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時期的防護裝具與兵器：甲、冑、干、盾（四）
目前可確知最早的「干」字見於西周中期的豦簋銘文，其初文有部分學者認為是象盾的商代晚期金文和甲骨文上帶尖角的未釋字，盾上的尖角應非過去所認為的羽飾，而可能是盾飾，北京市平谷縣商代中期墓葬中所發現的一件帶尖角形青銅飾可能便是這種盾飾，而非馬飾當盧。這種帶尖角盾飾的盾可能只一度在商代中期至商代晚期早段流行，之後可能因尖角對於防禦或進攻都沒有起到預期效果，所以很快地便在商晚期早段之後遭改良、移除，這也是後來商代晚期描繪盾的文字均以沒有頂部尖角的盾形來呈現的緣故。
撰文｜江柏毅
目前可確知至遲在西周中期的豦簋上已見「干」字，字形似為圓楯上有分岔，類似的字形也見於西周晚期毛公鼎，但同時期師克盨蓋、成周邦父壺上所見「干」字上的圓形已改為短橫畫，此為文字演變的常規。西周晚期字形下半帶短橫畫的「干」字為春秋時期金文、戰國六國文字、小篆、秦隸與西漢漢隸所承繼，字形上半的分岔直到東漢時期才因求文字的方正改為較其下略短的橫畫（圖二十三）。
郭沫若等人認為豦簋鼎銘文裡的「干」字祖形應是圖二十四所示之甲骨文字，它們與圖十七所示文字的差別僅在於前者於頂部多了外伸的尖角。郭沫若推測這兩個尖角是圓楯上分岔的羽飾，但中國考古迄今未發現商代盾之上帶有羽飾。之所以未發現，可能與有機物無法長期在濕熱、乾冷交替的埋藏環境中保持未腐狀態有關，但仔細檢視圖二十四所示甲骨文字，並參考其他字形中帶羽飾的甲骨文字，如象人戴羽飾的「美」（圖二十五），盾上的尖角除了沒有以線條呈現之外，也沒有羽飾該有的彎折垂態，反而是拔尖直上，故此對尖角顯然並非羽飾。那麼它們是否有可能是盾飾呢？
所謂的盾飾是指透過邊沿釘孔或背面的紐固定於盾面的青銅件，除了作為裝飾，也能夠強化盾的防護力。儘管對於部分出土遺留的性質與用途還有爭議（註三十一），西周時期有些直徑接近或超過十公分的圓形、橢圓形、圓角方形圓頂、尖頂銅泡、貝殼形銅泡，和人面、獸面形飾件（圖二十六）可能都是盾飾，而其中一類透過自銘（即青銅器上所書器名），可確知稱作「昜」（也作鍚、錫和易），著名如河南濬縣辛村發現銅泡上的「衛易易」和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出土銅泡上的「匽侯舞易」，可能都和陝西寶雞竹園溝20號墓所發現梯形盾牌正中央的泡飾一樣，都是作盾飾使用的（圖二十六）。另根據河南三門峽西周晚期虢國墓地2009號虢仲墓所出土的盾遺跡（圖二十七），可知在一些西周青銅器上有關賞賜的銘文裡常見的「干五昜」、「干五錫」之語，指的是盾面帶有五個昜的盾，而《禮記．郊特性》所記載的「朱干設錫」可理解為帶昜並髹紅漆的盾。
圖二十四所示甲骨文字的盾頂尖角是否為盾飾，可從1977年北京市平谷縣商代中期墓葬中所發現的一件帶尖角形青銅飾來探討（圖二十八）。根據發掘報告，執筆者認為此器為置於馬額頭中央的當盧，原因未明，但推測執筆者是認為該器與主要流行於西周早、中期的歧角形當盧（圖二十八）相似有關。不過將尖角形青銅飾同目前可確信出土於河南安陽郭家莊東南51號馬坑，年代為商晚期的當盧來進行比較（註三十三），出土自51號馬坑的這件儘管外形為長獸面，頂部也有二歧角外撇（圖二十八），但長度僅四點三公分，寬度僅三點二公分，大小實與尖角形青銅飾有顯著區別。若就西周時期的歧角形當盧來比較，帶尖角形青銅飾同樣顯得巨大，因為歧角形當盧的長度大多介於十至二十公分間。至於尖角形青銅飾非當盧的根本理由，在於商代晚期以前中國並沒有引進馬匹，所以在陪葬品中自然不可能會有馬具。
