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科學,自受胎時起── 謝豐舟教授訪談紀實

16-2撰文|沈君宜
攝影|黃道佐

曾走訪台大醫學院的人可能都曉得,在方正的建築物旁有一棟「二號館」,長年訴說著醫學發展的歷程、人類演化的軌跡;而它非但是醫學人文館,也是謝豐舟教授與醫學院的晚輩們暢談之處。在婦產科耕耘多年,謝豐舟教授說起當初,卻用了「陰錯陽差」來形容:本有志於心臟科,無奈當時這炙手可熱的窄門實在擠不進,於是克紹箕裘選擇成為婦產科醫師。

不過,當年若無此陰錯陽差,或許也無緣往後那些研究。謝教授回憶住院醫師時期,產房中新手媽媽的嚎啕大哭仍記憶猶新;但那不是喜極而泣的淚水,而是發現初生的嬰兒有著嚴重殘缺時,所發出的悲鳴。初出茅廬的年輕醫師心中萌生了一個念頭:「難道沒辦法預先知道這些悲劇嗎?」

當今年代的我們,對於產前檢查、羊膜穿刺都不陌生。但在四十年前,這些並不普遍;甚至在研究與推動之初,許多人是極為不諒解的,甚至直接把它與「殺嬰(胎)」做連結。羊膜穿刺也不挺親切——哪個孕婦希望「肚皮沒事被戳一針」呢?

一般人聯想到婦產科,想到的不外乎母嬰的疾病,謝豐舟教授看到的卻不止如此。有許多成人的疾病都和發育脫不了干係,也使得發育生物學的研究更加有意思。

●那些不有趣的事

許多科學人提起研究總是充滿熱忱,反覆著墨那些趣味片段。然而謝教授話鋒一轉,卻提起了一段「不有趣」的歷程。「我賠了兩百萬!」他無奈地笑著說。

大約一九九零年代,謝教授與團隊做了許多羊膜穿刺;他打趣說,現在路上不少「歐巴桑」都是當年找他產檢的病人。「抽羊水」這事看似直觀,實則有一定挑戰性,而當時有經驗的醫生並不多,謝教授團隊自然有點不堪負荷。於是他們轉而與美國名校歸國的教授合作,由其負責大量檢體的分析。可惜的是,檢驗並非完美無缺,不論是肇因於技術或是人員的疏忽。當年,一個小小基因的刪除(deletion)被忽略,誕生了一名多重障礙的新生兒。新生兒的家屬居然請來了黑道人士,索取賠償金。合作的教授看苗頭不對,便逃之夭夭。後來經過討價還價,以兩百萬成交,謝教授認賠了事。

也許這就是作為拓荒者的代價吧?

或許一路走來難免崎嶇,謝豐舟教授卻半開玩笑地提起了那個篳路藍縷時代,沒有IRB(倫理委員會),做起研究來很是方便——當年對先天性疾病的了解有限,實驗性的檢查項目抓不出問題時,只好「賭一把」報告為無異常。在知識背景進步甚多的今日,這也許讓我們感到不可思議,但這段路在完善產檢的草創之時,卻是難以避免的。研究創新與臨床病人照顧之間的平衡,對他們而言是個挑戰。謝教授認為,在維護病人安全的前提下,勇於嘗試對於醫學的發展也有十足助益。

●我的病人是胎兒

在遺傳學與基因的領域中,血液能告訴我們的資訊遠多於想像,幾乎是承載著生命密碼的泉源。醫護人員在訓練時,「抽血」是一大重點;然而你能想像抽「胎兒血」嗎?回憶當年「二百萬」的案件,在嬰兒出生後抽血檢查,很輕易地便抓出了缺損基因;若可以取得胎兒的血液,是否可提升產前診斷的精準度?

仍在母親腹中,僅有二十週大的胎兒如此細緻脆弱,若說要取他的血液樣本談何容易。但配合超音波的使用,相準了臍帶連接胎盤固定之處戳一針,便能夠取得其血液。謝豐舟教授使用此法產前診斷甲型海洋性貧血頗有心得,也算是此領域的先驅。

但胎兒血所能做的遠不止如此。一九九零年代左右,台灣曾有過一波德國麻疹(rubella)流行;依據當時文獻,大約有60%感染的孕婦會產下畸形的嬰兒。因此,大部份人或許會選擇流產。但謝教授卻蒐集了一百多位感染的孕婦,到了二十週左右再進行對胎兒血液檢測IgM,若是確有感染再進行流產。由這個「抽血」的技術,走出了一條新的路——胎兒醫學(fetal medicine)。

「胎兒作為病人」的概念於焉誕生。而為人詬病的「產前診斷等同殺嬰」的說法,也得到了反轉——舉例而言,上述德國麻疹感染的孕婦中,實際上只有五人的胎兒血中真的驗出了IgM;產前診斷反而救了百名胎兒的性命。

當年,僅有7%的孕婦接受羊膜穿刺,相較於今日高於90%的比率;產前檢查的普及,已然不可同日而語。後來唐氏症篩檢的推動更靠攏個人化醫療(personalized medicine)的概念,著重於從「低風險」的非高齡孕婦族群中,挑選出可能生出唐氏症寶寶的個案。不斷精進之下,唐氏症新生兒活產率下降了90%。

過去四十年,由摸索試探,到為人信賴的母嬰醫學;謝豐舟教授直嚷幸運,卻也難掩披荊斬棘後的驕傲與欣慰。

●動物性與教養之爭

多年在醫學與科學領域的努力,謝教授的論文引用數在台灣名列前茅。基因、發育、演化,在他眼中都是重要而引人入勝的學問。其中他特別指出,「學習」在人類社會中更形重要;發育、演化而來的人類腦袋,便擔此重任了。在台大醫學院擔任教職,自然會被冠上教育工作者的稱號;但謝豐舟教授卻強調「學習」多於「教育」。學習強調的是學習者內化知識,而不單純僅是教育者單方面灌輸知識予學生。

抱著這樣由研究科學而來的領悟,謝豐舟教授想出了不同的創意點子幫助學習。諸如杜鵑花節影像競賽、錯覺展,他相信以大眾藝術(popular art)的形式,學習會更加具體而自然。他以神經科學的角度切入,認為人屬於視覺動物,擅長「模式識別(pattern recognition)」,一方圖畫猶勝千言(A picture can tell a thousand words)。2007年,適逢當時台大校長李嗣涔想將謝教授寫給台大學生的電子信編纂成冊,他便思索著為白紙黑字增添趣味;是以加上自己用2B鉛筆、蠟筆和色鉛筆捕捉的台大校園風情,意外的頗受歡迎。

而今,謝教授已由教職退休,理當可以過著閒雲野鶴的生活。但除了與醫學院同學的下午茶之約以外,他也開設了通識課程。謝教授點出一弔詭之處——許多崇尚人文社會的學者,極力地否定人的「生物性」。所謂「生物性」,以傳遞本身DNA為畢生職志也。謝教授笑說人類並無二致,只是因腦袋的複雜度,而使這社會行為產生了諸多變異。「各種『髒手段』都可能出現!」

秉持著了解人類行為必須由解密「腦袋」的出發點,謝豐舟教授繼續以婦產科醫師之姿,在台大校園推廣神經科學。不喜談「教育」,他卻以諸多方法讓科學與人文的種子,往學生們的腦袋裡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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