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90論壇I】科學與社會的雙螺旋運動-氣候變遷下的共同演繹(一)

主持人|周桂田(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與談人|郭鴻基(臺灣大學大氣系教授)、蕭新煌(總統府資政、中研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
彙整撰文|葉珊瑀

科技與社會論壇為紀念國立臺灣大學 90 年校慶系列活動,由臺大理學院、科學教育發展中心、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以「科學與社會的雙螺旋運動-氣候變遷下的共同演繹」為主軸,邀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學者進行深度討論。

本日討論由臺大理學院劉緒宗院長為各位揭開序幕,在論壇一,臺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周桂田主任指出自然科技和社會人文並非單向限性發展,而是「雙螺旋」運動,彼此影響連動。氣候變遷的重要性,可從聯合國的「跨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of the UN , IPCC)看起,組織明定全球應於 2030 為應大幅減碳、2050 深度減碳至零淨碳排放,實際面從全球的規模至國家的尺度提供方法論和評估。最後他帶到世界經濟論壇主席 Klaus Schwab 去年提出兩大重要工程:政府應取得社會大眾的信賴、各國政府應審思其政治社會體制該如何回應現今的第四次工業革命。

臺大大氣郭鴻基教授作為代表科學一方的與談者,提到本身專業注重的即是風雨。他以大量的資料帶我們一探實證資料的氣候變遷,從過往海平面的變化,看見現階段正以每百年 30 公分的規模攀升,其造成的後果嚴重,低窪地區首當其衝。極端天氣事件頻傳,郭教授從美國科羅拉多州(Colorado)水災頻傳、乾旱的巴基斯坦受洪災侵擾談起,再把視角拉回台灣的莫拉克風災,個個都是烙印人心的恐懼記憶。這些極端氣候雖然個數少,在統計上經不起檢驗達到顯處,但是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卻是險峻而無法忽視的。

臺灣自 1960 年代起,有 21 個氣象測站以小時為單位紀錄雨量,提供可靠數據。郭教授在研究中將歷來的颱風降雨量自大排到小,發現極大的降雨幾乎都在近 30 年,自此可看出颱風降雨近 30 年來明顯的增加。在莫拉克風災以後,社會輿論對此討論多指向全球暖化的影響,認為溫度增高使颱風增強,雨量因而變多。雖然颱風變強可能導致降雨增多,郭教授卻有不同見解,認為也可能是颱風降雨的時間變長。在莫拉克風災後,郭教授發表數篇論文,發現颱風帶來的降雨量主要不是由其強弱影響,而是它行徑的速度:越慢雨越多。將雨量和颱風行經速度的以統計形成回歸線,其相關係數達到 0.69,解釋變異度達到八成。進一步研究,發現慢的颱風在登陸以後行徑速度更慢,背後成因可能是臺灣特殊地形造成的。若將過往的颱風路徑加總來看,以平均數、標準差分成快慢兩組,可發現快者的登陸位置在北臺灣,慢的則在南臺灣。

總結這些研究,臺灣的雨量近 30 年來顯著增加了 61%,然而若是將之除以時間,求得降雨強度,則無明顯變化。颱風降雨多的主因是颱風行徑速度慢,導致長時間下雨,而這又和臺灣地形有關,登陸後速度再減慢。以颱風登陸位置劃分,可發現「慢北快南」的現象。

談到氣候變遷的因應,郭教授認為改善激烈天氣預報的能力是關鍵,而這必須回到科學研究,科學研究又和觀測相關。氣象所累積出來的數據極大,圖像資料以四維為基礎,從過往的衛星雷達,結合新時代的 AI,再加上本世紀重要的數學模式實驗,讓大氣科學更全面地面對新時代的挑戰。

以年代紀變化來看全球氣候溫度、海洋溫度變化相互對照,若是將尺度侷限在百年內,所見的溫度趨勢是一路上升,然而宏觀來看,可以看到趨勢變化有數十年的震盪。人們希望找到氣候變遷的趨勢,然而人類觀測氣象的時間不夠長,受限於觀測的尺度,得到的資料可能侷限,只是整體走向中的一部份。

推測趨勢時,我們不只在乎大趨勢的平均變化,變異程度也重要。2012 年郭教授舉辦「臺大氣候變遷國際科學研討會:多年代及更長期的變化」邀請 John M. Wallace、Mojib Latif、Michael Ghil 三大氣候專家與談,後續出版《Climate Change: Multidecadal and Beyond》,從觀測來探討以數十年為基準的變化,歸結除了有單一趨勢變化,還有百年的、多年代紀得週期性震盪。百年紀的二氧化碳可能是人類造成,但是數十年間的變化涉及海洋與大氣作用,可能是自然作用。數十年的尺度不易分辨彼此相互關係,而這就是挑戰所在。

