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時期的防護裝具與兵器：甲、冑、干、盾（三）
盾是手持式的防護兵器，殷墟出土的商代盾是目前中國最古老的發現。商代晚期金文和甲骨文中有個和考古所見的商代盾極為相似的字，應是當時盾的象形，而該字下加「口」的「古」字，造字初義則是藉盾來表示堅固，加「口」是強調盾不再表該物，而是表該物的堅固特性。今日所使用的「盾」字源於小篆，與甲骨文象盾之字不同。小篆「盾」字的字源與造字初義長期以來為學界所關注，但長期以來沒有定論，近年則有字形是由下半象形的盾和上半作為聲符的「允」訛變後所構成的看法，可備一說。西周青銅器五年師史簋銘文有個舊釋為「盾」的爭議字，目前應是個不表名物的未釋字。同器銘文上還有個「十」字形的字，過去也被釋為「盾」，但可能應釋作「干」，所象包含方形的盾及上有羽飾下有鐏的圓楯，此看法可從西周中、晚期金文的「博」（「摶」）字獲得旁證。
撰文｜江柏毅
盾是冷兵器時代常見的防護兵器，殷墟考古發現有中國目前年代最早的盾。小屯167號豎跪葬墓所出土的一件，其外框架是以直徑約三公分的三根豎木、二根微弧的橫木合組而成，正面中央略為外突起脊。盾面是以材質不明的編織物裹裡，後再於外層蒙皮、塗棕色漆，並以紅彩繪製兩頭相背的對稱虎紋。該盾左、右兩端豎木均有上、中、下三節痕跡，應與蒙皮的繫縛有關，中央豎木中段的兩節痕跡則為持握的把手位置。該盾高八十公分，上寬六十五公分，下寬七十公分，整體呈梯形，出土時與一柄戈成組放置在一起（圖十五）（註二十四）。盾與戈在商代是步兵所使用的配套兵器，商代晚期金文族徽和甲骨文中也可見到一人手持戈、盾的圖像文字（圖十六）。
盾是冷兵器時代常見的防護兵器，殷墟考古發現有中國目前年代最早的盾。小屯167號豎跪葬墓所出土的一件，其外框架是以直徑約三公分的三根豎木、二根微弧的橫木合組而成，正面中央略為外突起脊。盾面是以材質不明的編織物裹裡，後再於外層蒙皮、塗棕色漆，並以紅彩繪製兩頭相背的對稱虎紋。該盾左、右兩端豎木均有上、中、下三節痕跡，應與蒙皮的繫縛有關，中央豎木中段的兩節痕跡則為持握的把手位置。該盾高八十公分，上寬六十五公分，下寬七十公分，整體呈梯形，出土時與一柄戈成組放置在一起（圖十五）（註二十四）。盾與戈在商代是步兵所使用的配套兵器，商代晚期金文族徽和甲骨文中也可見到一人手持戈、盾的圖像文字（圖十六）。
商代晚期金文和甲骨文中有個和上揭考古所見的商代盾極為相似的字，應是當時盾的象形（圖十七），同時期還有個在該字下加「口」，由唐蘭於1935年隸定為「古」的字（圖十八），從延續甲骨文字形而來的西周金文「古」字可觀察到「口」之上的盾形逐漸線條化，首先縮減為豎筆中段上的肥筆，再向左右延伸成為「十」形，為小篆所本（圖十八）。關於「古」字的造字初義，許多學者都認為只是藉盾來表示堅固，「古」為後起的「固」之初文，在盾之下加「口」只是用來強調盾不再表示該物，而是表達該物的堅固特性。
圖十八所示的商代晚期金文和甲骨文很早便分別由羅振玉和于省吾釋為「盾」，並獲得許多學者認同，但客觀而言它們與今日所使用，源於小篆並在之後隸變發展而來的楷體「盾」（圖十九）字形顯然有別。
