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的「舟」字與商代的水上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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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中晚期中原遍布的河網是人群交通的方便途徑,人們普遍使用舟具渡河,甲骨文的「舟」字即當時獨木舟的象形。卜辭中有許多商王乘舟、建造或進貢舟的貞問,而一些以「舟」為構件的未釋字也表現了當時的操舟方式,如持篙、槳。商代應沒有帆。甲骨文的「受」和「朕」也與舟有關,前者表交付、收受,後者則可能表持工具修補船縫,但商代此義已失,成了一個商王自稱的假借字。

撰文|江柏毅

商代處於全新世氣候最適宜期 (Holocene climatic optimum) 的尾聲,當時華北的氣候環境與現今長江流域類似,從甲骨文裡許多如水、川、泉、淵、州、派等與水相關的字和卜辭中數量達百餘個的水名推測,商代中晚期的中原應是多河川湖澤的環境(註一),遍布的河網提供著人群方便的交通。甲骨文中有幾個左腳與右腳在「川」中、「川」旁或分別在「川」之兩側的會意字(圖一),整體表現為徒步涉水,後隸定為「涉」,在卜辭中常見「涉河」、「涉于河」等詞,且由於「河」在卜辭中多指黃河,故類似的詞彙應指利用水上交通工具渡河。商代的水上交通事蹟也見於一些早期文獻,如《尚書・盤庚》:「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尚書・說命》:「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可知商人遷徙使用舟船渡河。

圖一:甲骨文的「涉」字|來源:作者提供

「舟」之所以通「船」,若根據西漢語言學家揚雄所著中國第一部記錄方言的著作《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簡稱《方言》),是源自於東周時期關西的秦人(註二),以及秦在統一六國後的推廣。

商代晚期金文和甲骨文中的確有「舟」字(圖二),金文橫書,甲骨文字形則直、橫書不定,兩條同方向彎曲的長筆表船舷,長筆間的短橫畫表船之艏艉,前後稍起翹的結構可防止上浪,整體字形呈現著舟的立體形象,與目前出土的兩艘商代獨木舟極為相似(註三)。曾有學者根據「舟」字字形推測商代的舟應已不是原始的獨木舟,而是拼接而成更為先進的木板舟,但現今早於商代或商代的考古發現其實並沒有充足證據來證實這個說法(註四)。

圖二:河南信陽出土的商代獨木舟以及商代晚期金文、甲骨文的「舟」字|插圖來源:信陽博物館

中國目前所發現最古老的獨木舟出土於浙江杭州蕭山跨湖橋遺址,年代約距今7700至7600年(圖三)。從出土時周遭散落的遺跡研判,這艘獨木舟當時應是在一處湖畔木作加工場進行修復,但因不明原因而被遺棄(註五)。中國各地迄今也發現有少量年代較跨湖橋獨木舟略晚的史前獨木舟、船具和船模型,如距今7000至6000年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的木槳、陶塑獨木舟模型、浙江餘姚田螺山遺址的獨木舟模型、浙江桐鄉羅家角的殘存木槳、距今5000年餘杭茅山的獨木舟、距今4900年浙江餘姚施嶴的獨木舟、距今4200至4000年浙江吳興錢山漾的木槳,和距今4200至4000年浙江杭州水田畈的木槳。歷史時代早期的獨木舟各四艘,則分別見於河南信陽和江蘇武進淹城,前者年代為商代中期至西周初,後者則介於西周至春秋。就製作技術而言,上述所有獨木舟均以整段圓木鑿挖而成,反映著《易經・繫辭》中古人「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之記載,未見顯著的技術進展,僅舟體形態、規模有所差異罷了。

圖三: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出土獨木舟遺跡|來源:《跨湖橋》

在卜辭裡「舟」字除了作為人名、地名或國族名使用外(註六),多表名詞的舟船。在卜辭裡「舟」也用作動詞,表出航,如《合》30757「惟丁舟」、「惟乙舟」、《屯南》4547「惟壬出舟」、「惟癸出舟」,所問都是商王該在哪個以天干紀日的日子出航。商人乘舟的形象表現在族徽銘文中簡化為一人正立於舟上(圖四)。

