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廣漢三星堆考古的回顧、新發現與展望(四)

本文重新檢視三星堆文化與歷史研究中的古蜀之關係,提出三星堆文化與古蜀的相勾連有違邏輯。此外,本文對過去百年來三星堆文化的研究進行成果摘要,說明有關三星堆文化起源、結束與三星堆器物坑、古城廢棄時間、金沙遺址之間的關係。

三星堆文化典型陶器

前情提要:
四川廣漢三星堆考古的回顧、新發現與展望(一)
四川廣漢三星堆考古的回顧、新發現與展望(二)
四川廣漢三星堆考古的回顧、新發現與展望(三)

撰文|江柏毅

●三星堆文化與古蜀

三星堆文化在許多歷史論述裡被歸入所謂的古蜀文明,蓋因該文化所分布主要區域位於四川盆地西緣,且四川古稱巴蜀,巴在東,蜀在西。然而「蜀」字作為四川盆地西緣族群、國家之義的年代上限究竟可追溯至何時,卻是有待釐清的。目前最早的「蜀」字見於甲骨文,字形象細身蜷曲的蟲,並特別強調眼部。公元一世紀由東漢許慎所編著之《說文解字》則近一步解釋此蟲為蠶(註一)。甲骨卜辭與金文中的「蜀」似為國名或部族名,《尚書・牧誓》中也記載周武王伐商紂王的牧野之戰過程中,曾有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等外族參與,但這些「蜀」究竟為何處之人群,其實學界並沒有共識(註二),因此三星堆文化為文獻中商代和西周時期的「蜀」並非毫無爭議。

較明確為成都平原上的「蜀」偶見於秦、楚這兩個東周列國的軍事、外交活動記錄,以及秦國治下的蜀、蜀郡歷史事件(註三),年代上限為戰國中、晚期(約公元前四世紀末至三世紀中)。當時的「蜀」之政治結構不詳,僅知曾有蜀王,並有著一定的社會凝聚力組成軍隊,進行對外戰爭,然而蜀王是否如同時期的秦王、楚王一般,擁有封建官僚體系、疆域明確的「國」仍屬未知。

關於戰國中、晚期以前「蜀」的記載充滿了神話色彩。西漢揚雄所著《蜀王本紀》(註四)提到最早的蜀王依序為蠶叢、柏灌和魚鳧,此三代蜀王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魚鳧之後的第四代蜀王為從天墮入凡間的杜宇,號曰望帝,杜宇所統治的蜀範圍為”汶山下邑”的郫,但郫究竟為何處則不詳。《華陽國志》另記載杜宇所統治的蜀國疆域「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玉壘、峨嵋為城郭,江、潜、綿、洛爲池澤,以汶山爲畜牧,南中爲園苑。」不過常璩所述之籠統國界為今日何地,學界也沒有共識,是否為後世附會亦未知。在杜宇之後的第五代蜀王名曰鱉靈,原為杜宇的相,曾幫助杜宇治水,後杜宇禪位於他。鱉靈的出身充滿了神化色彩,《蜀王本紀》記載他原為荊人,死後屍體逆水而上,漂至郫後復活與杜宇相見。鱉靈即位後號開明,此後所傳位之蜀王均號開明,至此開明氏的蜀國始與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司馬錯滅開明氏之蜀的史實接軌,《華陽國志》記載末代開明氏為第九世,也記載了第九世開明自夢郭遷至成都作為國都的歷史(但《蜀王本紀》所載不同,稱蜀王據有巴蜀之地,本治廣都樊鄉,後徙居成都)。由上述文獻可知有關第九世開明以前關於蜀的資訊很可能多為傳說附會,不足徵信,神化時代的蜀是否位於四川亦無從得知。

蜀王蠶叢的年代究竟為何?根據北宋時期《太平御覽》引揚雄《蜀王本紀》的說法「從開明已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顯然毫無科學根據;《華陽國志》則稱「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較明確指出第一代蜀王始於東周之始,年代早不過公元前八世紀中葉。根據前文註二與前文所述(註五),三星堆文化年代,若將界定未明的十二橋文化亦歸入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的尾聲(春秋時代早期)似才是蠶叢稱王之始,因此將1700/1600 BC便出現的三星堆文化與古史傳說相連實在過於牽強。

