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系列】對諾貝爾獎的一點省思！

撰文∣ 周成功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教授)

每年十月諾貝爾獎頒布之後，媒體或是學界都會對得獎人的生平與科學上的成就作一些介紹。2012年也不例外，但另人感到意外的是，立法院的政治人物與我們的學界領袖居然在這個問題上也碰撞出了一段荒腔走板的火花！

2012年10月7號，立委陳碧涵質詢中研院院長翁啟惠：台灣未來在哪些領域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翁啟惠開始的反應還算中肯，他說：這個不是目標嘛，沒有辦法預測，隨時都有可能發生。但他接下來指出，台灣若想奪得國際獎項，必須先凝聚內部共識，建立良好的提名機制。他說：『(原音)大家要有一個共識，這個人我們要把他推上國際舞台，在內部就是要先有共識，然後要有強力的提名機制出來。』他還說有的獎項需要醞釀，常提名好幾次最後才會獲獎，如果只提名1次沒獲獎，下次又換提名別人，可能會讓人感覺台灣對這個研究成果沒信心。

老實說，諾貝爾獎的提名與獲獎背後當然會有一些學術政治運作的痕跡。但是以中研院院長的高度，對諾貝爾獎的評論如果只停留在提名手法或策略運作的層次，那我真的要對臺灣學術未來的發展而憂心了！

諾貝爾獎其實是西方學術社群中的一項〝社會活動〞，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倒是可以從每年頒獎熱鬧的表象後面，看出一些人才培育不同的門道。譬如說，加州把大學分成研究、教學與社區等不同型態的大學作為政府輔助經費的依據，這個制度馬上就成了我們高等教育改革的標竿。每國立大學校長朗朗上口的都是要成為研究型大學，好像那才是培育人オ的唯一方式。其實從過去諾貝爾獎得主的教育背果，可以看出人家的學術領袖是怎麽培養出來的。

如果看美國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是在那裡完成他們的大學教育？我們會很訝異地發現，他們多半來自小的博雅學院（Liberal Art College），其次是歷史悠久並深具學術傳統的長春滕盟校。加州的研究型大學在這方面幾乎交了白卷！

以美國生物醫學界當前最有影響力的二位諾貝爾獎得主為例。曾任加州理工學院校長的巴爾帝摩(Baltimore)畢業於賓州的史瓦斯摩學院(Swarthmore College)、而前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發摩斯(Varmus)則來自麻州的安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這二所學院都不是所謂的研究型大學，但是卻是以「博雅教育」稱著的小學校！他們注重學生文理教育的均衡發展與學習能力的培養。它們沒有什麼「通識課程」，也沒有要刻意強調什麼「人文素養」！在這些學校裡，每一門課都是紮紮實實的去教，透過嚴格而深度的學習去開放學生的心靈與眼界。開發每位學生的潛力與洞識是它們的教育目標，專業訓練則留到研究所再說吧！發摩斯大學畢業時主修是哲學與英國文學，而巴爾帝摩大一到大三在生物系，大四則轉到化學系。史瓦斯摩學院給巴爾帝摩的不是什麼了不得的科學訓練，反而是提供一個完全開放的學習空間，在這裡他所接觸到的人文經驗是無可取代的！

另外分析歷年來諾貝爾獎得主的出身與他們研究的主題，我們不難看出另一個有趣的訊息，那就是學術發展的潮流以及所謂學術傳統的傳承。這裡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美國路易市華盛頓大學的Cori夫婦，他們在1947年因為在研究肝醣代謝而得獎。他的手下有一位醫生(E. Suthland)，想探討肝醣代謝如何受到荷爾蒙的調控，結果發現細胞內的二級訊號,環狀AMP. Suthland 因此在1971年得獎。Cori 的另一位 “導生”(E.G. Krebs) 則因為研究環狀AMP 的作用機制，發現細胞利用蛋白質的磷酸化作為訊號傳遞的機制，而在1992年得獎。他們二位奠定了細胞訊號傳遞這個研究領域的基礎。而Suthland 又直接影響到Gilman 及Murad二人的研究方向。 Gilman研究環狀AMP生成酵素的調控，發現一個蛋白負責把荷爾蒙受體的訊號傳給環狀AMP生成酵素，進而促使細胞內環狀AMP增加。Murad則是發現環狀GMP，並進一步瞭解環狀 GMP 的生理作用。他們二人分別在 1994及1998年得獎。今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Lefkowitz則仍然是這個研究傳統的老兵，他發展出測定荷爾蒙受體的方法，進而決定這些受體的結構。從 Cori到 Lefkowitz (1947-2012)，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學術研究傳統的建立的不易，但仍有其脈絡可尋，絕非在這裡吵吵鬧鬧便可短時間內見得成效的！

諾貝爾獎只可能誕生在一個有深厚研究基礎與優久學術傳統的土壤中。不從人才培育的基本面下手，去建立一個有深厚基礎的研究社群，猶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是永遠不可能會有結果的！

作者於2012年11月29日撰

責任編輯  Vita C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