尖角形青銅飾的功能其實可從共出的器物來研判。北京市平谷縣商代中期墓葬北段早年因挖掘水塘、植樹而遭破壞殆盡，但從殘存的南段來檢視，隨葬品主要可區分為青銅禮器和墓主生前所擁有的隨身珍貴之物兩類，前者包含鼎、鬲、甗、爵、卣、罍等，均放置於南端二層台邊角（註三十二）；後者則包括已嚴重腐朽的衣衾、金臂釵、金耳環、金笄、綠松石珠、玉璜、玉斧、玉柄、隕鐵質鐵刃銅鉞、圓形銅泡、人面形銅泡、蟾蜍形和蛙形銅泡，皆無序地散落於墓底一角，尖角形青銅飾也在其中（圖二十九）。若尖角形青銅飾為當盧，馬具的性質實與四周共出的隨身珍稀物品完全不同，顯得格格不入。另考量到該器長達三十五公分，作為隨身飾品顯然也過大，所以在排除這些可能後，該器應是與玉斧、玉柄、隕鐵質鐵刃銅鉞，以及各形銅泡有關，為器物組的關係。玉斧、玉柄、隕鐵質鐵刃銅鉞為進攻型兵器，尖角形青銅飾勢必與各類型銅泡類似，是作為盾飾使用。如是，圖二十四甲骨文字所象盾頂尖角之物為何便有了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圖二十四所示甲骨文字大多出自年代較早的賓間類卜辭，在中、晚期卜辭則不見，而作為盾飾使用的尖角形青銅飾目前也不見於任何商代晚期遺址，這樣的巧合似乎表明這種帶尖角盾飾的盾可能只一度在商代中期至商代晚期早段流行，之後可能因尖角對於防禦或進攻都沒有起到預期效果，所以很快地便在商晚期早段之後遭改良、移除，這也是後來商代晚期描繪盾的文字均以沒有頂部尖角的盾形來呈現的緣故。總的來說，圖十七與圖二十四所象之商代文字可能都應釋為「干」，前者是晚期字形，後者則是早期，兩者的不同所反映的僅是商代中期至晚期間盾飾的變化。
甲骨文中還有個字形左半象盾之側面，右半為「虎」的字（以△表示）（圖三十），見於《合》36481正，也就是著名的小臣墻刻辭，在該字前後所接為「……車二丙，△百八十三，函五十……」，可知△應是一種戰利品，數量達一百八十三件。該字過去不識，但胡厚宣從刻辭內容推測應是某種盾牌，後甚至有學者逕將該字釋為「盾」，但裘錫圭從古音來看，認為該字應是「櫓」之初文，「櫓」即大盾也（註三十四）。這個字也見於《合》20397：「□亥卜，王令□伐□方櫓」，在此「櫓」便疑似應讀做「虜」，因全辭似是貞問商王命令某討伐□方，是否能有虜獲？
註釋
註三十一：有些學者認為部分青銅飾件為甲飾、冑飾、戰車車輿外的飾物或面具。
註三十二：指竪穴土坑墓中靠近墓底四壁的台階結構。
註三十三：一說北京故宮博物院亦典藏有一件器表帶對稱獸面紋的商代青銅當盧，整體呈扁平水滴形，但此器其實較可能是馬車車衡末端的車衡飾。河南安陽郭家莊東南51號馬坑所發現的當盧應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歧角形當盧，為周代同形器之雛形。
註三十四：裘錫圭從《說文解字》：「櫓，大盾也。从木，魯聲。樐，或从鹵」提供的釋字脈絡出發，指出「櫓」在古書裡有時會假借「鹵」為之，而「鹵」和「虜」古時相通。又「虜」从「虍」聲（「虍」象虎首，為「虎」之省形），故可知「櫓」、「虎」二字古音近，故該字即「櫓」之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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