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和金文的「文」字真的和「文身」有關嗎？
目前最早的「文」字見於商代晚期金文與甲骨文，與「大」字相似，均為一正立的人形，但「文」字突出魁梧的上半身，金文字形多見上半身帶Ｖ形、Ｕ形和菱形紋等，應是心形的簡省。甲骨文字形與金文類似，多見胸膛上不帶紋飾或簡省為Ｘ或Ｖ形。「文」字的造字創意過去受《說文》：「錯畫也。象交文」的影響而眾說紛紜，近年則以文身說居主流，但最新根據《村中南》452卜骨所見「文邑受禾」一語，可推知「文」與「大」字相通，可互訓，商周時期用作對先王、祖先的美稱，表偉大，與文身其實無關。
撰文｜江柏毅
在古文字中「文」是一個相當常見的字，不僅字形簡單，發展脈絡也相當清晰。目前所知最早的「文」字見於商代晚期金文與甲骨文（註一），字形與同期的「大」字相似（圖一），均為一正立的人形，但「文」字的不同在於突出魁梧的上半身，金文字形多見上半身帶Ｖ形、Ｕ形和菱形紋等，應是心形的簡省（圖二）；甲骨文字形與金文類似，也可見胸膛上帶心形的字形，但受限於在空間有限的堅硬甲骨上刻寫圓形、複雜的花紋相當不易，因此甲骨文字形多見胸膛上不帶紋飾或簡省為Ｘ或Ｖ形（圖三）。
西周早期金文的「文」字大抵延續著商代金文的字形特點，仍多繁寫，保留胸膛前的各種紋飾，但隨著時代推演，紋飾逐漸以圓點、短豎筆簡省、替代，有些字形甚至在胸膛前已不見紋飾（圖四），簡化過程與甲骨文雷同，這樣的字形演變趨勢一直延續至春秋戰國時期。戰國晚期睡虎地秦簡所見「文」字將原來字形的頭部改為一短豎筆，影響了小篆字形，但小篆字形仍維持既有的兩臂斜直下垂樣貌。漢代初期的隸書「文」字兩臂仍維持斜直下垂，但逐漸發展為一橫畫，並與頭部的短豎筆相連。到了楷書階段，正立的人形兩腿因筆畫化緣故變為一撇一捺，頭部也與身體分離（圖五）。
「文」字在甲骨卜辭中的用法除了作人名、地名使用之外，主要作商王日名的修飾詞，如文武丁、文武帝乙，而在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常作周王的諡號，如文王、文武。西周青銅器銘文也常見「前文人」、「文人」、「文父」、「文母」、「文祖」、「文妣」、「文姑」、「文考」、「文神」、「文神人」、「文報」等，皆是貴族對祖先之尊稱。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的諡號也可見到「文」，如晉文公、秦文公、魯文公、魏文侯等，因此從現有文獻材料可知，「文」字至遲在商王文丁之後便已被王室貴族用作先王的美稱，到了西周時期周人沿用了商代舊制，王室貴族皆採用「文」作為先王、祖先的諡號，此風也延續到了東周時期，甚至更晚近的朝代。
東漢《說文解字》中根據小篆字形解釋「文」為「錯畫也。象交文」，應也參考了《周易･繫辭下》「物相雜，故曰文」之說，不過也由於許慎「錯畫」一語過於精簡，導致後世學者在對「文」字的字形創意理解出現各種分歧，如馬敘倫認為象黹繡交錯的花紋，是一個象形字，類似的看法也見於趙誠所編的《甲骨文簡明詞典》。高鴻縉認為「錯畫」就是不拘何物的「紋」，「紋」即「文」，是表其通象，所以「文」是一個指事字，作名詞用，後世的「文字」、「文章」等為「文」的引申義。加藤常賢則認為「文」乃交領之意，即胸前之襟交錯；水上靜夫也有類似的看法，認為「文」字象穿了多件衣服的人於領口所見多重交錯的衣服相合之形。不過隨著商代晚期金文與甲骨文的陸續出土，「文」字形象與正立之人有關已然明確，過去對「錯畫」的各種詮釋便失去了參考價值。
歷史學家吳其昌藉由「文」字在西周青銅器銘文常用作祖先尊稱得到啟發，推測「文」是活人身上的文身，象一繁文滿身而端立受祭的「尸」形（註二）。類似的見解也見於朱芳圃、嚴一萍、徐中舒、陳夢家等人，只不過他們認為與尸禮無關，「文」字即文身之文，象人正立形，胸前包含心形在內的各種花紋為刻畫之紋飾。
在主張「文」字為文身之說中，較為特別且曾經居主流的看法來自白川靜，他不僅認為「文」字所表現的是施加在胸部上的文身符號，也從「前文人」、「文人」、「文父」、「文母」等語獲得啟發，推測文身符號是在臨終或死後才施加上去的。類似的看法也見於許進雄，認為「文」字反映的是商代的死亡儀式，是用刀在屍體胸上刺刻花紋使血液流出，以代表靈魂獲得釋放前往投生，也因此「文」被用於讚美施行過釋放靈魂儀式的高貴死者。
