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史沙龍】〈SDG1 消除貧窮：貧窮可以用科學解決嗎？〉

根據聯合國的永續發展指標，消除貧窮包含了降低貧窮人數、推動全民保險、保障弱勢族群在經濟和社會福利方面的權益，以及提升貧窮族群災後復原的韌性和能力。貧窮是個非常複雜的議題，不能單純透過科技解決。要解決貧窮，必需要先認識什麼是貧窮？如何瞭解貧窮？對症之後才能下藥。在這樣的脈絡下，本次科學史沙龍邀請到臺灣大學經濟系林明仁教授和社會系黃克先教授，帶我們從總體和個體經濟學思考貧窮的定義，以及討論「無家者」的生命故事。

講師｜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林明仁 特聘教授、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黃克先 副教授

撰文、整理｜周書瑋

從總體經濟學定義貧窮

總體經濟學最常使用國民平均所得來評估該國國民每人平均的生產力，並以之界定該國是貧窮或富裕。如果觀察西元1500～2003年全世界各地區每人平均國民所得，會發現兩個有趣的現象，第一是1820年之前，不論是西歐或日本，在這300年間國民所得增加的幅度非常小，簡單來說，就是「大家都一樣窮」。第二個現象是1820年之後，有些國家開始有顯著的經濟成長，工業革命在這場巨變中扮演重要推手。工業革命的一大特色在於強調智慧財產權的重要，營造了健全的環境讓人們得以專心思考各種改變歷史的發明，並確保他們能從發明中獲得利益，呼應總體經濟學中「當社會上每個人不論貧富階級，都能在經濟利益上分一杯羹，大家會更容易也更願意一起往前走」的道理。舉例來說，最早發明蒸汽機的其實是法國人，但當他開著蒸汽船在河面上航行時，人力船夫都非常擔心自己的工作會被搶走，後來法國人的蒸汽船被炸沉，法國人也因為負債累累最後病死他鄉；反觀瓦特出生在英國，當時英國的智慧財產權法在商人的鼓吹下漸趨完善，讓瓦特得以為自己的發明申請專利，進而發大財。

臺灣的現代經濟成長可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是西元1910～1942的日治時期，前期的經濟成長主要歸功於肥料推廣和水利建設，後期是新品種的出現和耕種技術的進步。此外，法律和智慧財產權概念的建立大幅提升社會治安，市場制度的強化活絡了國內的商業活動，以及縱貫鐵路等建設的完善也功不可沒。第二階段是1960～2005的亞洲四小龍時期，此階段大量的基礎建設、人力資本積累和政府政策，使臺灣的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從1960年世界排名第65進步到2005年世界排名第28。

個體經濟學則著重對單一貧窮個體的研究，該學派發現了一個特別的現象——貧窮並不一定和飢餓劃上等號。研究發現，印度最窮的家庭每多1%的支出，僅有0.67%被用於購買食物，且是「更貴、更美味」的食物，可見貧窮家庭一旦獲得額外收入或補貼，不一定會先補足熱量缺口，反而可能先滿足慾望，這呼應了另一個對中國農村家庭的調查——獲得米價補助的家庭吃更少的米，吃更多肉和蝦。個體經濟學家因此得出結論，認為外來援助會造成貧窮陷阱，並不一定能改善一國的貧窮狀況。

從社會學角度看貧窮人口——艋舺公園的田野調查

那社會學家怎麼看待貧窮呢？社會學家認為貧窮是無法消除的，即便是在經濟成長顯著的地區，我們始終會在最繁華的地方，看見最嚴重的貧窮。密西根湖畔的芝加哥，人民平均所得非常高，但依然有一群過著生活比第三世界更不如、無家可歸的黑人，健康狀況可能遠不及奈及利亞的黑人，很多時候是因為制度設計的問題。這些制度往往涉及種族主義和文化層面，例如優勢族群如何看待弱勢族群、弱勢族群如何看待自己、弱勢族群的生活方式，弱勢族群為什麼會做特定決定，這些因子都對貧窮現象的形成有一定影響。要緩解貧窮，改變制度很重要，同時也需從文化角度思考，我們應該做什麼樣的努力？這個努力可以造成什麼樣的結果？社會學家常會問「是不是當局不當的介入或制定錯誤政策，才導致問題出現？原本看似善意的制度，背後是否隱含了不平等的機制？」