總統府資政、中研院社會所特聘蕭新煌研究員以社會學背景,提供社會科學在環境議題的切入角度。蕭教授首先提到社會學家將社會面作為獨立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來治理,透過瞭解社會動向,來面對風險、促成減碳社會。社會學家在環境議題中扮演四個角色:民意採訪者、解讀民意者、民意與政策溝通者、政策倡議者。民意採訪者是透過調查來了解民意,觀察行為動向;解讀民意須探討虛實,著重民眾知行之間的差距;溝通者是民意與政策的橋樑;倡議者是宣導好的政策,將消息普及社會。

我們身處於風險社會(risk society),有越來越多不可測知的風險危機。提出此說法的德國社會學家 Ulrich Beck 指出,第一期的現代性處理社會不公平,現今的議題則是社會風險,不公平的問題尚未解決,又加上了風險,處於弱勢的人往往是風險下最大的受害者,要承受更多不確定性。在這個世代,透過學術界的倡議,個人也可作為變革促進者(change agent),不只是政策的接收者,還可提供新注入,將動能化為能動。辨識出這些有力量的個人,能推動環保的意識提升。

先前郭教授帶我們看的自然科學是不帶感情的理性,然而民眾身為接收端,是充滿情緒的,這些資訊可能讓大眾越聽越感到害怕。蕭教授近期從事民眾風險意識的研究,發現民眾對風險知覺提升,範圍涵蓋災難、天災、工業污染、農業化肥、河川污染、全球溫度上升。其中,民眾對於公害的警覺度高於生態保育的認知,公害是已然發生的,包含了五官可以感知的噪音、惡臭等等;生態保育則是防範未然,預防其未來成為危害。在民眾的認知中,氣候變遷已經成為風險的代表詞彙,民眾的警覺是因為教育、媒體,亦或其他的來源影響,還需要後續研究分析。分析社會群體中是誰對危機比較有感,結果得出女性、年紀輕、教育程度高、已婚這些類別。其中已婚的女性感受程度更高,推測可能是其母親身份使之對於未來世代的健康有更多考量。群體之中,農民對污染的敏感度是最低的,尤其是對空氣污染、化學肥料、全球暖化的意識。

高度意識不必然導致行為發生,以行動面分析,相比之下,可發現個體敏感度大多高於行為反應,其中教育程度高、年長的人更會有親環境行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而女性的比例並未明顯較高,現今雖有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但實際研究中若控制了環境、風險知覺,性別不會有差異。

除了暸解常民,蕭教授也調查了科學家的認知狀況,以中研院教授為對象,分為人文、數理、生命科學三大領域,發現科學家和民眾對風險的認知差異不大,然而擔心的程度相較於大眾較低,其中敏感程度最低的是生命科學家,而最高的是數理學家。數據背後的成因尚待釐清,但蕭教授提到知識份子可能會有知識份子的驕傲,不流露過多的擔心。

民意的重要性,在於政府部門和民間的溝通。環保政策的推動,不論是電價調整、徵收綠稅,都需要民眾的支持。而第一步,就是尋訪風險意識較高的群體,作為潛在變革促進者,綜合研究結果,最有可能的族群是具有環保運動經驗的的年輕都市中產階級。若是要提升整體社會意識,女性則是很好的切入點,尤其是具有母親身份者。

在提問與交流階段,郭教授提出國家與社會需要更深度的討論,以科學實證研究為思考基礎。臺灣是高排碳、高污染的國家,結構性問題不只關乎能源使用,還和產業轉型息息相關。處理氣候相關問題的政府部門是四散的,若是有一統合平台,訊息能更有效地互通有無。蕭教授認為臺灣制定的政策、撰寫的白皮書很多,然而決策者並未將環境意識內化成個人信仰,他們對風險的感知可能低於民眾。對於年輕世代,蕭教授從自身觀察的三個地方作為經驗分享:臺灣大學是上冷下熱,學生的熱情受到高層阻礙;中研院是上熱下冷,有許多已經採行的能源政策,例如安裝太陽能板,大多院士並不了解;慈濟大學是上熱下熱,從決策者到學生都全心投入節能減碳。未來他希望透過三地的社會研究,結合主婦聯盟的社區經驗,進一步了解群體的高度投入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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