界大致在中國西北，影響甚至深入中國陝西、山西和河南等地。學界對於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的年代認識有所分歧，大多數認為起源於公元前三千紀末期或公元前二千紀初期，具體大約在2200/2000至1700/1600 BC之間。
註九：淅川下王崗發現的塞伊瑪-圖爾賓諾式銅矛其出土層位無法提供精確的相對年代，時間範圍大致落在不早於龍山時代，不晚於西周中期，也因此學者間對其年代各有看法，除了有商代說之外，尚有二里頭時代說，大致介於1900 BC至1600 BC之間。若參考下王崗銅矛材質為較原始的紅銅與砷青銅、鑄造技術從器物本身來看具有一定原始性，年代介於龍山時代晚期至商代之間的確較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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