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監」與上古中國的鑑、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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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與早期金文的「監」字是一個會意字,字形由強調大眼的跽坐之人和「皿」共組而成,彎腰俯視的姿態表明此人正透過水的反射檢視著自身倒影,字形反映著上古時期中國人的盛水照容之俗,此生活習慣一直要到戰國晚期銅鏡逐漸流行才有改變。銅鏡於中國西北出現甚早,略晚的商代和西周早期許多遺址也有零星出土,但中國人盛水照容之俗持續甚久的原因可能與早期銅鏡在中國為域外文化起源和傳入初期的普及性、功能有關。

撰文|江柏毅

 

甲骨文與的「監」字是一個會意字,字形由擁有大眼的跽坐之人和「皿」共組而成,彎腰俯視的姿態表明此人正透過水的反射檢視著自身倒影(圖一)。商代晚期金文的監字與甲骨文字雷同,在皿中增添了一個圓圈,強調皿中有水。西周早期金文的「監」字延續著早期字形的創意,僅將皿略改為帶提耳的盆狀。到了西周中期「監」字開始由圖形轉趨抽象化,大大的眼睛轉變為「臣」字形,人體也逐漸與大眼脫離並出現訛變,變得越來越不像人形。西周金文抽象化的「監」字為戰國晚期秦系文字所承繼,再為筆畫化的篆、隸、楷體「監」字所本(圖一)。

圖一:各時期的「監」字與吳王夫差鑑(圖片來源:《中國古代青銅器》)。

 

甲骨文的「監」字發現數量相當少,迄今僅見於卜辭《合》27740、27742和30792,用法不甚明確,可能表監看,或表人名。金文的「監」字根據西周早期䧹監甗銘文「應監作寶尊彝」,為官名,表周王派遣至諸侯國監國的大臣,類似案例可見西周中期的叔趙父爯、善鼎,和西周晚期仲的幾父簋銘文;另根據西周晚期頌鼎「監新造貯用宮御」銘文,「監」則有監察義。春秋時期吳王夫差鑑銘文「攻吳王夫差擇厥吉金自作御監」(圖一)(註一)的「監」字,表用來盛水照容的器皿「鑑」,也即夫差之父闔閭用器吳王光鑑銘文「吳王光擇其吉金,玄囗、白囗,以作叔姬寺籲宗彝薦鑑」之「鑑」。「鑑」在「監」旁加「金」,為強調鑑的青銅質。

圖二:水陸攻戰紋鑑(圖片來源:中研院歷史文物陳列館)

從甲骨文、金文字形及諸多記載春秋至戰國中期的文獻典籍,如《國語・吳語》「王其盍亦鑒于人,無鑒于水。」、《莊子・德充符》「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可知盛水照容是上古中國的日常。另從許多春秋晚期到戰國中期大型墓葬出土青銅鑑推測,即便是貴族,照容的方式依然相同,只是盛水器皿的材質相較一般平民所用的陶質顯得貴重,有著大口、深腹、平底(或淺圈足)、兩耳(或四耳)的特點,如1935年河南汲縣山彪鎮出土,由中研院歷史文物陳列館典藏的水陸攻戰紋鑑(圖二)。

 

盛水照容的成本不高,但映照效果不甚理想,更無法隨身攜帶。古代中國人普遍地能夠方便攬「鏡」自照,一直要等到戰國晚期(註二)。照容方式在當時由鑑轉鏡,除了有大量銅鏡出土作為流行佐證之外,從文獻記載如《韓非子・觀行》「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戰國策・齊策》鄒忌「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也可略窺一斑。

其實銅鏡在中國境內出現的時間相當早,在甘肅、青海齊家文化晚期(約公元前1800-1600年)墓葬(註三)、新疆天山北路青銅時代(約公元前2000-1000年)墓地已有發現,此後年代略晚的商代晚期、西周早期遺址也有零星出土。中國銅鏡的確切起源目前仍有爭議,但根據早期銅鏡上的紋飾、造型與年代比較,主流看法多認為它們是來自歐亞草原的舶來品(註四),其中出土於安陽殷墟侯家莊西北岡1005號祭祀坑的銅鏡(圖三)根據紋飾推斷,則可能為極少數的本地仿製品。商代銅鏡與西周早期銅鏡的文化來源甚至可能不同(註五),亦無承繼發展關係。

