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起源與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戰爭
戰爭深刻地影響人群與文化體系的發展，也是人類生存的最大威脅，長期以來許多學科都嘗試從各面向來探討戰爭的本質與成因。考古研究表明，在全新世農業開展前，人群間的戰爭跡象並不顯著，即便有，也與特定地區的資源競爭有關，而在新石器時代之後，具區域、持續性特點的戰爭才開始出現，並普遍存在間歇性的「長波」模式。中國在新石器時代已明顯出現了戰爭，戰爭的發生也符合長波模式，分別發生於在距今6000年左右、距今5500至4500年間，和距今4200至4000年間，與氣候環境變化、農業人群的遷徙移動有關。
撰文｜江柏毅
戰爭是人類社會之間以有目的、計畫的方式所進行的群體組織性武裝暴力衝突，既是文明發展過程的一種現象，也是人的行為中最為醜陋又令人厭惡的一種，它深刻地影響世界各地人群與文化體系的發展，也是今日人類生存的最大威脅。
戰爭始於爭鬥，但又不僅僅如甲骨文「鬥」字所象（圖一），是兩個怨懟之人間單純的近身肉搏或持物相格，長期以來生物心理學、軍事學、政治學、歷史學和人類學等學科的專家學者都嘗試從各面向、維度來探討戰爭的本質、成因，以及在文明發展過程扮演的角色，考古學由於學科性質，尤其自美國考古學家Lawrence H. Keeley在1996出版War Before Civilization一書，挑戰了當時廣為學界接受的史前時代人群長期處於和平狀態論述後，在戰爭的起源與演化，以及從歷時 (diachronic) 的角度探討戰爭在各類型社會的成因與影響方面，也開始有了較豐碩的研究成果。
戰爭在人類有文字紀錄以來可說無所不在，人類的歷史便彷彿是一部冗長又血腥殘酷的戰爭史，但人類從何時開始有了戰爭的問題卻不是歷史記載可以圓滿回答的。目前較明確可辨識的暴力衝突證據，如頭骨上的凹陷性骨折或嵌入骨骼的箭鏃，可上溯至一萬多年前尚未有文字發明的更新世 (Pleistocene)，但這些數量極為零星的個案無法讓考古學家斷言人類社會在舊石器時代便有了戰爭，因為它們反映的可能只是偶發少數人間的仇恨性殺戮，但也不排除是廣泛族群間暴力衝突的冰山一角。其實考古學家從這些年代久遠的遺留所取得的訊息大多不完整，在詮釋上也可能存在偏差，畢竟以狩獵採集為生業模式 (subsistence pattern) 的人群在人口密度極低且高度游移的情況下鮮少能留下考古證據。同時需要考量的是舊石器時代考古工作在全球各地的開展並不均衡，大部分當時人群的生活面也因全新世 (Holocene) 以來的海進 (marine transgression) 而遭到淹沒，故諸多看法或多或少都有管中窺豹的疑慮。
何種考古證據才可較明確地證實戰爭的存在，始終是學界爭論的焦點，較普遍被提及的包括：（一）城牆、木柵、環壕、瞭望台在內的各種防禦性建築工事，和（二）傷者舉起手臂格擋鈍器猛烈衝擊所導致的前臂骨折，或死者頭部正面直接遭鈍器打擊所出現的前額骨骨折等體質證據，以及（三）大規模的亂葬坑、戰士墓，或帶有性別與年齡分布嚴重偏差的墓葬群。至於各種蓄意的破壞、焚燒痕跡、各類型兵器的大量發明與專業化生產，以及諸如岩畫、陶器、雕刻等載體所呈現的戰士形象、暴力衝突場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戰爭。在戰爭時期相關的考古現象往往會以群集的形式出現，而非零星、孤立地存在（註一），更是評估是否有戰爭發生的重要指標。
部分學者認為在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農業開展之前，複雜的狩獵採集者 (complex hunter-gatherers) 社會已可見較明顯的戰爭跡象（註二），但由於目前相關考古發現仍相當零星，學者們也推測戰爭並非當時的普遍和常態現象。這些戰爭的發生幾乎都與特定地區的資源競爭有關，當某些地點資源特別豐富，在人口壓力或環境惡化下，防衛或爭奪這些地點便具有經濟誘因，而暴力衝突則是競爭的一種表現。整體而言，這種短暫、偶發的戰爭並未對狩獵採集社會的總體發展造成決定性影響。
