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靈頓宣言與科學的執念

撰文/江才健

人類聚集較多的北半球漸入寒季，加上報告罹疾人數的增加，北境國度再次瀰漫了面對上半年曾經肆虐，造成大量死亡疫疾重來的恐懼，對於如何面對此新冠疫疾的再次重臨，在主流公共醫療體系，卻有了分歧的應對思維，引起這個可謂是科學爭吵的，是一項被稱之為「大巴靈頓宣言」的文件。

「大巴靈頓宣言」的發起人是三位公衛醫學專家，其中兩人來自美國的哈佛與史丹佛大學，一位出自英國牛津大學，他們三人所揭櫫的想法，是放鬆讓疫疾在年輕與健康人眾間的可能流傳，並著力於保護那些最為衰弱的族群，這種想法的概念源頭，便是所謂的「群體免疫」。

「群體免疫」就是說，在社會群體有夠多人感染疾疫之後，便自然造成了整個群體的一種普遍免疫力，從而足以對抗疫疾的失控肆虐。

「群體免疫」的想法並非橫空而出，也是過去面對流行疾疫的經驗總結，這個辦法在今年上半年新冠疫疾初起之時，也有一些國家採行，稱之為「佛系抗疫」。

世界上採行「佛系抗疫」最出名的國家是瑞典，在疫情高峰初期，瑞典政府採取了較寬鬆的社會交流管制，比起其他管制較嚴的國家，罹病與死亡人數高出一截，但是在歐洲也有情況更差的英國，其實是採行了較嚴的社會管制。到目前大半年下來，如果以罹病人數、死亡比率，以及對於社會的整體衝擊來者，瑞典的「佛系免疫」也未必是完全失敗的。

無論如何，就現代醫學制式想法來看，「佛系抗疫」是頗致爭議的，因此十月初三位公衛專家在美國麻州的巴靈頓簽署發表宣言之後，立即有一群公衛專家在世界醫學權威期刊《刺胳針》，聯名發表反駁文章，指稱《大巴靈頓宣言》是沒有科學根據的謬論，這封批駁的信函也有一個冠冕的稱號《約翰．史諾備忘錄》。

約翰史諾是一位英國醫生，十九世紀中葉倫敦發生霍亂疫疾，他提出嚴格控制病源的方法，奠定其在近代公衛觀念先行者的地位。

《約翰．史諾備忘錄》促請各國政府盡一切手段，以封阻作為壓制新冠疫疾的擴散，並持續進行篩檢、追蹤病源以及隔離感染者的工作。《大巴靈頓宣言》和《約翰．史諾備忘錄》公開發表後，網路上皆各有上萬名科學家的聯署支持，可說是旗鼓相當。

《大巴靈頓宣言》確實有許多不確定的風險，譬如過去由自然感染而產生群體免疫的往例，是否會重現於此次新冠疫疾，尚未可知，而且需要多少比例的人眾感染才能造成群體免疫，醫學界目前也沒有共識。

此外，感染人群的免疫力能持續多久、病毒的是否變異、如何限制高低風險人眾的接觸交流等，都難以確知。

《約翰．史諾備忘錄》同樣有著不確知後果的爭議，因為社會封阻不可能無限期地進行，目前流行的思維是盡量減少當下的罹病機率，等待藥物或疫苗的救援，但是如果病毒有變異性，感染後的免疫力也不知能夠持續多久，藥物與疫苗就面臨了未知是否有效的風險，而眼前現下大半年的社會與國境封阻，已造成經濟崩潰與就業流失。

社會經濟弱勢族群的喪失生計，甚至引致死亡的後果，可謂「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近代醫學面對流行疾疫的中心信念，便是堅壁清野的封阻，針鋒相對的絕滅，這種執念其來有自。

除了科學本質二元對立論的大傳統，人類在過往曾經有效地滅絕天花與麻疹，更是有力的佐證，面對當前威脅生命的新流行疫疾，因人類求生惡死本能而生的恐懼，更進一步地增強了迎頭痛擊別無他顧的執念。

這次的流行疫疾，近代公衛醫學所指認的肇因是一種新冠病毒，這類病毒近年曾造成過許多不同的疫疾，譬如我們比較熟悉的SARS，或較不熟悉的如MERS，當然還有其他許多不同的致恙病毒，讓人類學得不同的應對策略，也讓我們逐漸認識到病毒的本質與意義。

病毒是靠寄生宿主而生，並非獨存實體，可以說它只是一個過程，「寄生而起，殺生而亡」，而病毒存在的目的，並不是要殺死宿主，因為宿主一死，造成的是「與汝皆亡」的兩敗俱傷，因此在自然界的常態，病毒致病過程的演化，總是漸趨和緩地與宿主「和平共生」，因為那才是延生存活之道，因此多數病毒的常演化為與我們共生的狀態，容易傳播，也一再重來，卻傷害不大。

如果把生命源起的途徑拉得更遠，我們知道自然界的複雜生物體，都是依靠著病毒發揮的傳種功能，病毒消滅生命的同時，維持了更綿長的生機，也才能完成複雜的演化過程，病毒亙古常在，它關照也參與協助著物種的存續滅絕，人類如何能例外？

近代科學成功之一端，其實是由這種自然的規律中跳出，以人為的手段打破自然宿命，自覺昂然於普世眾生，造就所謂的科學文明。

近時以來，對於科學文明的反思，愈益興起，由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到面對生死存亡的抉擇，不一而足，這回的新冠疫疾，正是建基於近代科學概念上的近代醫學最新的一次試煉。

用人造辦法把核算放大億萬倍來判定病毒的蹤跡，如同以有限天象視野論斷宇宙的面貌，一樣都是人類科學的執念，《大巴靈頓宣言》顯現的科學內部爭吵，還只是科學執念的表象困境，尚未觸及的是更根本的科學哲思盲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