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漢字中的「象」與「為」字以及古代中國環境變遷下的大象
從 2021 年中國雲南西雙版納野象北遷事件談起，講述中國古代的大象、與象有關的商周時期考古文物、甲骨文的「象」與「為」字、中國大象在歷史時期逐漸退居西南一隅的原因，同時介紹近年有關中國史前與歷史時代早期漫遊於北方的大象可能不是亞洲象，而是古菱齒象的新論點，並提出相關研究其實忽略了大象的環境適應力，以及商代大象體型明顯較現代亞洲象標準巨大，有更良好能力減少體熱散失的看法。
撰文｜江柏毅
2021年春天，來自中國西南邊陲西雙版納自然保護區的十七頭野生亞洲象（Elephas maximus）開啟了牠們在雲南為期一年多，向北遷徙再折返原棲地的驚奇之旅。這群野象在約五百公里的長距離跋涉過程，不時漫遊在鄉間庄稼，穿梭於村莊城鎮，甚至一度沿著公路逼近雲南省會昆明，造成人員緊張。根據BBC統計，這趟大象之旅沿途共有十五萬人被強制疏散，造成約一百萬人民幣損失，官方更是出動了973次架無人機及25,000名工作人員進行監測。象群的旅程成為重大新聞，讓民眾瞠目結舌，許多沿途村民甚至蜂擁排隊，希望一睹野象的丰采。
大象的移動並不罕見，因為牠們的食量大，必須在一定的範圍內覓食，但這次長距離且看似無固定路線的”北漂”卻讓科學家感到不解，許多人認為這可能和棲地遭到破壞、資源減少，以及人類活動增加有關，但也有人認為這是近年來中國的保育奏效，使得西雙版納象群從1980年代的不到180頭逐年回升，食物競爭日趨嚴峻所致。所幸在中國各級政府與保育組織的合作下，象群在這趟旅程並沒有與人產生衝突，反而新聞在媒體全力播送下，使中國老百姓對亞洲象的瀕危困境與保育工作有了更多認識。
亞洲象是熱帶、亞熱帶動物，目前野生族群主要分布於亞洲南部的雨林及林間溝谷、山坡、稀樹草原、竹林及寬闊地帶，中國目前僅雲南西南與緬甸、寮國接壤一帶有野生象群活動，但根據古生物學研究，在距今七千多年前，亞洲象在東亞的分布其實相當廣，北自河北陽原盆地（約北緯40度），南達雷州半島南端（約北緯19度），東起長江下游馬橋一帶（約東經121度），西至雲南盈江中緬邊境（約東經97度），都可見到牠們的蹤影。古代象群的活動區域與中國新石器時代人群多所重疊，自仰韶時代（中國新石器時代中期，約距今7000至5000 年）以來的許多考古遺址，都有象骨及臼齒的發現，象牙則更是古人所珍視的藝術創作材料（註一）。
亞洲象是一種對氣候、生態環境極為敏感且畏懼寒冷的動物，牠們在古時的分布北界能夠抵達中緯度，表示中國古代的氣溫相較於今更加溫暖，而此現象顯然與全新世氣候最適宜期（Holocene climatic optimum）有關。全新世氣候最適宜期指的是地球在進入全新世以後，氣候最為溫暖且較為穩定的階段（註二），它的起訖時間在不同地點各不相同，研究者根據不同的氣候指示物所得到的研究結果也多有差異，但大致來說，全新世氣候最適宜期在中國的開始時間落在距今8500/8000年左右，結束時間則在距今5000至商代晚期（1100 BC）。整體而言，全新世氣候最適宜期中國西北地區的平均氣溫較現代高約攝氏三至四度，華北、東北則高約三度，華中長江流域約二度，華南一度。在距今8500至5000年的大暖期，中國熱帶種生物的分布北界可達秦嶺―淮河線，較現代北移約緯度六度；距今5000至3100年的降溫期（氣溫仍較現代溫暖），中國熱帶種生物的分布北界則約略退至秦嶺―淮河線以南的長江流域，較現代北移約緯度四度。
文煥然等曾根據考古與歷史文獻記載分析出亞洲象於中國史前與歷史時期時空分布的八個階段變化，儘管過程有所反復，但總體來說象群是不斷南遷的。仰韶時代至商末周初（約5000至900 BC），黃河中下游地區都可見到象群，其分布北界大至在河北陽原盆地及山西晉中盆地和陝西西安略北一帶；西周中期至春秋時代（約900至700 BC），象群的分布範圍已退至長江流域；春秋至戰國時代末期（約700至200 BC），分布範圍稍微向北回歸，秦嶺以南、淮河下游為象群分布的北界；戰國時代末期至魏晉南北朝末期（約200 BC至AD 580），象群分布的北界又再度南退至以秦嶺―淮河一線。此後，象群逐步由長江流域退往閩南、嶺南、雷州半島、雲南西部，直到最後終於退居西南一隅，幾乎消失，以至於很多人誤以爲中國自古以來便沒有大象（圖一）。