圖四:表現出商人乘舟的族徽銘文|來源:中研院史語所小學堂族徽資料庫

甲骨文中可見幾個舟在「水」中、「水」上或「水」旁的字(圖五),可能即後世「洀」字的初形,舟的數量大多是一艘,但也見有二艘的字形,而在甲骨文中數量二以上偶表多數,也因此可能是要表現船隊的巡行。

圖五:甲骨文的「洀」字|來源:作者提供

從甲骨文字形也可略知商代的操舟方式,如一個雙手扶於舟艉的未釋字所表現的應是淺水域的逆水推舟(圖六)。商代操舟理應有槳,畢竟槳在新石器時代已經出現,可惜的是目前考古工作尚未幸運找到商代木槳。儘管如此,甲骨文字中仍可見到幾個象一正立或側立之人持篙撐渡,或也可能表持槳划水的未釋字(圖六),至少證明了商代行舟確實使用長柄工具。這幾個持工具行舟的未釋字在卜辭中用作動詞,表征伐、入侵,常用於貞問某個方國,如羌方或方方,是否會以水路方式自東面侵擾商?而若從《合》655「戊□卜,㱿貞,令□□□古取舟,不若」「貞,勿令□□□古取舟,不若」(其中「令」後第三個未釋字即表入侵、征伐的字),對貞二詞的可能意思是商王該或不該命令□乘舟前往某地進行軍事征伐?再從《合》7345與軍事有關的內容來看「□寅卜,□貞,□三千人伐」、「□寅卜,㱿貞,翌乙亥不其易日」、「□亥卜,賓貞,羌舟啟王□。」其中第一辭指的是調動三千人的軍隊,第二辭則是選擇適宜的天氣出征,第三辭則是表羌所率領的舟師先行啟動,而商王的軍隊駐紮在後。

圖六:甲骨文中幾個表現出水上行舟的未釋字|來源:作者提供

在商代最後一位商王帝辛(即史書中的紂王)遭周武王攻滅的決定性戰役前,《史記・周本紀》曾記載「(武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說明周軍在孟津渡黃河時曾使用舟船搶渡,而從軍隊規模來評估,當時用於軍事用途的舟船數量應相當可觀(註七)。當時這些軍用舟船的結構、規模、組織是否如史載春秋末吳越爭霸規模宏大且結構複雜、能夠用於海戰的戰船,則不得而知(註八)。

相較於篙、槳,風帆是帶動船舶前進更為有效的工具,但商代是否已發明風帆則仍有爭議。主張商代已有風帆的學者所持論點主要有二,他們將甲骨文的「凡」字(圖七)視為帆的象形,並從商代已有遠距離貿易、遠洋文化傳播的角度出發,認為只有使用風帆才能讓船舶作長途航行。反對的學者則認為在甲骨文中以「凡」為構件的字中其實都找不到以「凡」為帆的象形或會意,且在早期儒家經典中有「凡」字的856個句子也無一能將「凡」釋為「帆」(註九),同時在先秦時期諸子百家著作,甚至是包含《史記》在內的西漢典籍中,也都找不到隻桅片帆。如若商代已發明風帆,但西周至西漢時期文字量如此龐大的文獻典籍裡卻沒有帆之載錄,的確是難以想像的(註十)。反對商代有帆的學者以戰國時期與海上航行有關的諸多文獻和少量青銅器紋飾為證,多主張帆應是戰國時期至東漢間的發明。