        其實,任何將三星堆文化與古史相連結的嘗試都是錯誤的,原因在於三星堆文化是一個「考古學文化」,就學理定義而言,指的是在一定的時間、空間裡,有著許多共同物質文化特徵(如器物風格、聚落、墓葬型態等)的考古遺存,並不總是代表著一個特定族群或政治群體、族屬、國家,這般的歷史勾連只出現在百年前的歷史文化考古學派,已然過時良久(註六)。另外,也由於三星堆文化遺留並沒有發現文字以資證明該文化為「蜀」,因此三星堆文化與古蜀的相勾連便如同河南二里頭文化試圖連結古史傳說中的夏朝,都是有違邏輯的。

●對三星堆文化的認識

三星堆文化是一個廣布於成都平原北面的考古學文化,以三星堆古城內、外遺址群為分布核心區,總體保護面積達20平方公里,過去地表調查結果亦顯示古城鄰近的清白江、石亭江、鴨子河流域也散布有諸多小型聚落遺址。整體而言,三星堆遺址群範圍內迄今的發掘面積尚不足千分之二,過去部分發掘工作也僅有考古簡報,或甚至沒有報告出版,致使各界對三星堆文化的認識其實相當有限。器物坑K1、K2雖有正式發掘報告,但無可供參考的絕對年代數據仍造成前述諸多問題。

根據零星的發掘資料,三星堆文化的典型陶器類型為小平底罐、鳥頭勺柄、三足盉和帶把圓形器蓋,因有零星陶窯發現,證明陶器為本地製。三星堆古城目前僅在東、西、南三面地表可見殘斷的外城牆,而北面的外城牆過去多被認為不存在,或為鴨子河氾濫所破壞無存,但近年的考古調查顯示三星堆古城過去在北面其實有城牆設置,仍有牆基留存於地表,分別為青關山城牆、真武宮城牆、倉包包城牆、馬屁股城牆和李家院子城牆,其中青關山、真武宮和馬屁古城牆可能為當時的北面外城牆,其餘則為內城城牆。三星堆文化的主要房屋類型為木骨(或竹骨)泥牆式建築,古城範圍內的青關山台地可能為宮殿區,現至少確定曾有一座兩層式、功能不詳的樓閣式建築;古城內海拔較高的台地可能是社會階級較高人群的居所,平民百姓則散居城內外及周遭河流沿岸。稻米可能是三星堆文化人的主食,但粟米可能也是糧食作物之一,豬、雞、鴨、鵝、魚類應也常出現於餐桌上。目前三星堆文化的墓葬發現數量相當稀少,從有限資料可見葬式有仰伸直肢與曲肢葬,偶見使用棺木之證據,社會階級分化程度目前則無法有效從陪葬品數量、種類差異來判斷。根據溯源分析,三星堆文化玉器原料多來自成都平原西面的龍門山脈,黑曜石則可能來自成都平原南面的峨嵋山,顯示當時人群的資源獲取距離可達數十至數百公里。

三星堆文化的起源、結束,以及三星堆古城的興廢是極具爭議的議題。三星堆遺址群範圍內普遍可見寶墩文化層疊壓於三星堆文化層之下,說明寶墩文化年代較早,但鮮少有人認為三星堆源於寶墩,原因在於寶墩與三星堆在通過陶器群所體現的文化面貌上存在非常明顯的缺環,且寶墩的年代下限(1900 BC)與三星堆的年代上限(1700/1600 BC)也存在數百年落差。其實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

三星堆遺址群範圍內也發現有一層共出寶墩文化晚段和三星堆文化風格器物的文化堆積,它夾於寶墩與三星堆文化層間,但由於保存狀況不理想,且當時類似此文化堆積的發現在成都平原上過於零星(註七),故多不被重視,或被認為是古時舊文化層(寶墩)受到新時代三星堆文化人群擾動(可能是農耕等因素翻土所致)的結果,僅有少數考古學家認為它屬於寶墩和三星堆文化間的過渡。不過,隨著近年來在成都平原西面、北面及成都市南面等地至少33個遺址類似的發現,該文化堆積屬於文化過渡階段的看法已漸趨清晰,甚至開始被獨立稱作一個新的考古學文化 – 魚鳧村文化,年代落在寶墩與三星堆文化間的缺環1900至1700/1600 BC。

魚鳧村文化出土器物所見之文化過渡特點究竟該如何詮釋牽涉到三星堆文化的來源問題。一說該文化三星堆文化風格陶器的出現代表著外地人口的入侵,另一說則認為陶器風格的演變並不一定代表不同人群,而只是反映消費市場的偏好變化,也就是說從寶墩、魚鳧村至三星堆文化,是一脈相承同一族群在各階段的不同物質文化表現,因此三星堆源於寶墩文化。總體而言,由物質文化遺留風格異同探討人群的起源問題存在諸多盲點,未來將此議題交給體質人類學、遺傳學研究是較可靠的作法。