圖三:安陽殷墟侯家莊西北岡1005號祭祀坑出土銅鏡(圖片來源:中研院歷史文物陳列館)

銅鏡的製作方式簡單,只需經雙面範合範後澆鑄,冷卻後取出其中一面再經打磨光滑便可完成,對於青銅鑄造工藝已趨於成熟的商周文明而言,並不是件難事,但古代中原地區與長江流域的人群在商代晚期至戰國時代晚期這七、八百年間,仍舊因襲既有的以鑑照容傳統,原因不詳,從數量極為有限的發現推測,這可能與銅鏡在中國的域外文化起源和傳入初期的普及性、功能有關。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中原地區少數擁有銅鏡的人們可能只將它們獵奇地當作一種異文化的玩物,或作為巫師服裝上的綴鏡、聚光的陽燧,甚至是器蓋使用,而不用於照容。

 

註釋:

註一:銘文意指吳王夫差選擇堅固的青銅,自己鑄造日用的鑑。

註二:根據梁雲、Diane Mellyn O'Donoghue的研究,中國開始自行鑄造銅鏡的起始時間大約是春秋中期,且以長期與遊牧民族雜處的秦國較早,可能為吸納游牧民族文化而來的產物。銅鏡鑄造此後逐步向東傳入華北諸國和長江流域,到了戰國時代中期銅鏡鑄造始大興於楚國,後再流行於列國和秦以下各朝代,但戰國晚期仍有人以鑑照容。

註三:齊家文化銅鏡於上世紀70年代分別出土於甘肅廣河齊家坪墓葬(素面鏡)和青海貴南朵馬台25號墓(七角星紋鏡)。這兩面銅鏡多被認為是中國境內最早的銅鏡。

註四:目前所知歐亞草原最早的圓形銅鏡發現於裏海以東,時間約公元前三千紀青銅時代的大片農業帶,但數量並不多。銅鏡成為歐亞草原東部一帶比較普遍性的器類一直要到青銅時代晚期和鐵器時代,時間約在公元前2000至1800年間。這些銅鏡部分形制與齊家文化、商周時期銅鏡相似,因此中國早期銅鏡主流看法為來自歐亞草原東部的舶來品,主要有由西北經河西走廊傳入說和北方蒙古草原帶傳入說。

註五:目前所發現的商代銅鏡年代均為商代晚期,分別出土於安陽殷墟婦好墓、安陽侯家庄西北崗1005號祭祀坑、安陽大司空村南地25號墓、河北灤縣後遷義遺址、內蒙古等地,數量少於十面,為幾何形紋凸面鏡;西周銅鏡年代多集中於西周早期,發現數量約二十餘面,其外型與商代銅鏡明顯不同,全為素面鏡,平面、凸面、凹面鏡均有,似與商代銅鏡無器物演化上的承繼關係。

 

 

參考資料:

O'Donoghue, Diane Mellyn

1989      Reflection and reception: The origins of the mirror in Bronze Age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孔祥星、劉一曼

1984    《中國古代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

宋新潮

1997    〈中國早期銅鏡及其相關問題〉,《考古學報》第二期,頁147-169。

汪中文

1992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讀記〉,《中國學術年刊》第十三期,頁139-150。

李朝遠等

2004    《中國青銅器》。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

吳曉筠

2017    〈商周時期銅鏡的出現與使用〉,《故宮博物院季刊》第三十五卷,第二期,頁1-66。

高去尋

1958    〈殷代的一面銅鏡及其相關之問題〉,《史語所集刊》第二十九本,下冊,頁685-719。

高西省

2001    〈論早期銅鏡〉,《中原文物》第三期,頁28-36。

張文瑞

2017    〈灤縣後遷義遺址商代銅鏡探源〉,《文物春秋》第二期,頁16-19,75。

陳佩芬

1995    《上海博物館:中國古代青銅器》。

梅建軍

2012    〈關於新疆出土早期銅鏡研究的幾個問題〉,輯於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學科學技術與文明研究中心(編),《中國冶金史論文集·第5輯》,頁28-35。北京:科學出版社。

梁雲

2016    〈考古學上所見秦與西戎的關係〉,《西部考古》第二期,頁112-146。

管維良

2013    《中國銅鏡史》。北京:群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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