圖七:甲骨文的「凡」字以及安陽西北崗1001號大墓出土長方形漆木板輿和大理石對尾雙伏獸(虎)形立雕|中研院歷史文物陳列館網站、孫機2017《中國古代物質文化》

卜辭裡有許多商王乘舟巡遊的貞問,如《合》24609「乙亥卜,行貞,王其尋舟于河,無災?」《合》24608「□丑卜,賓貞,王其尋舟于滳,無災?在八月。」此二條卜辭裡的「河」指黃河,「滳」之所指為今日哪條河川則仍有待釐清;尋舟一說即循舟,也就是順水而行之義。卜辭中還可見到「杸舟」一詞,見於如《合》32834「庚午卜,叀大史杸舟。叀小史杸舟。叀□令杸舟。惟□令、惟戈令。」一說「杸舟」為擢舟,也就是行舟,意思是貞問該讓大史、小史、□、□還是戈負責行船?另說「杸舟」為解舟,意思則是貞問該讓大史、小史、□、□還是戈負責將舟纜解開出航?還有一說將「杸」字釋為「析」,整體意思則成為貞問該讓大史、小史、□、□還是戈負責舟的製造?

根據卜辭《合》13758「己巳卜,爭貞,作王舟…」以及主管舟船的職官「尹舟」(或「舟尹」),可推知商王的舟是專屬且可能有專人負責建造的。從《懷特》1456「王其省舟…」推測,商王曾視察舟,至於是視察舟數或舟況,還是其他與舟有關的事務則無從知悉。而從《合》11460、《合》11462的對貞可知,商王總是關心著「禽」是否能「來舟」或「得舟」,意思可能表「禽」向商王納貢舟,或將舟建成後送達王所。另從《合》795「貞,羊畀舟」、《合》10989「貞,馘任䨥畀舟」可知(註十一)除了禽以外,羊與任䨥也曾向商王進貢舟。商代晚期金文與甲骨文的「受」字即象一手交付舟予另一手之形(圖八),字義則有授予和收受兩種。

圖八:商代晚期金文與甲骨文的「受」字|來源:作者提供

商代晚期金文和甲骨文裡還有一個雙手捧持棒狀器物,一旁為一艘舟的字,隸定為「朕」(圖九)。根據《說文解字》:「朕,我也。闕。」表明許慎其實也不明白「朕」字的字源,僅能解釋其為所知的第一人稱代詞。若從字形來看,「朕」字應是一個會意字,且與舟有關,但在卜辭中「朕」已是商王的自稱,通常出現於王自卜卜辭裡,而非貞人卜辭,顯見在商代晚期「朕」字已被假借。清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寫道:「按朕在舟部,其解當曰舟縫也。從舟,灷聲。何以知為舟縫也。考工記函人曰:視其朕,欲其直也。戴先生曰:舟之縫理曰朕,故札續之縫亦謂之朕,所以補許書之佚文也。本訓舟縫,引伸為凡縫之偁。」由此可知段玉裁主張「朕」之舟縫義與衍伸而來的縫隙義實源自於《考工記》中對皮甲製作的記載,而若回歸到甲骨文字形,「朕」字从舟,並同時參考後世文獻裡釋「朕」之縫隙義,甲骨文「朕」字原意可能是雙手持工具修補舟縫。

圖九:商代晚期金文與甲骨文的「朕」字|來源:作者提供

在商代青銅器族徽中也可見到側立之人乘舟,肩上擔杖兩端垂掛著數串貨貝 (cowries) 的形象(圖十),常被詮釋為商人透過水路持貨幣進行貿易的證據,但考古所發現的商代貨貝是否確實具備通貨功能其實仍有爭議(註十二),也因此水路貿易之說不可盡信。

圖十:表現出商人乘舟,肩上擔杖兩端垂掛數串貨貝的徽族銘文|來源:中研院史語所小學堂族徽資料庫

 


註釋

註一:氣候研究顯示中原地區氣候環境直到商末周初才轉趨乾旱寒冷。商末周初以前黃河流域水土流失情況並不因早期農業發展而顯得嚴重,因此有航運之利。黃河中下游水土流失加劇之始應在兩周之際,並可能在春秋、戰國之交至漢初漸失去了復原彈性,而此後水土流失情況愈形嚴峻。

