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蝗災與甲骨文的「秋」字

分享至

水、旱和蝗災是導致中國出現飢荒的主要天災,其中蝗災的影響尤為鉅大。古文獻裡的蝗災記錄目前僅能追溯至春秋時期,但甲骨卜辭裡有關於「秋」的卜問可將中國古代的蝗災記錄上推至商代晚期。甲骨文的「秋」字正是蝗蟲的象形。從卜辭內容可知商人對於蝗蟲的畏懼,時常透過祈禳以期減輕災損。當時的人群可能已察覺降雨有助於抑制、消弭蝗災。另從昆蟲形下帶有火形的「秋」字推測,商人應也懂得以烟火驅趕蝗蟲。

撰文|江柏毅

 

農業發展是中國自仰韶時代以來維繫人口成長與推動文明進程的重要基石,歷代的社會穩定都建立在消弭、減輕因天災所造成農業災損的基礎上。中國近代科學先驅,明代末年的徐光啟曾在《農政全書・除蝗疏》中指出,導致中國出現飢荒的天災主要有三,水、旱和蝗災(註一),其中前兩項災害因氣候、地形條件侷限,影響多為區域性,唯獨蝗災所造成的災損範圍鉅大,甚至具有毀滅性。

蝗蟲為直翅目短角亞目蝗總科昆蟲的通稱,全世界已知有超過一萬種之多,其中會造成大規模災害的有幾十種,小規模災害的約數百種。蝗蟲為何會群聚成災是自然科學界百年來都在探究的問題,過去許多假說,如食物、繁殖地、性成熟、群聚費洛蒙及氣候等,都無法有效地對此現象作出解答,直到2020年中國科學院院士康樂研究團隊在分析了蝗蟲的體表和糞便揮發物後,從多種化合物中確認了一種被稱作4-甲氧基苯乙烯(4VA,4-vinylanisole)的化學物質,可能便是促使蝗蟲由低密度散居轉趨於高密度群聚的主因,因為僅需四、五隻散居的蝗蟲聚集,這種化學物質便可產生和釋放,繼而促使形成更大的蝗蟲群群聚。

中國歷史上造成蝗災的最主要亞種為東亞飛蝗(Locusta migratoria manilensis)(註二),分布範圍北起北緯42度(約北京懷柔),南抵北緯18度(約海南三亞),東達東經122度(約浙江上虞),西至東經107度(約陝西寶雞),分布高度一般在海拔200公尺以下,爆發地則多在海拔50公尺以下的平原、湖區、沿海灘塗和內澇區;黃土高原、雲貴高原雖海拔較高,但一些河谷帶仍舊有散居的飛蝗。每年的四、五月間是東亞飛蝗的孵化期,剛出生的幼蟲稱蝗蝻,不具飛行能力,要經歷五次脫皮才會變成飛蝗,期間約歷時一個多月,故人們在五、六月間所遇之蝗蟲稱之為夏蝗;夏蝗長成後約二十多天會再次下卵,孵化後的二代為秋蝗。蝗蟲以禾本科植物,如稻、麥、粟、稷、玉米、蘆葦為主食,其生長、遷飛與氣溫有關,而先澇後旱的環境則有利於牠們生長繁衍(註三)。

根據文獻記載,中國自上古時期至近現代的兩千六百餘年間,大約發生過六百到八百次蝗災,平均約每三年便發生一到兩次,而這僅僅是有記載的。歷代蝗災的發生區域相當廣,尤以河南、河北、山東、安徽和江蘇為重災區。蝗災的發生常有以下特點:(一)秋蝗的危害往往勝於夏蝗;(二)災區面積廣大,蝗蟲數量驚人;(三)旱極而蝗;(四)蝗蟲將莊稼食盡,導致嚴重飢荒、人口死亡,以至於社會動盪。

中國最早有關蝗災的文獻記錄一說可追溯至西周末期的《詩經・小雅・大田》「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樨。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其中螟螣、蟊賊指的便是蝗蟲(註四),但此說在蝗蟲名稱上有疑義。另一說則獲得大部分學者認可,但年代略晚,為春秋時期(公元前707年),於《春秋・桓公五年》載有魯國「秋… 大雩。螽」,大雩即大旱。若從商代甲骨文的「秋」字及卜辭內容來看,中國最古老的蝗災記錄應可持續上溯至商代晚期。甲骨文和商代晚期金文的「秋」字為帶觸角、身翼和肢足的昆蟲形(或於其下添加一個「火」形),一看便是螽的象形(圖一)(註五),而螽即蝗蟲(註六)。

