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育】利牙銳爪的危機與美麗

■ 盜獵和開發，使得非洲政府的野生動物保育工作屢屢受挫，不過結合狩獵經營者、資金雄厚的保育人士與當地農民的新模式，可望帶來曙光。

　　今年七月裡，南非克魯格斯多普（Krugersdorp）自然保護區內最後一隻母白犀牛慘遭獵殺，只留下年幼犀牛自力更生。保護區主任摩斯特（Japie Mostert）表示，盜獵者選在夜晚犯案，在母白犀牛身上施打麻醉針，然後將犀牛角鋸斷取走，母犀牛因失血過多死亡。類似的事件也發生在肯亞私人保護區。肯亞野生動物局保育人員成功追捕凶嫌歸案，發現盜獵者身上除了牛角，有八千五百美元前金，事成貨到，還有後謝可拿。重約七公斤的犀牛角，估計市值可達二十五萬美元。

　　《經濟學人》最近一篇專文指出，非洲犀牛總數已從一九七○年代約六萬五千隻，减少到目前一萬八千多隻。在非洲東部，一九一○年代美國老羅斯福總統造訪時有三十萬隻，現有銳減至兩千隻左右。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將南非白犀牛列爲瀕危動物，其他地區的白犀牛則列爲瀕絕動物，其數量目前僅存不到十隻。目前北方白犀牛僅剩八隻，均受到圈養。剛果野外的少數幾頭，已數年無人目擊，恐已遭不測。為全力挽救這個瀕臨滅絕的物種， 今年年初捷克Dvur Kralove動物園把四頭白犀牛運往肯亞Laikipia保留區裡的Ol Pejeta保育處。鑑於市場需求居高不下，為徹底防堵盜獵，Ol Pejeta保育處不僅裝有電網鐵欄、雇用武裝警察保護，並已將四隻白犀牛的牛角取下。

　　犀牛角以其藥用價值聞名，被譽為靈丹妙藥。磨犀牛角磨粉治病的習俗，在中東和遠東地區由來已久。由於犀牛角含有類似頭髮濃縮角蛋白纖維的成份，相傳具有緩解疼痛、清熱排毒的效果，對於重症病人與老年人尤其有效。全球老年人口持續增加，犀牛角需求日益旺盛，其中又以華人地區市場為最。在中東地區，犀牛角則是青年小夥子傳統的自衛、禦敵武器和隨身裝飾品。一把精製的犀牛角匕首，要價可達一萬二千美元。

　　目前全世界每五種犀牛中就至少有四種是瀕危物種，使用與販售犀牛角無異於使瀕危動物更添威脅。儘管一九九三年起，中國就取消了犀牛角的藥用標準，並且明令禁止犀牛角的進出口與使用，華盛頓公約亦將其列為禁藥，犀牛的命運並未因而扭轉，反而因取得不易，身價水漲船高。世界頂級名模艾麗麥克弗森（Elle Macpherson）今年七月接受美國《時代週刊》採訪，便聲稱服用犀牛角粉排毒養顏。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全球保育組織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及旗下的野生物監測網—野生動物貿易調查委員會（TRAFFIC）二○○九年公佈的保育研究顯示，為滿足來自亞洲國家日益增長的犀牛角需求，世界各地盜獵事件的發生率，已創下十五年來新高。二○○○年到二○○五年間，非洲國家總數一萬八千隻犀牛，平均每個月有三隻遭到非法捕殺，現在一個星期内則有兩至三隻犀牛遭盜獵。南非庫格斯多普保護區官員表示，去年南非共非法盜獵了一百二十九隻犀牛，今年盜獵情况更猖獗，已有一百三十六隻犀牛被殺、牛角被取。根據市價計算，犀牛角每盎司要價超過黃金，去年底已達高達一千六百一十美元。

　　非洲的人口並不算稠密，產生的汙染也相對有限，平均每人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僅一公噸，是美國的二十分之一。然而，受限於缺乏效率的採集耕種方式，又缺乏足夠資金發展永續開發技術，非洲生態系統因而受累。位於舊金山的自然資源數據分析公司全球足跡網絡指出，一九六○年至今，非洲每人平均生物承載能力（biocapacity）已經減半。此外，農地與水源的不足，使得小農戶必須伐林燒林作耕種之用，設置的鐵網、使用的化學殺蟲劑也日益增加，不僅使原有豐富的生態樣貌，轉變為單一的人類農耕活動，同時也侷限了野生動物狩獵、採集與遷徙的範圍。由於大型貓科動物所需活動範圍較廣，受到農地擴張的影響也最大。

