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甲骨文「狐」字考訂而起的「霾」字隸釋談「貍」為何物動物
由甲骨文「狐」字考釋而起的爭議牽涉到一個過去隸釋為「霾」的字，有學者認為這個字的動物形聲符舊釋為「貍」，其實應為「狐」，有著修長身體，或弓身，嘴尖，大耳，長尾下垂的特點，也因此該字應重新隸定為从「雨」「狐」的字，表雨下得過多，或表下雨時天空昏暗、空氣混濁的狀態。西周金文「貍」字的形符有尾部上翹之特點，若再參考早期文獻，可證貍是一種類貓動物，與人關係親近、擅於捕鼠且喜食雞，推測為石虎。「貍」非指今日的家貓，原因在於家貓是外來種，在西周時期尚未被引入中國。家貓至遲在西漢初年被引入中國，進入之初並未立刻取代石虎作為解決鼠患的幫手。早期文獻裡的「貓」常與猛獸並舉，也能捕食田鼠一類動物，又為狩獵對象，推測較可能是歐亞猞猁。
撰文｜江柏毅
學界對於甲骨文「狐」字的考訂仍有爭議，單育辰認為一個見於《合》10220的字才是「狐」（圖一），而以該字作為構件的甲骨文字還包含一個長期釋為「霾」，以及一個「八」下有動物形的字（圖一），其共通點皆為動物的身體修長，或弓身，嘴尖，有大耳，長尾下垂，顯然為狐形。他另舉一個見於《合》10982中一個可能由該動物形與甲骨文「壺」字所組成的文字為證（圖一）（註一），推測左側的狐形是作為「壺」的附加聲符使用。
單育辰所認為甲骨文「霾」字「雨」下作為聲符使用的動物形其實非「貍」是有道理的，因為它與西周中期金文「貍」字作為形符的動物明顯不同（圖二），前者尾部總是下垂，而後者尾部上翹。與金文「貍」之動物形符相似的字也見於北京琉璃河1193號墓出土的西周早期克罍銘文（圖二），同樣有著尾部上翹的特徵（註二），所以這個過去釋為「霾」的甲骨文字其實也有爭議。姚孝遂便曾指出：「《爾雅･釋天》：『風而雨土為霾』，孫炎注：『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雨土為霾』，雨為動詞。霾由土起，既已有雨則不得復有霾。《合》13467：『貞茲雨隹霾』、『貞茲雨不隹霾』明言有雨，何得有霾？」（註三）。單育辰從包含這個爭議字，但數量極為有限且內容又部分殘缺的卜辭內容推測，這個應重新隸定為从「雨」「狐」的字似乎是表雨下得過多的意思，夏炎則認為應是表下雨時天空昏暗、空氣混濁的狀態。
西周中期金文「貍」字形符的動物並無法從該字所出貍作父癸尊青銅器銘文得知，因為「貍」字在此僅作族氏名使用，不過早期典籍裡所記載與「貍」有關之敘述卻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
文獻載明，貍在早期應是指某種與人關係親近、擅於捕鼠且喜食雞的類貓動物（註四），若根據近年研究，可能即距今約五千餘年被短暫馴化過的石虎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註五），也就是俗稱的豹貓，為中國原生種，「貍」字的形符應就是石虎的象形。若從克盉銘文裡的動物字來看（圖二），牠的口部前端上下均可見彎曲的尖牙，亦符合貓科動物的典型特徵。克盉銘文裡的這個動物字與睡虎地秦簡、小篆的「豸」字極為相似，應也釋作「豸」。如是，甲骨文中一個有著大口、修長身軀和長尾特徵的動物形字（圖三）應也可釋作「豸」。
金文「貍」字的形符絕非今日家貓 (Felis domesticus) 的原因，在於作為外來種的家貓在西周時期尚未被引入中國（註六）。家貓來到中國的確切時間目前尚無定論，但從公元前一世紀中葉北京大葆台漢墓陶鼎、陶罐內及西安漢長安城城牆西南角發現有家貓遺骨研判，家貓可能在漢帝國直接透過河西走廊與西方世界接觸前便已來到中國（註七），但年代上限仍舊不詳。若從戰國至漢代文獻中「以貍捕鼠」記載常見之現象來看，家貓進入中國之初也並未立刻取代石虎作為解決鼠患的幫手，大葆台漢墓與長安城所發現的家貓遺骸反而說明牠們可能有一定比例是作為肉食資源或藥材利用（註八）。
由於家貓被引入中國的時間甚晚，甲骨文與兩周金文都不可能有字來指稱家貓，但有趣的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裡卻有「貓」，《詩經･大雅･韓奕》在形容西周韓侯的封國疆域時用了「有熊有羆、有貓有虎」的敘述，是中國最早文字記載的「貓」。年代稍晚的《逸周書･世俘解》也有「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鹿三千五百有八」的記載。成書於西漢的《禮記》在〈郊特牲〉篇所記載的一段周代農業祭祀中則提到「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這三條文獻裡的「貓」不僅與熊、羆、虎等猛獸並舉，也能捕食田鼠一類的動物，又為狩獵的對象，顯然不可能是溫馴的家貓。由於當時古人利用「貍」來捕鼠較為常見，有學者即推測這裡的「貓」也不會是石虎，而較可能是歐亞猞猁 (Lynx lynx)，因為其外形似貓，但體型比貓大得多，卻又小於虎、豹，屬於中型貓科動物。