從栩栩如生描繪著大象的各種器物推斷，如商代晚期白陶、青銅象尊、帶象紋、象形青銅器、習刻甲骨所見小象跟隨姙娠母象刻畫，和殷墟出土玉象圓雕（圖二），大象在商代晚期仍是人們所熟悉的動物。甲骨文與商代晚期作為族徽使用的金文「象」字也是一個象形字，清楚地表現一種有著碩大身軀、長而彎曲的鼻子、大耳、尾巴帶開岔簇毛的動物（圖三），在用法上也主要表大象或象族；而就商代部分族徽與職官有關，或具有職事性的特點，象族可能與馴養大象有關。甲骨文的「為」字的書寫為一隻手牽著象鼻（圖四），顯然表現的就是馴象，造字創意為役使大象，使之從事勞力工作，並引申為「有所作為」的「為」；這也同時說明了《呂氏春秋・古樂》中所載「商人服象」為真。殷墟考古迄今共發現三座埋葬有大象的祭祀坑，位置皆鄰近商王陵墓區東區，其中兩座（M1426和武官村北地35號祭祀坑）埋葬幼象，一座（M2040）埋葬剛成年的成象。武官村北地35號祭祀坑出土的幼象骨骼頸部發現有一個象鈴（圖五），而M2040另隨葬一人，推測為象奴，由此可見殷墟的大象可能是馴養的。
商人除了將大象用於祭祀奉獻，根據服象「為虐于東夷」的記載，也可能作為戰象使用（註三）；此外，象肉也可能拿來食用，所剩的象牙、象骨，根據考古發現，則被貴族所使用，成為梳子、酒器、飾牌等貴重器物的製作材料。殷墟大象的來源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從甲骨卜辭可見到的「獲象」（註四）、「以象」、「來象」等詞可知，除了本地獵捕之外，大象也透過貿易、進貢而來，這可能也凸顯了本地象群在大肆獵捕下已無法滿足商人需索的現實。
商代處於全新世氣候最適宜期的尾聲，儘管當時的中原地區環境與今日長江流域類似，年均溫為攝氏15.6至16.6度，一月均溫為攝氏1.2至3.2度，但其實呈現的是早期寒冷乾燥向中期溫暖濕潤過渡，再於晚期轉趨寒冷乾燥的變化趨勢，溫暖濕潤期主要發生在商代中期。自約商代晚期開始（1100 BC），中原地區氣溫一度轉趨寒冷，情況延續至西周早期結束（約900 BC）才逐步回暖，並於春秋時代回復轉冷前的水準（當時中國北方溫度可能較現代高攝氏三度）。另根據地下水水位變化與土壤學地層剖面分析，商代晚期華北也因東亞季風轉向影響，轉趨乾旱，情況並隨著時間推移愈趨劇烈，出現沙塵暴、現代黃土覆蓋古土壤現象，古文獻、甲骨卜辭所見商代晚期大規模旱情、沙塵暴與應對方式（如祭祀、焚巫尪、做土龍、奏樂舞蹈求雨、改從事旱作農業等）的記載，也證實當時中原發生氣候環境巨變。
中國大象的分布範圍在商末周初之後退出華北，必然與氣候環境變遷有關，但從古文獻與甲骨卜辭所見森林砍伐、農業燒墾、耕作、畜牧、田獵行為，似乎也反映了大象的退卻與人類活動引發的棲地破壞、族群數量銳減有關。從甲骨卜辭在商王武丁（商代晚期）之後再也見不到獲象記錄，以及青銅器造型、紋飾在西周中期以後鮮少見到大象（或是外形已與真實個體有顯著差距）兩方面推測，這種大型動物當時可能在華北已變得稀有，人群也不再熟悉象的樣貌。戰國末期成書的《韓非子･解老篇》中提到：「人希見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除了解釋「象」字表疑似之意的來由，其實也訴說著當時象已脫離了中原人群的視野。
到了漢代，我們仍可在考古遺留中零星見到象的身影，但多為百戲中的玩物，如2010年江蘇省盱眙縣大雲山江都王陵M1（西漢江都王劉非，168-127 BC）所出土的鎏金銀青銅象俑與馴象人俑，和1954年洛陽市防洪渠二段72號墓出土的東漢彩繪騎象陶俑（圖六）。根據《漢書･武帝紀》所載「南越獻馴象」以及東漢中期許慎對「象」字的解釋，「象，長鼻牙，南越大獸，三秊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這些大象可能多來自南方。
人象衝突其實是中國亙古的矛盾，因為與人類活動區域多所重疊的大象時常會毀壞莊稼與屋舍，從許多歷史記載可知，如《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象對中國農人而言，總是亟欲除之而後快的，象牙、象鼻則是人們所追逐的逸品、珍饈。這些人為干擾都導致本就受氣候環境變遷而棲地縮減的中國大象更不容易生存下來（註五），最後只能逐步退縮到西南一隅苟延殘喘。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華北古時曾有大象的命題上，近年有學者對大象的品種提出質疑。他們認為全新世最適宜期華北的溫暖程度仍不足以讓畏寒的亞洲象安然過冬（註六），因此中國新石器時代漫遊於華北的大象不可能是亞洲象。那麼，華北的大象又是哪個品種呢？學者們推測是一度被認為在距今約一萬年左右便滅絕的諾氏古菱齒象（Palaeoloxodon naumanni）或納瑪象（Palaeoloxodon namadicus），因為許多在更新世末期中國北方與古菱齒象伴生的哺乳動物，其實都延續生存到了全新世；且相較於亞洲象，古菱齒象有較佳的抗寒能力。