獅子滅絕？

　　獅子保護基金會表示，非洲獅數量已從一九五五年的四十萬隻，銳減至目前的兩萬隻。非營利野生生物保護組織Wildlife Direct學者李基（Richard Leakey）也指出，肯亞許多獅子死於誤食含劇毒加保扶（carbofuran）殺蟲劑的動物屍體，該殺蟲劑受到當地農民廣泛使用，是種保護作物的簡易方法，他試圖遊說政府機關禁止該殺蟲劑的使用。肯亞野生動物局則提出警告，除非採取緊急和果斷的措施，如果按照目前的下降速度，肯亞的獅子在未來二十年將消失殆盡。

　　《經濟學人》引述Ol Pejeta保育處處長凡恩（Richard Vigne）的看法，強調生物具有繁衍的能力，因此完全滅絕的斷言可能言過其實。Ol Pejeta保育處獅子的數量，已從一九八五年的兩隻，繁衍至目前已達五十五隻，另外三十五隻是基於數量管制的原因而被殺。整體而言，人類繁衍的速率仍大於其他生物，非洲人口二○五○年預估將增加一倍到二十億。想要維護非洲的生物多樣性，就必須先突破既有保育觀念上的窠臼。

　　傳統的保育觀念，著眼於「保護與養育」。思考相關議題時，為了經濟發展所需、或金錢利益，而獵殺野生動物、剝奪其生存權，必然遭到強力撻伐。這種邏輯，使得保育策略陷入官兵捉強盜模式，只能被動攔阻、圍堵，成效十分有限。因此，了解經濟因素在保育工作上的影響力，就是擺脫窠臼重要的一步。

　　《經濟學人》以肯亞馬賽馬拉（Masai Mara）保護區的Koyiaki牧場為例：由一九五○年至今，馬賽族人的房舍已從四十四間，增加至兩千七百三十五間，居民數量的成長，帶來了更多的牛羊等家畜，也使原有的天然植被及水源，難逃破壞殆盡的命運。然而這些家畜是馬賽族人賴以維生的全部，其奶水、血液以及象徵的名望與歸屬感，都與馬賽族的文化及經濟生活緊密連結。相較之下，原生的長頸鹿就沒有什麼價值。Koyiaki牧場外圍的區域，已全改為商業農作田，更不利長頸鹿生存。空測調查顯示，長頸鹿的數量從一九七九年以來，已經消失了百分之八十。

　　野生生物保護協會坦尚尼亞地區主任、生物學家戴文波特（Tim Davenport ）指出，自然保育牽涉的面向很廣，經濟、政治因素扮演的角色遠比想像中重要，若無法具備這種認知，進一步將地方的成本與利潤等觀念納入保育規畫中，生物多樣性的持續喪失將無法避免。

　　德國環境經濟學家克魯格（Wolf Krug）與加州蒙特雷國際學院保育管理學家蘭赫茲（Jeff Langholz）均主張私人部門應該進場，並於二○○三年國際自然保護聯盟會議中，提出有關私人保護區的十年改善擴充計畫。蘭赫茲認為，當政府無法完整涵括所有保育區，或因為政府缺乏資金、政治意願等因素使保育工作受阻時，私部門便可成為互補的力量。克魯格則指出，私人管理機制，可以有效掌握生物多樣性的經濟價值。對於部分動物權組織推動的禁獵活動，戴文波特與克魯格感到十分憂慮，因為這種策略會使保育動物的價值下降，民眾參與保育工作的意願也會心而降低。

狩獵？盜獵？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認為，實施有限度的永續狩獵，提供當地社區一定的收入，反而可以為保育工作提供助力，許多國家也已有成果。納米比亞允許獵捕羚羊出售，作為高蛋白低脂肪肉類的來源，而這些羚羊的絕對數量不減反增。南非普力多利亞大學林賽（Peter Lindsey ）指出，這是因為羚羊的存活與當地居民的利益緊密連結，大象也是如此。象牙是種珍貴的資源，因此大象的持續繁殖，代表牠們可以成為永續的收成對象。林賽估計非洲每年的狩獵業價值，可達兩億美元，對當地社區來說是潛在的寶庫，也為保護生物多樣性提供重要誘因。

