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靈頓宣言與科學的執念

撰文/江才健

人類聚集較多的北半球漸入寒季,加上報告罹疾人數的增加,北境國度再次瀰漫了面對上半年曾經肆虐,造成大量死亡疫疾重來的恐懼,對於如何面對此新冠疫疾的再次重臨,在主流公共醫療體系,卻有了分歧的應對思維,引起這個可謂是科學爭吵的,是一項被稱之為「大巴靈頓宣言」的文件。

「大巴靈頓宣言」的發起人是三位公衛醫學專家,其中兩人來自美國的哈佛與史丹佛大學,一位出自英國牛津大學,他們三人所揭櫫的想法,是放鬆讓疫疾在年輕與健康人眾間的可能流傳,並著力於保護那些最為衰弱的族群,這種想法的概念源頭,便是所謂的「群體免疫」。

「群體免疫」就是說,在社會群體有夠多人感染疾疫之後,便自然造成了整個群體的一種普遍免疫力,從而足以對抗疫疾的失控肆虐。

「群體免疫」的想法並非橫空而出,也是過去面對流行疾疫的經驗總結,這個辦法在今年上半年新冠疫疾初起之時,也有一些國家採行,稱之為「佛系抗疫」。

世界上採行「佛系抗疫」最出名的國家是瑞典,在疫情高峰初期,瑞典政府採取了較寬鬆的社會交流管制,比起其他管制較嚴的國家,罹病與死亡人數高出一截,但是在歐洲也有情況更差的英國,其實是採行了較嚴的社會管制。到目前大半年下來,如果以罹病人數、死亡比率,以及對於社會的整體衝擊來者,瑞典的「佛系免疫」也未必是完全失敗的。

無論如何,就現代醫學制式想法來看,「佛系抗疫」是頗致爭議的,因此十月初三位公衛專家在美國麻州的巴靈頓簽署發表宣言之後,立即有一群公衛專家在世界醫學權威期刊《刺胳針》,聯名發表反駁文章,指稱《大巴靈頓宣言》是沒有科學根據的謬論,這封批駁的信函也有一個冠冕的稱號《約翰.史諾備忘錄》。

約翰史諾是一位英國醫生,十九世紀中葉倫敦發生霍亂疫疾,他提出嚴格控制病源的方法,奠定其在近代公衛觀念先行者的地位。

《約翰.史諾備忘錄》促請各國政府盡一切手段,以封阻作為壓制新冠疫疾的擴散,並持續進行篩檢、追蹤病源以及隔離感染者的工作。《大巴靈頓宣言》和《約翰.史諾備忘錄》公開發表後,網路上皆各有上萬名科學家的聯署支持,可說是旗鼓相當。

《大巴靈頓宣言》確實有許多不確定的風險,譬如過去由自然感染而產生群體免疫的往例,是否會重現於此次新冠疫疾,尚未可知,而且需要多少比例的人眾感染才能造成群體免疫,醫學界目前也沒有共識。

此外,感染人群的免疫力能持續多久、病毒的是否變異、如何限制高低風險人眾的接觸交流等,都難以確知。

《約翰.史諾備忘錄》同樣有著不確知後果的爭議,因為社會封阻不可能無限期地進行,目前流行的思維是盡量減少當下的罹病機率,等待藥物或疫苗的救援,但是如果病毒有變異性,感染後的免疫力也不知能夠持續多久,藥物與疫苗就面臨了未知是否有效的風險,而眼前現下大半年的社會與國境封阻,已造成經濟崩潰與就業流失。

社會經濟弱勢族群的喪失生計,甚至引致死亡的後果,可謂「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近代醫學面對流行疾疫的中心信念,便是堅壁清野的封阻,針鋒相對的絕滅,這種執念其來有自。

除了科學本質二元對立論的大傳統,人類在過往曾經有效地滅絕天花與麻疹,更是有力的佐證,面對當前威脅生命的新流行疫疾,因人類求生惡死本能而生的恐懼,更進一步地增強了迎頭痛擊別無他顧的執念。

這次的流行疫疾,近代公衛醫學所指認的肇因是一種新冠病毒,這類病毒近年曾造成過許多不同的疫疾,譬如我們比較熟悉的SARS,或較不熟悉的如MERS,當然還有其他許多不同的致恙病毒,讓人類學得不同的應對策略,也讓我們逐漸認識到病毒的本質與意義。

病毒是靠寄生宿主而生,並非獨存實體,可以說它只是一個過程,「寄生而起,殺生而亡」,而病毒存在的目的,並不是要殺死宿主,因為宿主一死,造成的是「與汝皆亡」的兩敗俱傷,因此在自然界的常態,病毒致病過程的演化,總是漸趨和緩地與宿主「和平共生」,因為那才是延生存活之道,因此多數病毒的常演化為與我們共生的狀態,容易傳播,也一再重來,卻傷害不大。

如果把生命源起的途徑拉得更遠,我們知道自然界的複雜生物體,都是依靠著病毒發揮的傳種功能,病毒消滅生命的同時,維持了更綿長的生機,也才能完成複雜的演化過程,病毒亙古常在,它關照也參與協助著物種的存續滅絕,人類如何能例外?

近代科學成功之一端,其實是由這種自然的規律中跳出,以人為的手段打破自然宿命,自覺昂然於普世眾生,造就所謂的科學文明。

近時以來,對於科學文明的反思,愈益興起,由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到面對生死存亡的抉擇,不一而足,這回的新冠疫疾,正是建基於近代科學概念上的近代醫學最新的一次試煉。

用人造辦法把核算放大億萬倍來判定病毒的蹤跡,如同以有限天象視野論斷宇宙的面貌,一樣都是人類科學的執念,《大巴靈頓宣言》顯現的科學內部爭吵,還只是科學執念的表象困境,尚未觸及的是更根本的科學哲思盲點。

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