儘管學者們所提出古菱齒象的生存可能延續至商代晚期華北的看法相當有趣，但此說並未獲得學界一致支持，因為目前的確也沒有明確的化石證據能證實此說；而學者用來排除物種為亞洲象的旁證 - 商周時期象形器物在鼻尖端具有亞洲象所沒有的”二指”特徵（註七）（圖七），其實可能只是工匠別出心裁的工藝巧思，而非根據實際觀察而來的摹製，更何況並非所有的商周時期象形器物的鼻尖端都為二指，湖南醴陵獅形山出土的商代象尊鼻尖便只有一指。
最後，從動物的適應性來看，或許學者們低估了亞洲象的耐寒程度，其實現代案例仍可見到象群短暫於雪地中玩樂的景象。美國動物園和水族館協會（Association of Zoos & Aquariums）2012年所修訂的大象照護管理辦法曾寫到，如已適應了環境條件，戶外飼養的大象其實是能夠短暫忍受適度的極度低溫。黃河象研究小組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研究顯示，從第四紀初迄今，中國大象的體驅其實是逐漸縮小的；而根據內田純子對殷墟西北崗1001號大墓出土象骨器的測量，商代大象的體型確實較現代標準亞洲象還要來的巨大。一般而言，體型越大的動物，身體表面積相對於身體體積的比值就越小，有利於減少體熱散失，因此對寒冷環境下的生存有所幫助，這也就表示古代華北的大象仍可能是亞洲象。
總而言之，中國古代華北的大象究竟是亞洲象（抑或是1955年由斯里蘭卡古生物學家Paulus E. P. Deraniyagala所提出，被認為早已絕跡的亞洲象亞種中國象Elephas maximus rubridens）、古菱齒象，都有待未來更多的古生物發掘研究才能獲得解答。
註釋：
註一：如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發現的河姆渡文化象牙匕、雙鳥朝陽紋象牙蝶形器、象牙梳；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象牙梳；浙江嘉興吳家浜遺址及江蘇蘇州綽墩遺址墓葬出土的馬家浜文化象牙梳；湖北巫山大溪遺址墓葬出土的大溪文化象牙鐲；以及浙江省周家浜遺址出土良渚文化玉背象牙梳等。
註二：全新世氣候最適宜期的氣候並不是全然穩定的，而是在溫暖的大趨勢下有著些微的波動變化。
註三：新說亦有商王朝為獲得大象，對善於馴象的東夷產生需索上的困擾。
註四：除了獵捕大象之外，「獲象」也有捕獲象族人的說法。「獲象」一詞也不一定代表大象一定是在商朝的土地上捕獲。
註五：亞洲象無法適應寒冷和陽光直射，又由於體積龐大、視覺較差，導致逃避敵害有難度，再加上孕期長達650天，且每胎一仔，相隔約六年，繁殖率低，族群數量在人為影響下銳減便難以於短時間內恢復；另由於亞洲象食量與飲水量均較大，在棲地被破壞後便難已維生，因此無法古代中國大量的農業人口和平共存。
註六：董建文等人的亞洲象凍傷與搶救案例顯示，亞洲象成象在攝氏零度低溫時會出現呼吸急促、皮溫不均、肢體末端發涼、感覺遲鈍、全身顫慄、四肢僵硬、眼結膜水腫、充血類等症狀；2021年西雙版納象群北遷事件中，小象面臨攝氏十度以下低溫便出現難以支應現象。另根據巴西Global Sanctuary for Elephants組織觀察，大象在攝氏六度以下，身體一些較脆弱的部分便會出現凍傷。
註七：大象靈活的鼻子在鼻尖處有突起，如同人類的指頭一般，能夠幫助大象用來夾或勾，拿取各種食物。此外，鼻尖的突起有敏感神經，能感應外界訊息，再傳遞至大腦。現存的非洲象鼻尖有上、下兩個突起，而亞洲象則僅有上半一個突起。
參考資料：
Deraniyagala, Paulus Edward Pieris 1955 Some Extinct Elephants, Their Relatives and the Two Living Species. Colombo: Government Press.