家貓雖然至遲在西漢初年已被引入中國，但奇怪的是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並沒有收錄「貓」字（註九），可能的原因是當時家貓的畜養還沒有廣泛流行，數量仍少，時人對這種動物了解不多，更遑論替代也擅於捕鼠的石虎。不過到了公元三世紀在曹魏經學家張揖所編纂的《廣雅》中提到「貔貍，貓也」，這是首次貓與貍開始相提並論，可見當時貓已漸廣為人知，也因同為小型貓科動物的關係而與貍作了相比。在年代更晚些的晉代，郭璞對《爾雅》作注時也於「蒙頌，猱狀」寫道：「即蒙貴也。狀如蜼而小，紫黑色。可畜，健捕鼠，勝於貓」，可知當時家貓已用於捕鼠，只是效果相較其他競爭者不一定同樣良好。中國普遍開始馴養家貓的時間至遲應在南北朝時期（註十），而在漢初至魏晉這段時間應是人與家貓間反覆試探、互相改變以期能互利共生的過渡階段。
註釋
註一：甲骨文的「壺」字是各種青銅壺的象形，異體字相當多。
註二：1986年與克罍同出於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1193號墓的克盉也與克罍有著相同內容的銘文，但這個動物字的寫法不同，克盉上的字形尾部朝下（圖二），但該字顯然已脫離寫實動物象形，因此尾部朝下可能是文字抽象、筆畫化的結果，但其口部前端有彎曲長牙、頭頂帶尖耳的特徵仍保留部分的象形。
註三：《甲》2840為對貞卜辭，如順著「霾」的釋字解釋，所貞問的是這場雨會產生沙塵灰霾嗎？這場雨不會產生沙塵灰霾嗎？
註四：《爾雅･釋獸》：「貍子，」、《法言》：「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貍變則豹，豹變則虎」、《說文解字》：「貍，伏獸，似貙。从豸，里聲」。又如《莊子･秋水》：「捕鼠不如狸狌」、《商君書･農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貍餌鼠爾，必不冀矣」、《韓非子･揚權》：「使雞司夜，令貍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呂氏春秋･不苟論･貴當》：「貍處堂而眾鼠散」《淮南子･主術訓》：「譬猶雀之見鸇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也」、《淮南子･泰族訓》：「貍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捕雞也」、《說苑》：「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貍」、《論衡･福虛》：「猶貍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貍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文選･四子講德論》：「是以養雞者不畜貍」。
註五：2001年考古學家在陝西泉護村遺址發現兩隻貓的八塊頭骨化石，後根據碳、氮同位素分析結果，判斷其中一隻明顯食用大量粟米，間接表明這隻原是肉食性的貓極有可能受到人類豢養並餵食農作物；而另外一隻貓年紀顯得較大，推測曾受到人類照顧，才得以較為長壽。近年科學家進一步分析了泉護村以及另外兩個中國村落遺址的貓骨骼，鑑定應來自石虎。科學家也指出，由於所鑑定的骨骼比野生石虎略小，是重要的馴化特徵。另由於其中一隻貓的骨骼保持相當完整，顯然是被仔細安葬，故當時的馴化石虎可能與人類有密切關係，儘管牠們的馴化程度不如現代家貓，但至少是處於馴化的早期。
註六：今日中國日常所見的家貓其實皆源自於近東野貓 (Felis silvestris lybica) 在距今一萬年左右的單次馴化事件。研究顯示公元前940至775年間家貓才出現於絲綢之路西端的哈薩克，因此家貓引入中國的時間不太可能在西周時期。
註七：清代王初桐所編纂之《貓乘･卷五》中有「《玉屑》：中國無貓，種出于西方天竺國，不受中國之氣。釋氏因鼠咬壞佛經，故畜之。唐三藏往西方取經帶歸，養之，乃遺種也」，但此說顯然與考古證據有出入。
註八：東漢王充《論衡･福虛》記載：「猶貍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貍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中也有貓頭骨、貓肉、貓肝入藥的記錄；李時珍也說：「時古方多用貍，今人多用貓，雖是二種，性氣相同，故可通用。」
註九：今日《說文》卷九下有「貓」字，注解爲「貓，狸屬。從豸苗聲。莫交切。文一新附」，「新附」指的是宋太宗雍熙年間徐鉉奉詔校訂《說文》時所新增的文字，所以今日《說文》注解中貓屬於貍的一種，其實是宋人觀點。
註十：唐代釋玄應、釋慧琳在所編纂、增補的《一切經音義》中解釋「貓貍」時提到：「貓，捕鼠者也」、「顧野王云：『（貓）似虎而小，人家養畜，令捕鼠。或從犬作猫，俗字也。』下裏知反。顧野王云：『（貍）亦似虎而小，野獸，亦貓之類。俗謂之野貓。好偷人家雞食之。』」顧野王為南朝梁至陳時代官員，從其論述可知當時南朝已畜養家貓捕鼠，而貍也已改稱野貓。家貓之所以在南北朝時終得名為「貓」，可能是因為其捕鼠的用途與過去《禮記》中所載貓「食田鼠」有所關聯，在「貓」喪失了早期的猛獸義的情況下，被重新借來表家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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