註二:根據《方言・第九》:「舟,自關而西謂之船,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

註三:古代水上交通工具大多利用有機材質製成,難以於濕熱環境中長期保存。2009年河南信陽息縣淮河河床下曾發現一艘距今約3500年的大型獨木舟,長9.28公尺,最寬處0.78公尺,高0.6公尺,由一圓木整體剖鑿而成(圖二)。1982年山東榮成松郭家村海濱泥灘也曾出土商代獨木舟,長3.9公尺,最寬處約70餘公分,船艙有兩道隔樑。

註四:1979年山東廟島群島大黑山島曾發現年代距今約4000年,早於商代的木舟尾部,由於其板材平整,厚度約5公分,榫卯結構也依稀可辨,因此被推測為木板舟遺留,但部分學者認為該舟舟體其實嚴重殘損,故可信度不高。

註五:跨湖橋獨木舟是用火燒出松木槽腔後再以石器刳製而成,殘長5.6公尺,一端已遭磚瓦廠取土破壞無存,另一端基本完整,船艏上翹,略較船身窄。船舷僅在艏部分保存約1.1公尺,其餘部位的側船舷均以整齊的形式殘去。獨木舟整體深度平均,船體較薄,底部與側舷厚度均為2.5公分左右。獨木舟周圍規律分布有木樁和柱洞,舟體東北端底部墊有一根未經修削的松木橫木;舟體中部西側有一根橫木板,偏南則發現有一塊上不平整的大石,緊枕舟體。獨木舟東南側堆有成堆木料與自然樹枝,部分與獨木舟平行放置;舟體兩側各發現一支木槳。木堆與舟體周圍發現有礪石,三個錛柄和多個石錛,一旁的堆料推測為邊架艇用料。

註六:在商代青銅器中可見到以「舟」為族徽的器物,如舟鼎、亞舟鼎、舟父甲卣等。舟人於武丁時代與商為敵對關係,在卜辭中可見商征伐舟人的占卜,此後舟人便臣服於商,協同參與商的對外征伐。舟人之記載也見於《國語・鄭語》:「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卜辭中有「舟」一詞,見於《合》32389「…舟自上甲、祖乙牛一,父丁…」,也見於《合》32850、32851、32852的三次貞問「丁卯貞,王令禽奠舟」等,可能的意思是商王命令禽進行奠與舟的祭祀,「舟」在此可能指作為人牲的舟人。

註七:但唐代所編纂的類書《藝文類聚》引可能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太公六韜》僅記載「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尚為後將,以四十七艘船濟於河。」

註八:據《史記・吳太伯世家》:「齊鮑氏弒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類似的記載也見於《春秋左傳・哀公十年》:「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宋《太平御覽》引《越絕書》提到「伍子胥水戰法,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艫三人,操長鉤矛斧者四吏,仆射長各一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鉤矛、長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昭明文選》李善注中也引《越絕書》提到「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

註九:若從商代晚期金文、甲骨文「興」字的構件「凡」來看,「凡」可能是一種可載人的板輿。安陽西北崗1001號大墓槨室頂上曾發現三件漆木長方形板輿(圖六),四角有柄,每件總長2.3公尺,輿板長1.7公尺,正可用於抬人。另在1001號大墓翻葬坑中發現一件大理石對尾雙伏獸(虎)形立雕(圖六),與漆木器板輿相似,長84.7、寬41.2、高12.7公分,重99.8公斤。

註十:公元二世紀初的東漢馬融的《廣成頌》中首見「張雲帆」一詞,而在年代稍早公元一世紀末李尤的《舟楫銘》中則有「相風視波,窮究川野」之載,可能也暗指風帆的使用。

註十一:「畀」在卜辭中表示付與,可同時用於上對下或下對上。

註十二:有學者研究指出,貨貝具有有價貨幣功能是直到西周中期才有有力證據支持,此前商代與西周早期的貨貝主要是用於裝飾和喪禮,或僅具儀式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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