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24-5】肺結核-白色瘟疫與人類社會的共舞

講者|張淑卿 教授
彙整撰文|黃瑋絜

在台灣,幾乎每個人手臂上都留有注射卡介苗時留下的疤痕,這不僅僅代表疾病防治的重要性,更是人類社會幾千年來與結核病抗爭的痕跡。

肺結核是歷史相當悠久的疾病,世界著名古文明所留下的文物上,就曾多次出現結核病相關的痕跡或記載,舉例而言,埃及木乃伊上曾發現疑似因肺結核而留下的肺部疤痕,中國古代醫書《黃帝內經》中,也記載著結核病常見的病徵。

而結核病開始流行,則與都市化與工業化有關。16世紀,歐洲工業迅速發展,幾個大都市因此人口密集、居住環境擁擠,結核病也從此時開始快速傳播。到了18世紀則進入史上最嚴重的結核病大流行,英國、法國、美國、義大利等最都市化與工業化的城市中,醫生及衛生官員最常通報的疾病就是「癆」。

在細菌學興起之前,西方普遍認為結核病是因為貧窮、營養不良、遺傳等因素所引起,中醫則認為身心過勞、因外力所導致的內傷或是生活習慣及條件不好皆是肺結核的病因。直至1882年,Robert Koch成功分離出人類結核桿菌,這才明確地定義出結核病是因為結核桿菌所造成的疾病。

●結核病的診斷與治療

結核病的診斷方式可說是隨著醫療科技的發展逐步前行:1819年,法國雷涅克醫師發明了聽診器,讓醫師可以聽病人的呼吸聲;1895年倫琴發現X光後,醫師可以更精準地找到肺部的病灶處;而科霍提出的結核菌素測驗則可利用皮下注射,得知病患是否曾暴露在結核桿菌中。

在抗生素治療興起之前,結核病大多採消極性治療。部分病患會被送到「結核療養所」,在那裡接受五花八門的治療方法,例如讓瘦弱的結核病患多吃高蛋白食物的「飲食療法」,或是將病患安置在走廊曬太陽的「日光療法」等。

1944年,Salman A. Waksman發現第一個有效的抗結核藥物──鏈黴素,它雖然有許多副作用,但也帶動後續抗結核藥物的開發。此後,為增加藥物療效,醫生大多會將多種藥物合併使用。不過,由於結核病的治療期長達半年至兩年,很多病患會中斷服藥,導致細菌產生抗藥性,短期直接觀察治療法(DOTS)因此興起。

而台灣每一位新生兒都須施打的卡介苗則在1921年問世,對預防結核桿菌造成的結核病重症(如結核性腦膜炎)相當有效。

●民國時期的肺結核防治

民國時期,中國防癆協會估計全中國人口中約有8%是開放性肺結核患者,並斷言中國的結核病死亡率至少比當時的英國高出四倍以上。對此,許多公衛專家認為,不論從疾病成因、病患人口分布或社會形象等角度來考量,中國的結核病都不同於西方,而有其獨具的「中國特色」。

雷祥麟老師在《衛生、身體史、與身分認同:以民國時期的肺結核與衛生餐檯為例》研究中指出,所謂的「中國特色」即「不衛生的習慣」,例如隨地吐痰、狹近親密的進食方式等。

因此,為了解決結核病的問題,當時極力推行「個人衛生杯」,讓「自己用自己的杯子」這件事成為日常生活習慣,創造與他人保持身體距離的新「個人」概念。另外,為改善民國時期不衛生的惡習之首──共食制,伍連德創造出「衛生餐檯」,類似現今中式餐廳裡常見的圓餐桌,將當時人們的飲食方式逐漸改為分食、公筷母匙制,可以說是現代衛生概念與傳統社會生活之間相互妥協的產物。

●日治時期的肺結核防治

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結核防治方針除了強調療養與症狀治療外,亦透過政策與法令,規範結核病患的行為,且強調健康的生活方式。當時的規範包含在公共場合設立痰盂、被確診為結核病者不可以從事高度與人接觸的職業等。

當時,台灣總督府也與民間力量合作,設立許多療養院及防治機構。1915年,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建立了結核病房,1939年後,各州也依據法規陸續建立療養所。此外,當時的台北州設有結核相談所,進行巡迴訪視或訪談;1941年成立的台北保健館預防衛生部更是以調查結核病患、施行學校健康檢查為主要工作。

不過,即便官方與民間預防協會致力建設,日治時期療養所及結核病房提供的服務量仍遠不及病患數量。

●台灣戰後的結核病防治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對於結核病的防治呈現更明顯的國家介入。結核病被納入國家管理之中,即政府利用防癆機關的組織、運作模式,來進行結核病的管控。

1966年,台灣省防癆局成立,負責防癆計畫的釐訂、督導和考核,同時派駐「防癆保健員」到各地衛生所,讓他們以社區為中心,協助進行最基層的防癆工作。當時的抗結核運動主要分為三大方向:結核菌素測驗與卡介苗接種計畫、驗痰與X光巡迴檢查,以及開放性病患的管理與免費的化學藥物治療。

此外,該期間頒布的防癆政策也規範了標準化的防治方法,包含使用哪些抗結核藥物、推行居家治療計畫與病患的登記管理,還有建立病患通報的標準流程,以由下而上的通報方式,確保所有開放性結核病患都納入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除了設有專責機關負責結核病防治,同時也有以美國及WHO為主導的國際組織參與,讓台灣的結核病防治能與國際同步接軌。

●肺結核的文化意義

英國歷史學家Roy Porter曾說,十九世紀時,被稱為「白色瘟疫」的結核病,是當時成年人的最大殺手,但它卻也主導了那時候的藝術、文學與道德想像。舉例而言,William Lindsay Windus於1858年畫的作品「Too Late」中,將許久未見、罹患嚴重結核病的戀人,其身上蒼白無血色的「虛弱美(consumptive beauty)」深刻地描繪了出來。

而結核病在文學作品中也相當常見,《紅樓夢》中的林黛玉或是《茶花女》的女主角瑪格麗特都是相當著名的例子。十九世紀初期,不少西方作家喜歡將自己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沾染結核病以增加羅曼蒂克色彩,因此,結核病不僅被稱為「情感病」,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更崇尚如同結核病患一般的瘦弱、病態美感。

肺結核在文人的筆下,儼然成了文思和感情的泉源,甚至發展出「沒得結核病寫不出好文章、彈不出好音樂」的觀念。

雖然人類社會在與「白色瘟疫」共舞的情況下,發展出許多別具特色的科技與文化,但時至今日,我們與結核病的抗爭仍持續,甚至因為多重抗藥結核菌株的出現以及愛滋病的流行,而讓戰況變得險峻。短期間內,結核病仍會影響我們的生活,仍會與人類社會共融、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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