圖一:甲骨文「秋」字的兩種字形。

 

目前甲骨材料中的「秋」字大約有兩百餘例,主要用法有三,分別為:(一)蝗蟲、蝗災或蝗神;(二)時節裡的秋季;(三)人名、地名、國族名。就比例而言,第一種最高。

甲骨卜辭中常見商王卜問商朝的國土範圍是否會有「秋」的到來,如《懷特》1600:「癸酉貞,秋不至?」、《龜》2・15・9:「…虒 … 秋爯至商?六月」。在所有作蝗蟲解的「秋」字中,占卜時間都只見二月和六月,並以六月較多。商代殷曆的二月當陰曆之六月,六月當陰曆之十月間,恰是蝗蟲活動開始活躍的夏、秋,及秋末初冬時節。卜辭裡也常見秋與「爯」、「大爯」連用的案例,指的是「秋」是否會出現大規模群聚(也就是大規模蝗災的發生),如《存》1・1192:「乙酉卜,賓貞… 秋大爯」、《人》2362:「丁酉貞,秋不爯?/ 其秋爯?」

在蝗災的防治上,中國古代長期充斥著迷信的巫禳,並受到天人感應思想和德化說影響,採消極的治蝗觀(註七),直到唐玄宗開元四年(公元716年)宰相姚崇力主治蝗,取得”獲蝗一十四萬石”的成果,才漸有轉變(註八)。在甲骨卜辭中常見有「告秋」或「寧秋」於先祖、先公、先王或某神靈(註九),以祈求禳除蝗禍的目的,如《合集》33226:「壬戌貞,其告秋爯于高…」、《合集》33230:「弜告秋于上甲?」、《屯南》930:「其寧秋于帝五玉臣,于日告?」商人為祈求禳除蝗禍,多採燎祭,也就是將供品、犧牲置於柴堆上焚燒祭祀。在消極治蝗之外,從《合集》24225、《屯南》2616、《合集》28425卜辭一連串的卜問(註十),我們也推測商人其實知曉降雨對抑制、消弭蝗災有正向效果。此外,另從昆蟲形下帶有火形的「秋」字推測(圖一),商人應也懂得以烟火驅趕蝗蟲。

從大量的卜辭記錄可知,蝗蟲應是危害商代社會穩定的重大天災之一,也可能因為嚴重的蝗害多發生於秋季,故商人便以蝗蟲的象形來象徵秋天(註十一)。今日我們所書寫楷書從「禾」、「火」的「秋」字與甲骨文字形有顯著的不同,但從商代金文、春秋戰國時期金文、籀文和小篆的秋字字形變化,可依稀看出秋字楷體的演變過程。秋字最初可能是從火燒蝗蟲的字形加上了禾與日,說明秋季的日子與稻穀收割的關係,但後來蝗蟲之形訛為了龜形(見籀文字形),而此字形由於過於複雜而最終省略了蝗蟲的形象,僅留下日、禾和火的組合。後來日又和火訛為了田和大的組合,最終省略田,由禾和火組成今日的秋字(圖二)。

圖二:「秋」字的早期字形演變。

 

註釋:

註一:「凶飢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澤有偏被。水、旱為災,尚多倖免之處,唯旱極而蝗,數千里間,草木皆盡,或牛馬毛、蟠幟皆盡,其害尤慘,過於水旱」。

註二:另外兩種為亞洲飛蝗(Locusta migratoria L.)和西藏飛蝗(Locusta migratoria tibetensis Chen),但相較東亞飛蝗,這兩種飛蝗的分布範圍、爆發頻率和致災程度都較輕。

註三:蝗蟲喜居於一年中平均氣溫高於攝氏25度天數達35日的區域,且當地表溫度達攝氏31.5度以上,便開始遠距離遷飛。蝗蟲的繁衍需要乾旱,因為牠們會將尾部伸到土壤中産卵,植被稀疏、含水量10%至20%的堅硬土壤即符合牠們的繁衍需求。間歇性漫水、降水有明顯季節變化的環境不僅提供蝗蟲充足的食物,也有利於牠們繁衍。當地表溫度上升至攝氏26度左右,蟲卵的孵化率最高,而攝氏20度以下則停止出土,也因此冬季氣溫的高低影響越冬蟲卵的存活率。蝗蟲不喜陰暗潮濕,喜歡生活、產卵於植被覆蓋率25%至50%的向陽環境。蟲卵孵化期若低溫多雨,幼蟲的死亡率會相應上升。上升的湖沼河流水位也會淹沒蟲卵,降低蝗蟲的孵化率。