黃克先老師曾在臺北艋舺公園對無家者進行田野調查，實際進到艋舺公園後，他發現實際狀況和原本設想的不一樣。艋舺公園是一個因工作而喧囂的無家者公園，白天時許多人像雕像般地靜坐在石柱旁邊，既不聊天也不走動，但是下午四五點後，整個公園像是被火燒一樣活絡了起來，下工的人們開始和原本呆坐在石柱邊的無家者手舞足蹈地聊天。談話內容主要是當天工作，上工者或許分享著當天參與的文山區建案，描述在電梯洞裡工作的辛苦，沾到許多灰塵和泥巴，討論著怎麼做才能不那麼難受的撇步；聽眾可能分享著五年前他在哪邊也做過類似的工作，討論彼此拿到多少錢、誰來交工、中間抽成剝削了多少。「工作」成為無家者的談話主題，也成為他們的社交能量，他們很重視工作，也聊工作，沒有工作的人也視談話內容為生命中的重要記憶。對無家者而言，工作不單只是薪資，更是認同、社交能量和尊嚴，即便是現在沒有工作的人，也會說自己非常希望可以再次工作。公園裡有些人會幫忙「介紹工作」，認為別人應該去工作，使社群裡充斥著某種強大的壓力，認為大家都應該要有工作。

無家者看似都聚在一塊，但也有區分。當中有一群人叫「做事人」，認為只要努力就能換得幸福美滿的生活，這種「要拚命才會出頭天」的人生觀，正是臺灣1970～1980經濟起飛年代，底層工人的縮影；他們一大早就會來公園等待來招工的人，期待著去工作，他們相信只要肯工作，不怕找不到工作機會。第二種是「迌人」，他們懂得辨別每個人的價值，善用互動技巧，謀取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式，特別重視和有權者之間的關係，像是會和社工和來公園發物資的人搭好關係。另一種是「艱苦人」，他們識破底層工作的陷阱，認為「用力賺反而會更用力花」，因此主張不要努力工作，而要開源節流。「開源」指的不是一般的工作機會，而是摸透哪邊會發物資、發紅包，擅長團體作戰搜集情報，避免流失過多體力或面臨額外風險；節流則是指節制慾望。

緩解貧窮與文化轉換

許多人認為無家者不費吹灰之力就獲得許多好處，卻忽視他們在自我形象和尊嚴上受到的傷害，甚至可能面臨附帶陷阱。有些社福工作者擔心「假無家者」來公園詐騙泡麵或礦泉水，因此制定嚴格的制度審核來領物資的人。這類制度反映出人們對無家者的想像——認為他們會詐騙，因此必須藉由層層關卡，甚至安排社工訪視，確認無家者是「真的窮、真需要被幫助」。然而，過程中對無家者自尊的損害，極可能對他們下一步行為會產生負面影響。

當今有些社會學家倡議基本收入制，目的在於取消繁複的福利審查以及對福利詐騙的想像，避免在協助無家者時，把社會的汙名強加在他們身上，對受助者的行為模式和心理狀況產生不良影響。臺灣目前也有致力於幫助無家者的團體，透過真人圖書館或真人遊戲呈現無家者較為真實的一面，看似對無家者的物質生活較無實際幫助，但對扭轉他們的自我形象和社會對他們的觀感相當重要，是解決貧窮中不可或缺的環節。

「貧窮」是個複雜的議題，必須仰賴社會各部門通力合作，但更重要的是，從最根本的結構問題出發，思考不當的政策是否間接造成貧窮問題，而改善物質生活的同時，也要注意貧窮者心靈層面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