Elvin, Mark 2004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York: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insch, Bret 1988 Climatic change and history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Vol. 22, No. 2, pp. 131-159.
Li Liu and Xingcan Chen 2012 Chapter 2: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Bronze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i, Li et al. 2013 The latest straight-tusked elephants (Palaeoloxodon)? “Wild elephants” lived 3000 years ago in North Chin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Vol. 281, pp. 84-88.
Olivier, Robert 1978 Distribution and Status of the Asian Elephant, Oryx, Vol. 14, Iss. 4, pp. 379-424.
內田純子 2013 〈殷墟西北崗1001號大墓出土雕花骨器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四本，第四分，頁601-649。
王宇信、楊寶成 1982 〈殷墟象坑和「殷人服象」的再探討〉，《甲骨探史錄》。北京：三聯書店，頁467-489。
王暉、黃春長 2002 〈商末黃河中游氣候環境的變化與社會變遷〉，《史學月刊》第一期，頁13-1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1987 〈安陽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發掘〉，《考古》第十二期，頁1062-1070, 1145。
文煥然 2019a 〈再探歷史時期的中國野象分布〉。文榕生選編，《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頁221-226。重慶：重慶出版社。
文煥然 2019b 〈再探歷史時期中國野象的變遷〉。文榕生選編，《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頁227-235。重慶：重慶出版社。
文煥然等 2019 〈歷史時期中國野象的初步研究〉。文榕生選編，《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頁206-220。重慶：重慶出版社。
朱彥民 2006 〈商代晚期中原地區生態環境的變遷〉，《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五期，頁54-61。
同號文 2007 〈第四紀以來中國北方出現過的喜暖動物及其古環境意義〉，《中國科學》（D輯），頁922-933。
李志文等 2015 〈全新世中國東部亞熱帶地區氣候變遷的古生物學證據〉，《熱帶地理》第三十五卷，第二期，頁179-185。
李冀、侯甬堅 2010 〈先秦時期中國北方野象種類探討〉，《地球環境學報》第一卷，第二期，頁114-121。
李龍海 2005 〈從西周氣候的變遷看《豳風･七月》的寫作時間〉，《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二十五卷，第五期，頁31-34。
竺可楨 1972 〈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第一期，頁15-38。
施雅風等 1992 〈中國全新世大暖期氣候與環境的基本特徵〉。施雅風主編，《中國全新世大暖期氣候與環境》，頁1-18。北京:海洋出版社。
徐中舒 1930 〈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頁60-75。
陳明勇等 2006 《中國亞洲象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梁彥民 2001 〈商人服象與商周青銅器上的象裝飾〉，《文博》第四期，頁50-72。
張梅坤 1992 〈我國亞洲象的盛衰及原因-兼論歷史氣候和生態的變遷〉，《東南文化》第六期，頁67-75。
張惟捷 2018 〈引用古文字材料為跨學科研究證據應謹慎-以卜辭與菱齒象的相遇為例〉，《中原文化研究》第五期，頁114-121。
郭賢民等 2017 〈我國亞洲象研究綜述〉，《自然科學》第五期，頁31-36。
彭林 2021 〈婦好墓象牙杯與先秦時期的生態環境〉。彭林著，《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頁180-201。香港：中華書局。
黃銘崇 2018 〈商人服象-事實與想像〉。取自歷史學柑仔店 (https://kamatiam.org/商人服象事實與想像/)。
董建文等 2005 〈亞洲象凍傷的搶救與治療〉，《中國獸醫雜誌》第四十一卷，第九期，頁51。
賈蘭坡、衛奇 1980 〈桑干河陽原縣丁家堡水庫全新統中的動物化石〉，《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第十八卷，第四期，頁327-333。
魏繼印 2007 〈殷商時期中原地區氣候變遷探索〉，《考古與文物》第六期，頁44-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