註四:唐高祖李淵下令所編修的類書《藝文類聚・災異部・蝗》引《爾雅》云:「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四蝗蟲名也」。

註五:東漢《高陽令楊著碑》墓碑碑文中之「秋」字即作與甲骨文類似的帶觸角昆蟲形(圖二);宋劉球所編之漢隸字典《隸韻》中,「秋」字的右旁仍為帶觸角的昆蟲形,與東漢許慎《說文》「秋」字所收籀文「秋」的右旁及甲骨文類似(圖二)。

註六:古籍史書中,秦漢以前稱蝗蟲為螽,之後稱蝗。

註七:天人合一是中國東周時期興起的一種哲學思想,主張天道與人道合一,,人世的各種社會現象是自然的直接反應,後經漢儒董仲舒引申為天人感應之說,認為所謂的天是萬神之君,而天子受天命而有天下,君權神授;君王在治理國家時若失道,國家在衰敗前上天便會以天災示象,也因此,一切災禍的發生都是天意,只有通過祭祀祈禱才能夠回復正常的社會運作。

註八:見《舊唐書・卷一百 姚崇宋璟》:「開元四年,山東蝗蟲大起… 乃遣御史分道殺蝗… 若水乃行焚瘞之法,獲蝗一十四萬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勝紀」。

註九:先祖如夔、王亥,先公先王如上甲、祖乙,神靈則包含河、岳、帝五玉臣等。

註十:《合集》24225:「貞,秋其至」,「庚申卜,出貞,今歲秋不至茲商。二月」,「癸亥卜,出鼎貞,今日延雨」;《屯南》2616:「□□貞,叀丁亥寧秋」,「于□烄雨?」(□為地名,烄指焚人牲以祈求降雨的祭祀); 《合集》28425:「癸酉卜,其… /弜亡雨?/ □其出于田?弜…」(□為像蝗蟲的字形)。

註十一:商代只有春、秋二季。春包含現在的冬、春兩季,即十到十二月及來年的一到三月,秋則包含現在的夏、秋。

 

參考資料:

Xiaojiao Guo et al.

2020      4-Vinylanisole is an aggregation pheromone in locusts, Nature, Vol. 584, pp. 584-588.

于省吾

2018    《甲骨文字釋林》。北京:商務印書館。

王貴民

1985    〈商代農業概述〉,《農業考古》第二期,頁25-36。

施和金

2002    〈論中國歷史上的蝗災及其社會影響〉,《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二期,頁148-154。

范毓周

1983    〈殷代的蝗災〉,《農業考古》第二期,頁314-317。

倪根金

1998    〈中國歷史上的蝗災及治蝗〉,《歷史教學》第六期,頁48-51。

張玉珍  〈氣象條件與蝗災〉,《北方園藝》第五期,頁60。

張軍濤、劉星營

2018    〈殷商中原地區蝗災探析〉,《自然科學史研究》第37卷,第四期,頁417-423。

陸人驥

1986    〈中國歷代蝗災的初步研究 -開明版《二十五史》中蝗災記錄的分析〉,《農業考古》第一期,頁311-324。

單育辰

2020    《甲骨文所見動物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郭旭東

2002    〈殷商時期的自然災害及其相關問題〉,《史學集刊》第四期,頁6-13。

章義和

1996    〈關於中國古代蝗災的巫禳〉,《歷史教學問題》第三期,頁7-11。

2008    《中國蝗災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彭邦炯

1983    〈商人卜螽說 - 兼說甲骨文的秋字〉,《農業考古》第二期,頁309-314。

游修齡

2003    〈中國蝗災歷史和治蝗觀〉,《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二期,第二卷,頁94-100。

趙艷萍

2005    〈中國歷代蝗災與治蝗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第二期,頁2-9。

鄭雲飛

1990    〈中國歷史上的蝗災分析〉,《中國農史》第四期,頁38-50。

劉繼剛

2017    〈甲骨文所見殷商時期的蝗災及防治方法〉,《中國農史》第四期,頁55-60,136。

 


(Visited 318 times, 2 visits today)

分享至
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