　　然而《經濟學人》的專文指出，像生而自由基金會的動物權團體，出於道德等層面的考量，反對這樣的做法。他們認為，狩獵活動與盜獵往往只有一線之隔，許多原本以非洲瞪羚為目標的合法獵人，最後都成為殺死保育動物的劊子手。此外，經營狩獵活動的所得往往流向海外，當地人並未因此受惠。支持狩獵者對於動物權團體以金錢捐助，交換非洲政府立法禁止狩獵，則表達強烈不滿。支持者表示，狩獵活動有助於帶動旅遊業的發展，而遊客在乎的只是參與狩獵的經驗，對於獵物為何並不在乎，更不可能轉而從事盜獵活動。不過回顧非洲血腥的動物屠殺歷史，《經濟學人》專文認為，狩獵擁護者必須提出更有力的證據。

　　國家公園的升級改善，也是非洲生態保育重要的一環。除了南非之外，納米比亞與波茲瓦納等國對於國家公園的維護相當漠視，而增建公園的想法，也因代價、花費過高而不可行。《經濟學人》指出，正因政府的不作為，使私部門得以在財務、園區安全與觀光旅遊等面向上著力。由政府以外的組織完全接管國家公園，對於國家公園的發展可以帶來助益。

　　負責非洲數國的國家公園管理業務的南非慈善機構—非洲公園網絡執行長菲爾海德（Peter Fearnhead）表示，馬拉威是他們最成功案例，六年內，七萬公頃的公園不僅成功復育原有生物，同時也建立起蓬勃地觀光產業。對於非洲大部分的國家來說，國家公園的改善、復育，是維護生物多樣性的關鍵。目前在烏干達補助不足的國家公園之外，只有百分之二的狩獵，倘若能挹注經費投資，與遊獵經營者合作，適度開發周邊區域，不僅能拓展保護範圍，同時也可增加經濟收入。

　　由個人或保育團體擁有的私人保護區，成效可能更為顯著。Ol Pejeta這類的私人保護區，不僅可直接由觀光、狩獵、農林業與開發藥用植物獲利。同時，透過藉由保存既有分水嶺、阻止洪水氾濫、或提供碳排放量，也能拿到補貼。不過最大的潛在利益，是所謂的非利用價值；世界各地的人們藉由捐款，為維繫生態多樣性盡一份心，希望能使非洲保持原貌。這種市場若能順利開發，對於亟需經費的保育工作來說，無疑是一大鼓舞。

南非的成功例子

　　南非最大的Tswalu私人保護區，位於克拉哈里沙漠靠近波茲瓦納之處。Tswalu的意思是重新開始，一九九八年由戴比爾斯鑽石公司主席奧本海默（Nicky Oppenheimer）接手後，連續獲頒發最佳瀕臨絕種野生動物保育獎、同時也成為英國國家廣播公司、探索頻道生態節目取景場地。儘管部分保育人士對於Tswala設置的柏油碎石飛機跑道、圍繞園區的電線設備頗有微詞，但瑕不掩瑜，Tswalu已是四十三片農田組成、占地十萬公頃的所土地復育區。歐本海默表示，他的願景是希望能恢復克拉哈里沙漠的原貌。

　　Tswalu野生動物執行長凡迪克（Gus Van Dyk）指出，過去農民幾乎已經把所有利牙銳爪的動物都屠殺殆盡，復育工程是一條漫長的路程。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山地斑馬與老鷹的數量，已有漸漸回復的趨勢。凡迪克認為，Tswalu的價值，就在於這一片廣大的未知；動物如何挖洞、綠草如何在沙漠內生長。隨著侵入種的消失，泉水漸漸湧出；獅群漸漸擴大，閃電引燃了乾草堆。今年，Tswalu出現了十年來的第一條溪流。因此，只要有足夠的時間空間，大自然就可以漸漸療癒。

　　根據《經濟學人》報導，雖然Tswalu可藉由拍賣園區內的瞪羚、跳鈴與其他動物，以及一晚八百五十元美元的住宿費獲得收入，然而歐本海默每年仍需投入數百萬的資金才能平衡支出。歐本海默認為，使當地居民的脫離貧窮、改善生活，也是要務之一，因此這些資金也用於照顧保護區裡的居民，負責道路設備修繕，建立幼稚園、診所與住宅。凡迪克表示，文盲與酗酒者的數量近年來也開始下降。

　　可惜的是，並沒有夠多的歐本海默、大自然也沒有足夠的時間讓整個非洲都能複製Tswalu的成功經驗。華盛頓州美國自然保護協會的勞森（Sam Lawson）指出，全世界只有兩萬人有足夠財力支持Tswalu保護區這樣的規模，其中願意挹注於非洲叢林者更是少之又少。

