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科學】語言演化出乎意料的大轉彎

■ 語言學對於不同語言何以有著看起來類似的結構，尚未有定論。但一項新研究發現，與其說那是腦部結構造成的，不如說是受文化影響。

編譯 ∣ 汪芃

　　大家普遍認為所有人類語言都以類似的方式演化，縱使地區和文化有別，但都依循相同的演化途徑，或許反映出人類的腦部擁有共通的語言結構。但最近有一項針對世界上主要語系數千年資料的大型分析指出，事實並非如此。

　　這項研究發現，各語言演化的途徑似乎錯綜複雜、各異其趣，受到神經構造的影響較小，受文化環境影響反而大。假使我們的心智確實會影響語言的演化，那影響的層面也應該比學者原先想像的更深層且微妙。

　　這項研究發表在四月14日的《自然》（Nature）期刊上，其中一位作者是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科學促進協會（Max Planck Institute）的演化語言學家鄧恩（Michael Dunn）。鄧恩表示：「了解人類的認知和心智形成方式非常非常重要。這份研究顯示，人類心智不像是配備了語言處理器的電腦般簡單，分析結果指出，語言產生的過程其實複雜得多。」

　　世上語言究竟如何出現，並隨著人類歷史演進而改變，大家對這些問題始終興味盎然，畢竟語言是最有力的社交工具，大家無論想分享、想合作，或是分工、擬定計畫、保存知識、說故事等，都得仰賴語言，總歸一句，人類能成為複雜巧妙的社群動物，都是語言的功勞。

　　以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為首的一派學說認為，語言是人類腦中一組專門構造的產物，就像一套開關，每道開關都各自對應不同的文法、句法及語言結構形式。

　　這套說法可以解釋為何世上的語言是有限的。你可以想像，假使語言的動詞可隨機變化，理論上全世界可以有無限多種語言，但事實卻非如此；喬姆斯基的學說便能解釋，這是因為人腦已演化為只能容納一組數量有限的、普世共通的開關。

　　已故的比較語言學大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亦認為人類之間有一套有限的語言通則，他還用實證方式將語言的共通特徵條列成表。格林伯格並未提到神經語言學的層面，但他的學說仍與喬姆斯基有相同之處：兩派都認為語言有通則。

　　例如，若你講的語言結構是主詞─動詞─受詞，好比「我踢球」，那你很可能會使用前置詞（prepositions，即我們所熟知的介系詞），如「過柵欄」的「過」；但若你講的語言結構是主詞─受詞─動詞，例如「我把球踢到」，那你應該就會使用後置詞（postpositions），例如「柵欄外」的「外」。以上就是一個語言通則的例子。

　　鄧恩指出：「這兩派觀點的說法是，語言會依循相同的演化規則，不管是什麼語言，隸屬什麼語系，只要有兩項語言特徵在結構上彼此相扣，那這兩項特徵的關聯，在世上所有語言之間應該都是一樣的。」

　　鄧恩和紐西蘭奧克蘭大學（University of Auckland）計算語言學家葛雷（Russell Gray），起初便打算測試上述的說法。

　　然而兩人與早期語言學家不同之處在於，他們現在已可使用強大的運算工具，能計算出資料間最可能的關聯性。這樣的運算工具在演化生物學中十分常見，可以在解讀基因之後，用來製作後代演化樹（evolutionary trees）；但只要是會隨著時間改變的事物，其實都可以用運算工具來分析，語言當然也是。

　　世上最為人所熟知的語族包含南島語系（Austronesian）、印歐語系（Indo-European）、班圖語支（Bantu）、猶他-阿茲特克語系（Uto-Aztecan）等，在這項新研究中，鄧恩和葛雷率領研究小組，為上述語族中的八種語序特徵製作演化樹。人類語言共有約7,000種，而這些語族就囊括超過三分之一，歷史橫跨數千年，鄧恩和葛雷說，如果語言通則的趨勢確實存在，應能從分析中看出來，因為每個語系應該都會循類似的軌跡演化。

　　但研究結果卻非如此。

　　鄧恩說：「我們發現每種語系都根據各自的一套規則演化，其中有些規則相似，但沒有完全相同的地方。從演化過程的角度來看，這其中的多樣性，比大家原先預想的要大得多。」

　　上圖就是一個規則歧異的典型範例。有些南島語系語言和印歐語系語言，一開始使用前置詞和受詞─動詞結構（「過柵欄」、「把球踢」），而後來都發展成使用前置詞和動詞─受詞（「過柵欄」、「踢球」）的結構，這個趨勢便符合通則的說法。

　　然而有另一些南島語系和印歐語系語言，原先使用後置詞和動詞─受詞結構，這些語言演化的方向卻不同；其中的南島語系語言開始演化為使用前置詞和動詞─受詞結構（「過柵欄」、「踢球」），而其中的印歐語系語言卻朝後置詞和受詞─動詞結構（「柵欄外」、「把球踢」）的方向發展。

　　像這樣把語句以圖解方式呈現，對於不習慣這種解讀方式的人來說，上述的差異或許令人看不出所以然，但總之重點是，這兩個語系演化的軌道恰恰相反了；其他有許多分析比對也出現相同情形。鄧恩表示：「但語系共通的特徵可說是最大的通則了。」

　　未參與本研究的演化語言學家裴格爾（Mark Pagel）指出：「從這份研究中可看出，語言演化的過程並不固定，而是彈性多變的，這讓我相信，語言並不只是許多參數開關產生的結果。」

　　因此，語言演化並非受一套簡單的腦部開關所引導，文化環境反而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語言中的改變可能只是偶然，或是為了滿足一些我們目前還不知道的需求。但裴格爾說，不管原因為何，「說『柵欄外』和『把球踢』可能特別符合印歐語系民族的需求，但卻不符南島語系民族的需求。」

　　但裴格爾指出，通則仍然存在，儘管文化和環境會影響語言的演化過程，但演化的可能性仍是有限的。舉例來說，主詞、動詞和受詞有六種可能的排列組合方式，但所有語言中，有超過90%的語言都只使用「我踢球」和「我把球踢」這兩種組合，像「球我踢」這種語序結構，彷彿電影《星際大戰》中尤達大師會講的話，在世上的語言裡其實十分罕見，因此人類對於語言結構確實有特定偏好。

　　鄧恩表示：「語言間的共通之處比大家想像的還要幽微，必定來自更普遍的認知能力。」

　　語言演化究竟取決於哪些認知能力，這便是未來的研究方向。至於鄧恩團隊的下一個計畫，是針對其他語言特徵進行類似分析，期望找出更多演化差異，或是更深層的共通之處。

　　鄧恩說：「這可以應用到語言結構的每一個層次。」

研究出處：Evolved structure of language shows lineage-specific trends in word-order universals（Nature）

責任編輯：MissZ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