不過在爬梳古史文獻和考古資料後，可知商周王朝貴族並沒有文身的習俗（註三）而是王朝之外的東夷、吳越、百越地區人群才有，周人甚至將文身視為蠻夷之俗而鄙夷之（註四），「前文人」、「文人」、「文父」、「文母」等貴族對祖先之尊稱也僅是周人之俗而非商人，而在臨終或死後於身上刺刻花紋進行放魂的說法實際上並沒有任何資料可供佐證，那麼「文」字的造字創意究竟該如何重新理解呢？這個問題可從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新發表材料中的《村中南》452這塊上頭見有「文邑受禾」（註五）的卜骨刻辭獲得解答。
劉源觀察到《村中南》452這塊卜骨上兩條完整的刻辭「壬申卜，貞，文邑受禾」、「癸酉卜，貞，文邑受禾」，他認為這裡的「文邑」可理解為「大邑」，其理由主要如下：（一）甲骨卜辭中「大邑受禾」一詞並不鮮見，而《村中南》452可能為早期的組卜辭，故「文邑受禾」可能是「大邑受禾」的早期寫法，也就表明「文」、「大」二字過去互通；（二）《村中南》452卜骨所祈求的神靈為河、岳、四方神，均為商王朝的重要神靈，只有在為王朝祈求福祉的重要祀典中才會出現，所以文邑應理解為商對其國都的自稱，也就是大邑；（三）卜辭貞問受年、受禾的區域不會涵蓋外邦都邑，所以文邑只能是大邑；（四）商王文丁在古籍裡有文丁、大（太）丁兩種寫法，可知「文」、「大」互通；（五）商代晚期與西周早期金文中「大」字也可見近似「文」字凸顯魁梧上半身的字例；（六）何組卜辭裡有「貞，于文室」一詞，而1959年河南安陽後崗圓形殉葬坑出土的商晚期戍嗣子鼎銘文中「大室」之「大」字字形似「文」字凸顯魁梧上半身，表明「文室」即「大室」；（七）西周貴族對祖先所用之尊稱如「前文人」、「文人」、「文神」、「文神人」等的「文」與「大」確實相通，有青銅器銘文為證，「文人」有「大人」之義，「文神」、「文神人」也等同於「大神」、「大神人」。
綜上所述，商周時期的「文」字主要用於對先王、祖先的美稱，「文」與「大」字相通，可互訓。那麼「文」字在當時的意義又是什麼呢？劉源認為也許就是直觀且與「大」相關的「偉大」吧！他也觀察到商王日名中的「大」多集中於大乙（也就是商湯）及緊接其後的大甲、大庚、大戊的四代前期商王，而使用「文」作為美稱的商王僅限於商末，因此認為商末使用「文」替代「大」是為了與商代早期的大乙、大甲、大庚等商王進行區別。這樣的看法有其道理，但並沒有對「文」字裡為何採用「心」而不是其他複雜符號進行解釋。
甲骨文的「心」字是一個象形字，象心臟有膜瓣之形（圖六），在卜辭中表心思、思想，如《合》6928「王㞢心正」，意思即商王有心思要進行征伐，反映的是上古中國認為心是掌管思想的器官，情生於心，人的思維亦由心臟主宰（註六），那麼「文」裡有「心」所欲表達的，若參考西周青銅器銘文常見用於歌頌先祖心智的美稱形容詞（如「明」）加「氒（厥）心」一語（註七），可推測意義即表此人因心智、思想之不凡而成就其偉大，殷墟劉家庄北地H77灰坑出土陶俑胸前所見心形刻劃或許正是「文」之偉大義的物質化呈現（圖六）。
註釋
註一：許多學者認為近年山西襄汾陶寺遺址H3403灰坑出土陶扁壺上兩個以硃砂為顏料書寫的符號，其中之一與甲骨文的「文」字相近，可隸定為「文」。這件扁壺的年代約落在2000 BC，也就表明最早的「文」字屬新石器時代末期。不過此說實有待商榷，原因在於目前陶寺遺址出土的史前符號數量過少，根本沒有體系可證二字確實為文字；即便是文字，它們與有近700年年代落差的商代晚期甲骨文是否有源流關係也無法說清。
註二：「尸」是中國古代祭祀中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尸禮作為喪儀出現於周代。吳其昌指出：「蓋“文”者，乃像一繁文滿身，而端立受祭之尸形云爾。從“文身”之義而推演之，則引申而爲文學、制度、文物，而終極其義，以止于“文化”。」
註三：有學者舉商代玉石人身上雕刻紋飾為證，說明商代有文身之俗，但這類器物在出土商代玉石人中佔比極低，且也無法驗證此玉石人之身分、族屬，故難以成為商代貴族有文身之具體證據。
註四：見《左傳･哀公七年》、《史記･吳世家》、《戰國策･趙策》、《墨子･公孟》、《莊子･逍遙遊》、《史記･越世家》、《史記･趙世家》、《漢書･地理志下》、《淮南子･原道訓》、《禮記･王制》等，均有東方夷人、吳越、百越地區人群被髮文身之記載。
註五：受禾即農作豐收、豐年之義。
註六：如《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表明心為掌管思想的器官。
註七：如大克鼎之「襄氒心」、逨鐘之「明氒心」，其義均在表對先祖思想、心思的讚美。
參考文獻
- 牛世山、岳洪彬、嶽占偉（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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