如前所述,三星堆文化的結束牽涉到三星堆文化與十二橋文化的定義問題。傳統看法認為三星堆遺址第二、三期文化屬於三星堆文化,第四期屬於十二橋文化,三星堆古城的廢棄、器物坑K1、K2的出現代表著三星堆文化的結束,時間落在三星堆遺址三、四期之交的商末周初(1200至1000 BC)。也由於古城的廢棄似乎意味著文明的衰敗,K1、K2器物坑因此有了諸如亡國寶器掩埋說、失靈神物掩埋說的詮釋。

最新的研究顯示上述傳統認知其實是錯誤的。在三星堆大型器物坑出現之際,三星堆的西城牆拐角段仍有補築跡象,青關山台地上尚存有宮殿、宗廟類大型建築,青關山台地中部寬約20公尺,底部與一級台地地表齊平的溝狀凹地(後稱為H105灰坑)仍持續堆積中,顯見三星堆古城在三星堆遺址第四期初段仍有大批人群聚居,古城也未廢棄,並沒有衰敗跡象。現有考古資料雖然未見三星堆古城在第四期初段後持續修築的證據,但也不意味古城在此後便遭廢棄,因為三星堆遺址主體文化的堆積年代一直延續到春秋時代早期。換句話說,三星堆古城的廢棄是一個漸變而非劇變過程,在此過程中,傳統定義中的三星堆文化結束、十二橋文化接續發展,兩者實具有延續性。

在三星堆古城逐漸走向廢棄的過程中,位於今日成都市區內的金沙開始興起了另一個以十二橋文化為主體的大型遺址群(約商代末期開始逐漸形成都邑型聚落至西周末期再轉變為普通聚落),發現有宮殿式建築群、平民生活居址、墓葬區、祭祀場所和大型器物坑,與三星堆古城所見相似,惟不見城牆。三星堆與金沙之間的興廢究竟有著什麼樣的關係,仍有待未來更多的考古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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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說文解字》:「蜀,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詩》曰:『蜎蜎者蜀。』」

註二:古文獻、甲骨卜辭、金文中的蜀之地望除了四川盆地之外,亦有成都平原、中原、陝西南部、陝西西部、山東西部、商代國土西北的看法,莫衷一是。

註三:《史記・楚世家》載楚肅王四年(377 BC),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國興建扞關以防禦蜀的軍事擴張。地點較明確的年代始於秦惠文王時期,如《史記・秦本紀》載惠文君元年(337 BC),楚、韓、趙、蜀人來朝、《華陽國志》,載秦惠王與蜀王田獵時首次相遇,而後有蜀王遣五丁力士開金牛道的神話故事;惠文王九年(316 BC)遣司馬錯滅蜀(根據《華陽國志》記載,蜀王為開明氏)。此後至昭襄王期間秦國三立三廢蜀侯,終置蜀郡,郡治成都縣即秦國蜀守張若奉惠雯亡命所主持修築的成都城(今成都市之內)。從張若另築有郫城、臨邛城,昭襄王命蜀守李冰主持都江堰工程導岷江水,可確知秦國時期的蜀郡確實位於成都平原。

註四:《蜀王本紀》舊題漢揚雄撰,原書已佚,現所見內容實為明萬曆年間鄭樸搜求散於《史記》、《文選》注及諸類書中所錄有關《蜀王本紀》之文字輯集成書。東晉常璩所編纂《華陽國志》中《蜀志》部分的蜀王事蹟與《蜀王本紀》略同。

註五:三星堆遺址主體文化堆積的年代從新石器時代晚期一直延續至春秋時代早期,約2700至600 BC

註六:二十世紀初的歷史文化學派考古學家在論述史前史時,主要從考古遺留或重大考古遺址獲得文化認同,並希望藉此建構一套文化年代,用於搭建國家的史前史,以解釋文化起源與變遷。但在上世紀40至60年代,考古學界檢討了文化歷史考古學派不足之處,呼籲考古學家應該從多個角度來檢視人類的所有行為,新發展出的過程考古學派改將考古學從歷史中抽離,強調考古學研究應以人類行為為主軸,重視科學方法。

註七:當時僅在三星堆月亮灣地點和溫江魚鳧村遺址第三期地層有較明確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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