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12】醫學背後:歷史與文化的脈絡 訪劉士永老師

■「我們都對現在的醫學感覺理所當然,但它從來不理所當然。」很多人都認為科學知識是建立在正確的基礎上發展,但未必盡然,有時是在錯誤中走向正確的道路,也有許多論點並不是在一開始就取得應有的地位,中間有著曲折的過程。

DSC03872採訪|姚云喬
攝影|姚云瀚

細菌?黴菌?病毒?──微生物致病理論
講座規劃初期,劉士永老師預計以「細菌病源說」為題,內容與今完全相同,那為什麼講題更換了呢?原因與醫學在不同時代的觀點相關:在理論發展早期,因技術與知識的限制,「細菌」概稱所有病源,而成就了細菌病源說;但現今,當我們提起細菌,明確的定義區分了細菌與病毒、真菌(如黴菌)等病源的不同,於是對現代人來說通稱「微生物」才是正確說法,為了避免混淆,最終定題「微生物致病理論」。

講題的變換凸顯醫學發展有其演進史,若將人類歷史分為十等分,微生物致病論只佔最後不到百分之一。在微生物致病論之前,「病」與感官脫不了關係,生病被歸因於鼻聞、手觸的事物,還有怪力亂神的上天懲罰。另一方面,最早以光學顯微鏡看見「小生物」的列文虎克(Leeuwenhoek, 1632-1723)以部落與戰爭描述他所見的微生物活動,這些敘述受歐洲三十年戰爭(1618-1648)的影響,但已隱含現今優勢菌落、弱勢菌落的概念,為微生物學說的開始。

將微生物與疾病的關聯確定下來,要提法國的巴斯德(Pasteur, 1822-1895)與德國的羅伯柯霍(Robert Koch, 1843-1910)。巴斯德是化學家,以「毒素」的概念解釋微生物致病。而羅伯柯霍為生物學家,他以生態角度切入,將微生物再進行細分。但同時,劉士永老師也多次強調,科學經驗不是靠一人達成而是長久的累積,當時,科學與醫療技術正是發展到讓微生物致病理論能成形的階段,因而成就了這些人。之後,1930年晚期病毒的出現,二次世界大戰後電子顯微鏡的發展,讓微生物的分類更為精細與複雜。因此,當我們研究「微生物致病理論」時,不只是問微生物為什麼讓人生病,也同時深入醫學發展的歷史進程。

學術藍海──醫療史與殖民醫療史
談起自身背景,劉士永老師笑說:「這真是有點複雜。」劉士永老師畢業於國貿系,碩士念臺大歷史所,原本主攻社會經濟史,但在美國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念博士時開啟了醫療史的研究生涯。第一個原因是推力,經濟史的研究市場是中國史的天下,但當一位中英文流利的美國學者發表中國議題的研究時,卻受到中國學者的批評,顯示領域中文化霸權支配議題的問題。其它是明顯的拉力,一是杜正勝老師提倡新社會史,其中有一項生命醫療史研究,而延續生命與生命的結束都與醫療綁在一起。二是劉翠溶老師領導的環境史研究,除了水資源、森林開發,還有研究因環境變遷而使某些疾病發生風險的增加與減少。加之,劉士永老師對統計尚不算陌生,博班必修的生物統計以及流行病學調查還可負擔,研究於是逐漸聚焦在醫療史範疇。

搜尋醫療史文獻時,劉士永老師發現殖民醫療史多著墨在英國在印度,東方的殖民醫療史並沒有人研究過,因此,老師決定聚焦東亞,研究日本在臺灣的殖民醫學經驗。匹茲堡大學對於美國醫學史有一套很好的教學支援,包括人類學與醫學社會學等,老師轉入公衛學院修習醫療史課程後,也補修了很多美國醫療史,同時掌握了選修課程對傳染病的分析,此時也開始關注細菌學理論。1895-1945年是日本佔領臺灣期間,剛好也是微生物致病理論的黃金時期。在慢性病漸受重視和失控的新型傳染病(1970-1980年)發生前,微生物致病理論可解釋九成疾病的生成原因,涵蓋傷寒、霍亂、瘧疾等。有效的解釋與先進的科技,讓被殖民地的人民對殖民統治有正當性的想像。現今大家都肯定日治時期的公共衛生和醫學成效,這些或許也都得利於當時細菌學說的發展。

歷史、文化與醫學
許多人好奇,研究醫療史是否需要醫學背景?劉士永老師直言,他的文科背景有侷限性,但也有優勢。醫學專業出身的人知識的確比較廣而全面,之後才就其執業領域益發專精。但人文學者涉入醫學史之優勢在於:題目來自歷史而且目標清晰明確。醫師什麼都要熟唸,接下來才選方向;醫療史研究者則反之,選定方向優先,之後再補針對議題補充知識。從微生物致病理論談論到殖民醫學,老師聊了許多卻不會觸及解剖學或內科,最多關注微生物與病理學,對於這兩科,雖免不了要念書鑽研,但獲致足以分析研究課題的背景知識還算不難達成。

另外,醫學訓練對於解讀當代醫學史料也只能到七八成,更別提再之前的醫學記錄。道理為何?舉例來說,日治時期的記錄中提到「黴菌」,從現在的觀點會以為是真菌類,但若是把當年的教科書翻出來,便會發現「黴菌」指的其實是細菌!套用現代的觀點反而會造成誤解。還有,當時部分的檢驗器具儀器甚至是名詞,現在都已經消失,當代醫學背景在史料研究方面也不盡然幫得上忙。再舉一例與醫療文化有關者,1893年前後,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解剖學教室的守則寫,擺列解剖刀要「如同兄弟倫常,要長幼有序,不得紊亂……」,這是十分有意思的記錄。現今的人不會這樣寫,但對當時來說,這是科學語言的一部分。守則要讓讀它的人有感觸,而讀者正好是日本第一代的西洋醫學生,以當時的文化背景來說,倫常與武士刀一類的概念,反而是最適當的溝通方式。這些解讀來自歷史觀點,與純粹的醫學專業已有所區隔。就如同劉士永老師的架子上會留著舊的醫學辭典,而醫學生則全心關注最新的知識。

「我們都對現在的醫學感覺理所當然,但它從來不理所當然。」很多人都認為科學知識是建立在正確的基礎上發展,但未必盡然,有時是在錯誤中走向正確的道路,也有許多論點並不是在一開始就取得應有的地位,中間有著曲折的過程。在歷史中,我們得以看見科學、醫學的演變。同樣地,對於醫療史的文獻收集,有些可能充滿「錯誤」的資料,以醫學角度容易因它錯了、落伍了而忽略,但其實這些「錯誤」背後有許多有趣的故事,跟當時的時代背景與文化息息相關。從這樣的醫學史中,我們反倒可以看出整個社會的脈絡、背景以及發展。

作者:姚云喬,科教中心探索講座特約寫手。
責任編輯:Kerina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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