小篆「盾」字的字源與造字初義長期以來為學界所關注，主要有形聲、會意兼聲和會意三種說法。主張「盾」字為形聲字的學者或認為該字从「目」「厂」聲或从「目」「厈」省聲。持會意兼聲說的學者則是參考了甲骨文的「循」字（圖十九），認為「盾」字的聲符由「循」造字構件裡「目」上帶短豎筆（即甲骨文的「直」字）的符號演變而來，而「厂」則是形符。持會意說的學者一部分認為「盾」字可拆分為「目」與「厂」下帶「十」字形的符號兩部分，「厂」為盾的側視形，「十」字形象盾之握把，「目」則象盾之使用，但也另有一部份學者根據西周晚期青銅器五年師史簋器內和簋蓋上所見銘文字形（圖十九），認為「盾」字的「目」以上部分是由銘文上半的側立人形演變而來，整體是會人持盾。還有學者認為「盾」字的「目」象盾，「目」之上的構件為拇指與四指併攏的手形，整體會以手持盾。于省吾則同樣根據師史簋銘文字形來主張會意兼聲說，他認為銘文上半部象側立人形，而下半部為盾的象形兼聲符（詳見下文）。這些看法由於在字形構件的象形解釋上都帶有幾分臆度，故長期以來都沒有獲得學界共識。
趙平安近年根據湖北曾侯乙墓竹簡中幾個可隸定為从「盾」从「戈」和从「韋」从「盾」的字（圖二十提出了小篆「盾」字是由下半象形的盾和上半作為聲符的「允」訛變後所構成的看法（註二十五）。若是，考量到曾侯乙下葬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433年的戰國早期，「盾」字由象形聲化的過程勢必發生在西周至戰國間。林沄曾引于省吾舊說，指出一個見於西周中期終簋銘文裡从「盾」（註二十六）从「豚」（由「犬」和「肉」兩構件組成）从「又」可讀為「盾」的字（圖二十）便是「盾」的累增字，而作為聲符的「豚」恰好說明了該字「盾」形構件的讀音。趙平安進一步綜合了林說，認為「豚」和「允」都可作「盾」的聲符，但相較之下「允」字形較簡單，而文字演化多是由繁為簡，故从「允」的「盾」字沿用了下來。不過何景成與蘇建洲指出林沄的看法其實證據不足，因為該字所謂的「盾」形構件也可能只是加註的意符罷了，與聲無關。
自1962年郭沫若首先將圖十九所示的五年師史簋銘文字形釋為「盾」之後，學界長期以來多從其說，但董蓮池指出其實郭氏在論文中並沒有解釋該字為何釋為「盾」，推測原因可能與該字與小篆「盾」相似度極高，一目瞭然而無須解釋之故。但該字真的可以逕直釋為「盾」嗎？過去在認同郭說的基礎上，于省吾認為該字上半部是「人」，下半部除了作為聲符，也象盾有（盾握）有紋理之形，整體文字會人持盾扞身。劉昭瑞與趙平安則同樣認為該字下半部象盾形，但上半部是作聲符所使用的「氒」（厥），全字應釋為「」（註二十七）。考量到目前學界若已能從曾侯乙墓竹簡一窺小篆「盾」字上半為「允」之訛後，五年師史簋這個字的上半部顯然非「允」，所以無論將它釋為「盾」或「」便均無道理。董蓮池也指出，過去對於五年師史簋銘文的斷句其實有誤，在對照了類似的青銅簋賞賜銘文斷句之後，正確應是「儕（賜）女（汝）盾五昜，登△生皇畫内、戈琱……」（△表此未釋字）（圖二十一），顯然△不是表名物（註二十八），而△該釋為何字迄今仍屬未知。
考量到目前「盾」字在戰國時代以前仍沒有確信的字源，學界對該字的造字初義也沒有完全合理的解釋，所以將圖十七所示之商代晚期金文、甲骨文字形釋為「盾」其實有疑義，那麼該字又該如何隸定呢？這個問題仍需由上揭五年師史簋銘文的未釋字△與銘文內容談起。
