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頁物理】不可承受之重

■ 但是費曼認為儘管環境這麼好，這些人還是拿不出什麼不得了的成果，因為他們不用面對學生，不必與實驗學者接觸，也就避開了 「真正的活動與挑戰」。對他們而言，「沒有壓力」正是承受不起的壓力。

撰文 ∣ 高涌泉

　　一九五一年，七十二歲的愛因斯坦回信給一位加州學童說：「科學是很棒的東西，如果我們不必靠它謀生。任何人對於賴以謀生的工作應該有充份的能力。只有當我們不必拿研究的成果向別人交差的時候，才能體會科學研究的喜悅。」

　　今天我們如果還把愛因斯坦這段話當真，就會得到以下的結論：科學家或者沒有享受到科學的樂趣，或者他們不用向別人交差，或者他們對於自己的研究有十足的把握。我的印象是當今相當多以科學研 究為業的人對於自己的研究還是有充分的信心，雖然其中不少人不見得能得到愛因斯坦的敬意，因為他曾抱怨：「有一些科學家（的工作就像）拿了一塊木板，尋找它最薄的地方，當鑽孔容易的時候就鑽了很多洞，我不能忍受這樣的科學家。」總之，只要降低標準一點點，交差似乎不是那麼困難的事。

　　無論如何，極少科學家願意公開承認對於科學研究沒有把握，而費曼是其中之一（或許是因為他已經功成名就，所以才敢洩漏心中的焦慮）。在暢銷書《別鬧了，費曼先生》第四章一開頭，費曼就說：「我不相信我可以真的不用教書。原因是當我沒有任何點子、什麼也做不出來的時候，我一定要有些東西可以拿來對自己說『起碼我還活著，起碼我還在做一些事，我還有些貢獻』─這純然是心理作用。」他說在任何思考過程中，有時候一切都很順利，好點子不斷出現，這時教書就是一種干擾， 是世上最痛苦的事。但是更為常見的情況是你一個點子也沒有，處處碰壁，直要發狂。費曼說這時如果你能教點書，複習一下基本的東西，藉由學生的提問，回顧一下已經遺忘的深奧問題，反反倒是一件好事。所以他發現「教書與學生讓生命繼續下去。我決不接受任何…不必教書的工作。決不！」

　　費曼舉了著名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為例，當時那裡「供奉」了最頂尖的學者如愛因斯坦、外爾（Weyl，1885-1955）、哥德爾（Godel，1906-1978）、馮諾曼（von Neumann，1903-1957）等人。這些精英不必教書，沒有任何義務，可以無憂無慮地「坐著想（sit and think）」出偉大的思想。但是費曼認為儘管環境這麼好，這些人還是拿不出什麼不得了的成果，因為他們不用面對學生，不必與實驗學者接觸，也就避開了 「真正的活動與挑戰」。對他們而言，「沒有壓力」正是承受不起的壓力。

　　費曼自己剛出道不久時也曾經受邀加入「高等研究所」：因為大家都知道費曼喜歡教書和接近實驗，所以研究院特別提供一種特殊的安排讓費曼可以花一半時間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書，一半時間在研究院——「特殊的例外！比愛因斯坦的位置 更棒！太理想了！太荒謬了！」。可想而知，費曼只能拒絕這麼完美的安排─他無法承擔起隨之而來的責任。費曼並不是唯一能夠對高等研究院說不的人，但是他回絶的理由卻應該是絕無僅有——憂慮自己可能會辜負了別人的期許。費曼這樣跟自己的「良心」掙扎，一定有人會說實在太客氣了些。

　　其實費曼對於高等研究院的診斷也還有斟酌的餘地：愛因斯坦等人做不出好研究的原因未必是因為沒有「真正的活動與挑戰」。現任高等研究院教授的天文學家巴寇（John N. Bahcall，1934-2005）就說研究院的永久教授都是已經做了「兩件重要的事」才能進到研究院來；而一個人在科學中若已經有了兩項（甚至是只有一項）重要的成就，無論是因為腦子已經不新鮮，或是什麼我們還不清楚的原因，依機率而言，就很難再一次攀登頂峰。所以難怪研究院裡那些「偉人」極少在那裡想出什麼了不起的東西來；對他們本來就不應該有太高的期待。而像費曼這種年輕人，當他正處於創造力高峰時，有可能他無論身在何處都拿得出一流成績來。（大家還記得愛因斯坦就是在專利局上班的期間顛覆了古典物理，那個環境的活動與挑戰一定比不上高等研究院。）不過費曼能想到用教書做為心理的防衛機制，倒是頗有意思。

　　愛因斯坦在一九二七年寫信給好友艾倫費斯特（Paul Ehrenfest，1880-1933）說：「我現在再也不必去和別人比誰更聰明了。我一向覺得參與這種競爭和熱衷於爭權奪利一樣，都是很邪惡的桎梏。」然而科學的競爭雖然殘酷，英雄豪傑還是前仆後繼。愛因斯坦與費曼都是這場永不休止競賽的幸運兒，他們不尋常的地方在於還會想一想這一切的意義。

本文出自高涌泉教授著作集《另一種鼓聲——科學筆記》頁117-120（2006，三民出版）

鳴謝：在此特別感謝高涌泉教授提供多年來著作之文稿，本專欄將繼續定期出刊。請鎖定CASE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