　　《經濟學人》認為，慈善來源有限，當地人的參與就成為支持保育工作永續發展的要角。社區層級的保育推廣活動牽涉的政治議題較少，成本相對地也比較低。南非最近決定農地上的所有的野生動物，歸為農民所有。這樣一來，農民就可以自由繁衍、出售動物，也可供遊客觀賞以收取門票，甚至還可以免稅。這項政策使南非白犀牛的數量成功地從一九○○年的二十隻，增加到現在的一萬六千隻。納米比亞目前有六百五十萬公頃的土地、二十三萬人口是由社區計畫管理。一九六○年代至今，類似的計畫已使野生動物的數量增加了百分之六十。

　　協助成立Ol Pejeta附近、面積達兩萬三千公頃的Lewa保護區的克雷格（Ian Craig），以一千六百萬美元的價格將其轉手給美國自然保護協會接管後，下一階段的任務，是與肯亞北部社區合作進行保育計畫。克雷格指出，相較於大規模、外來勢力主導的模式，小規模、本土導向的保育工作反而具有優勢。他設置的北方牧場基金會，除了致力於野生動物及其水源地保護、森林復育等議題外，也專門設置屠宰場，供族人養殖並宰殺牛羊等牲畜，銷售至奈洛比的肉類市場上已獲得收入。今年這項計畫將進一步在北肯亞的野地實施，沒有電網或警衛的看守，黑犀牛生存將完全仰賴當地社區的力量，此型態的保育模式是否能夠成功，將是一大考驗。

　　觀光旅遊業方面的爭議，則與不狩獵、僅觀賞的遊獵活動有關。南非豪華遊獵旅遊的創始人貝爾（Colin Bell），向波茲瓦納政府承租了波國北部十二萬五千公頃、生態豐富的的Selinda區域作為遊獵之用，由波國政府負責反盜獵的安全巡邏工作，而波國總統卡瑪（Ian Khama）也是股東之一。豪華遊獵要價平均一晚高達一千四百美元，還不包括小飛機的機票。貝爾指出，相較於狩獵活動，一年只有十二個遊客，遊獵一天就有十二個。他認為，小眾、頂級導向是絕對必要的。畢竟對於大自然來說，不受遊客侵擾，就是最好的模式。整體而言，波茲瓦那的觀光旅遊營收已從一九九年代的三億，增加十倍到目前的三十億。約四成的國土已劃入生態保護區內，總統卡瑪還希望能持續擴大。

　　然而，對於拓展範圍到瀕危物種最多、政治情勢不穩的非洲叢林與法語系非洲，遊獵業者卻興趣缺缺。總部位於倫敦的大猩猩組織在剛果東部的經驗，就十分艱辛。他們所推行的Walikale社區計畫，原來目標是要保護七萬公頃範圍中的七百五十隻大猩猩，當地居民一開始也十分熱情的參予保育工作，幫忙收集猩猩糞便送去德國做基因檢測。然而二○○一年計畫實行以來，受限於反叛軍的滋擾與資金不足，成效十分有限。

　　在綠色和平組織等保育團體眼中，遊獵業者只願意將資金與媒體資源投入少數區域，放著岌岌可危的整個剛果盆地不顧，並不算真正為保育努力。戴文波特指出，近來遊獵或生態旅遊經常被無良心商人盜用，打著生態的名義招徠遊客。雖然遊獵業者則加以反駁，認為遊獵可刺激當地經濟、帶來營收。不過《經濟學人》認為，遊獵業者提供遊客阿富汗來的帳棚、毛毯，英國式的深浴池，請來手持長矛的當地人做侍衛等種種措施，都以討好顧客為要務，與保育工作幾乎無關。

　　《經濟學人》文末引述肯亞動物學家蕭勒士（Chris Thouless），指出單就生物多樣性而言，比起Ol Pejeta，德州會是這些犀牛更適合的家。然而，除了科學保育的觀點外，其他面向也必須一併納入考慮。長期為非洲獅及大型獸類攝影的國家地理雜誌大型貓科計畫負責人朱博特（Dereck Joubert）表示，這片原始大地代表的精神與美學價值，就是無可取代的。自然的寧靜與廣闊，若能成為眾人珍視的普世價值，那麼不論是中國、印度或是非洲的人們，就會積極投入，為保育盡一份心力。就如戴文波特所言，「保護野生動物最好的方式也許不只一種，但是我一直認為，教育是最重要的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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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九十六期】201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