過去有部分學者在誤以為五年師史簋銘文未釋字△為「盾」的情況下，思考該器銘文「儕（賜）女（汝）『盾』五昜，登△生皇畫内、戈琱……」中在「五昜」之前呈「十」字形的字若同樣釋為「盾」（圖二十一）（註二十九），便會出現用法一致的同一詞同時出現在銘文中，卻用完全不同的字形來表示的問題，故主張呈「十」字形的字應釋為「干」。此看法根源於郭沫若對圖十七所示文字的釋字看法，他當時認為儘管該字為商代晚期盾的象形，但應讀為「干」，因為「盾」是一個後起字（註三十）。郭沫若認為「干」字所象包含方形的盾及上有羽飾下有鐏（柄下端的金屬套件）的圓楯（亦為一種盾），此看法可從西周中、晚期金文的「博」（「摶」）字獲得旁證。「博」字在聲符「尃」旁有「十」字形、「十」字形頂端分岔形、一豎筆中間圓形、戈形等意符（圖二十二），從「博」、「摶」本義是打鬥、對打來看，它們應都是義近的形符通用，故可知方盾與圓楯其實可歸為同類器物。另根據宋代《集韻》：「楯，干也，或省」、「盾、所以扞身蔽目者，通作楯」，可知干、盾渾言不別。成書年代可能在西漢晚期，由揚雄所編撰的《方言･第九》即云：「盾，自關而東或謂之瞂，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
註釋
註二十四：殷墟考古常見戈、盾同葬現象。
註二十五：甲骨文的「允」字是一個象形字，象側立人形負雙手於後，為「夋」之初文，造字初義是一人負手而行。西周早期之後金文的「允」字，如班簋和秦公鐘銘文所見，則是在甲骨文字形的基礎上將上半部改為从「㠯」（「以」）」字，作為「允」的聲符（圖二十），為古文字演化中常見的變形聲化。曾侯乙墓竹簡上隸定為从「盾」从「戈」和从「韋」从「盾」的字上半部構件與甲骨文、西周早期金文的「允」字，以及年代較曾侯乙墓竹簡稍晚的楚系簡帛「允」字（圖二十）都極為相似，且「允」和「盾」字的古音前者屬餘紐文部，後者屬船母文部，音相近，且在傳世、出土文獻有通用案例，故可知「允」可作「盾」的聲符。
註二十六：在此僅是引羅振玉、于省吾看法，將此橫畫略寬的十字形符號權宜釋為「盾」。
註二十七：劉昭瑞引《說文解字》：「，盾握也。从盾圭聲」，並指出「圭」、「氒」上古音同韻近，前者在見紐支部，後者在見紐月部，說明「氒」在此是替代了「圭」作為聲符。趙平安則進一步指出許多見紐支部字和見紐月部字，如「䳏」和「鴂」可通假為證。
註二十八：「名物」為訓詁學用詞，指屬於某物類的特定具體之物。
註二十九：跟去「古」字西周金文的前後期演變，可知此「十」字形由盾形而來。
註三十：沈之杰也認為「盾」、「干」二字相較，若從傳世文獻的角度來看，「干」字的用例出現較早，而從漢藏語系 (Sino-Tibetan languages) 的角度來看，「干」在藏緬語 (Tibeto-Burman languages) 中均有同源詞，產生時間應較早。按漢藏語系的起源與擴散雖然在學界仍有爭議，但目前以中國北方說為主流，認為與新石器時代從事粟作農業人群的快速人口擴張有關，漢語 (Sinitic languages) 是最早從原始漢藏語 (Proto-Sino-Tibetan language) 分化出去的，與後來向西南擴散、分化的藏緬語有共同的原始語。漢語的分化始於距今八千至六千年間，而藏緬語的分化可能在距今四千八百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