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系列講座】

非洲大陸上刻劃著黑暗且悲情的歷史，15世紀興起的殖民主義，將非洲的黑人們運往世界各地做為廉價勞動力，即所謂的「黑奴」。而瘧疾（Malaria）隨著黑奴，由非洲大陸向外擴散，對奴役、不人道對待黑奴的歐洲人而言，瘧疾就像是一種自找的詛咒。

時代的更迭，是人類文明演進與衝突之下的產物。在這歷史舞台上，傳染病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它雖造成災禍，卻也將人類社會推至更進步的年代！當前新冠肺炎（COVID-19）為人類生活帶來不少改變，對西方醫療史有深入研究的李尚仁老師，要藉由霍亂（Cholera）爆發流行使得社會失控的斑斑血淚，帶著我們從過去的歷史興替，思索改變後的未來。

早在西元前1500年，印度醫學文獻便記載疑似天花的疾病，西元前430年幾乎摧毀城邦的「雅典大瘟疫」，天花也可能是幕後元兇。進至西元1520年，西班牙人能遠渡重洋，成功征服阿茲特克及印加帝國兩大古文明，也是因為他們身上所「攜帶」的致病原，其中也包含了天花！天花的典型症狀為人體身上的「variola」，意為圓點或疙瘩，或確切來說是皮疹與其變化出來的丘疹、水泡，以及結痂等皮膚病變。患者會因病況發展出典型、緩和型、惡性或出血型這四種臨床類型，預後也不同。

肺結核是歷史相當悠久的疾病，世界著名古文明所留下的文物上，就曾多次出現結核病相關的痕跡或記載，舉例而言，埃及木乃伊上曾發現疑似因肺結核而留下的肺部疤痕，中國古代醫書《黃帝內經》中，也記載著結核病常見的病徵。
而結核病開始流行，則與都市化與工業化有關。16世紀，歐洲工業迅速發展，幾個大都市因此人口密集、居住環境擁擠，結核病也從此時開始快速傳播。到了18世紀則進入史上最嚴重的結核病大流行，英國、法國、美國、義大利等最都市化與工業化的城市中，醫生及衛生官員最常通報的疾病就是「癆」。

15世紀末，梅毒在義大利那不勒斯初登場，而到16世紀中葉，梅毒以現代面貌出現在歷史舞台上，從歐洲傳播到世界各地。梅毒對人群的威脅雖不比黑死病、天花等急性傳染病，但因為「性病」在文化想像中的獨特性，梅毒的廣泛傳播也讓性工作者背負沈重的道德枷鎖，成為公衛監控的對象。當人們在談論疾病的歷史時，需要了解過去和現在的疾病樣貌並不相同，且會持續變化，這樣的變化不只是生物性的，更和人對疾病的反應及想像息息相關。而在本次講座中，便是希望能掀開梅毒的神秘面紗、探索疾病背後與「人」息息相關的因素。

一個世紀前的滿州鼠疫 (1910-1911) 是中國發展重要的里程碑，不僅是現代醫療傳入中國的分水嶺，也讓國家開始將公共衛生視為重要責任。除此之外，在 COVID-19 防治中降低飛沫傳播的重要功臣「防疫口罩」也是由這次防疫的主導者伍連德發明，而他更因為對滿州鼠疫傳播機制的研究和防疫的貢獻獲1935年諾貝爾獎生理學或醫學獎提名。在本次中研院雷祥麟研究員的演講中，將從滿州鼠疫的發展與當時人們的應對出發，希望藉助過去的防疫經驗與效果，讓我們能從不同的角度思考當代面對新冠肺炎的防疫政策。

面對新興疾病，人類的對策除了科技醫療的進步之外，也需要社會正義的實踐，因為疫情往往凸顯出社會既有的偏見，導致疫病感染者容易成為汙名的對象，且原本不利的族群更容易成為感染者與被歧視者。科學知識由不確定到確定是個漸進的過程，但公共決策常常需要在沒有足夠科學證據的時候做出判斷，因此，對抗疾病除了需要科學家與治療者的偕同努力，也需要政治家與一般民眾的領導與團結。

生命固然會因病而死，但也可能因著各種的愛而生存下去。

綜觀過去，疾病大流行其實沒有想像中罕見，疫病也不時改變人類的發展軌跡，西元2世紀爆發的天花，使得羅馬帝國損失三分之一的人口；「斑疹傷寒」伴隨嚴冬擊潰拿破崙遠征俄國的五十萬大軍；而百年前的西班牙流感，更估計感染約莫當時半數的人類，造成的傷亡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去面對疫病時，人們有著很多猜測，或許有看不見的媒介，又或許想像是源自上天顯現的神秘力量。時至今日，儘管伴隨科學發展我們對疫病有更清楚的認識，但面對每次的新興傳染病，人類依舊不斷叩問：現在是什麼情況？未來又會怎樣？這些千百年不變的問話，也記錄了渺小的人類在面對問題時不斷作出的回應與努力。

說起「李尚仁」這個名字，關注社論的人或許不會太陌生。他的評論散見於《科技發展》、《故事》等處，每每刊登，往往引發討論與分享，他亦翻譯多本著作，涵蓋範圍相當廣泛。相較於這些經歷，李老師的另一個身分就低調得多──中研院史語所的研究員。究竟在充實的研究生活中，要如何兼顧其他角色？

「如果醫學院畢業的時候我沒有選擇醫學人文這條路，我現在大概就是一個一般的醫師。」擁有陽明醫學院醫學系畢業、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以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科學技術與社會博士三份學歷的郭文華老師，在外人眼中或許是不斷轉行的跨界探險家，但其實老師心理卻始終如一，用社會學的眼光，人類學的方法，回應醫療場景裡的人與事，生與死，專業者要如何自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