現今考古學家多認為發生頻率較高，且具有區域性、持續性特點的戰爭出現在新石器時代，也就是人群的生業模式已開始轉向農業生產，人口也已大幅成長，各地社會結構朝首次邁入複雜化社會（註三）或國家形式的時期。這時的戰爭與氣候、環境資源變動對人群造成的經濟、生存壓力關係較密切，戰爭的動機可歸納為三大類：（一）生存資源和被認為有價值但無關生存的資源之爭奪、（二）排除或消滅競爭者，以及（三）報復。報復雖然不是發生戰爭的根本原因，卻是衝突持續、擴大且反覆不斷的關鍵因素。
需要留意的是，考古學在戰爭起源研究上其實也有侷限性，因為研究者僅能透過物質遺留間接歸納過去人類的行為，並同時權衡反映於考古紀錄中的氣候環境、人口數量、技術經濟水平等各種客觀條件，以探討其行為方式，至於那些通常不見於物質遺留但卻會導致戰爭的因素，諸如人群的意識形態、個人的行為動機，考古研究則是困難的，進而需要借鏡於文字記載或民族學、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紀錄，但以後世材料詮釋考古現象所得到的理解認識也非完全可信，畢竟文字紀錄與口述歷史往往來自勝利的一方。
考古學者多發現新石器時代的戰爭在全球普遍存在間歇性「長波」模式，呈現的是長期的進退消長。最初人群由游移為主的狩獵採集生業模式轉為定居，多僅引發零星、少數人間的暴力衝突，農業的開展雖然暫時能緩解人群的經濟與生存壓力，但此後的人口快速成長與隨之而來的環境壓力又會再度催生以區域性資源、領土與人口為目標的戰爭。這也表明，當經濟、人口與環境壓力交織時，人群間的暴力衝突便可能產生，而當這些壓力獲得緩解後，戰爭也隨之消退。宏觀而言，戰爭並非新石器時代的常態，而是短期的例外，世界各地多數新石器時代聚落並無防禦設施，也缺乏戰爭遺痕，不過戰爭確實對新石器時代社會造成了深遠影響，不僅改變了聚落型態、社群關係和政治組織，也促使更大規模的社會整合與酋幫 (chiefdom) 或早期國家社會 (state-level society) 的政治體 (polity) 形成。
從可能作為兵器使用的石器、骨器及環壕、城垣等防禦性建築工事的大規模出現，以及埋有大量散亂人骨的亂葬坑、骨骸上的創傷證據等諸多考古遺留來看，中國在新石器時代已明顯出現了戰爭，若再參考相關年代數據，戰爭的發生也大致符合上述長波模式。
在距今約8500年開始的全新世氣候最適宜期 (Holocene Climatic Optimum)（註四），溫暖潮濕的氣候條件使得粟作與稻作農業在西遼河、黃河、淮河與長江流域逐漸開展，但區域性的自然環境差異也造成各地農業開展程度各有高低，進而導致人口成長速度在距今7000至5000年的新石器時代中期（仰韶時代）有所不同，華北中原一帶在距今7000至6000年可能因相對於周鄰地區更適宜的降雨量，鬆軟又具強滲透性的黃土地貌特別有利於農業發展之故，率先出現快速的人口成長，幅度遠高於其他地區（註五），但隨之而來的環境與經濟壓力也迫使部分人口被迫向中原周鄰地區大規模遷徙，進而導致本地與外徙人群在距今6000年左右開始有了既頻繁又劇烈的資源競爭，中國新石器時代第一波的持續性戰爭便由此發生（註六）。
相對於黃河、長江流域，南中國目前所能找到反映戰爭的考古遺留數量仍相當零星，主要是一些帶有爭議的人骨創傷證據、墓葬中被肢解的骨骸，以及可能作為兵器使用的石器、骨器遺留，至於城垣、環壕等大型防禦工事則未曾發現。南中國並非農業的起源地，在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當地人群仍以漁獵經濟為主要生業模式，輔以芋頭、山藥、蓮藕、慈菇、葛根等塊根、塊莖類植物的採集維生，當時的南中國儘管已是擁有複雜文化的定居社會，但其內部鮮少有諸如階級分化的社會關係調整，人口的增長也較緩慢，導致文化長期缺乏變化，族群間即便有暴力衝突，可能也相當零星。南中國出現較頻繁武裝暴力衝突的時代可能在距今6000年之後，與來自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人群沿內陸河谷或沿海進入南中國有關。在距今5500年後南中國的漁獵採集社會開始全面衰弱，聚落數量全面減少，取而代之的是稻作農業社會。南中國早期的集體武裝暴力衝突若可歸類為戰爭，其發生可能也與農業快速帶動人口成長所導致的資源競爭有關。
中國新石器時代第二波的戰爭可能肇因於距今5500至4500年間氣候環境的逐漸轉冷、轉乾。當時的黃河下游、長江中下游氾濫平原的湖泊、沼澤數量逐漸減少，陸域面積的提高使得可耕地增加，吸引當地早年只能聚居於海拔略高的山間谷地或丘陵的人群開始向低地進行農業利用，進而促成了新一波的人口急速成長，但接踵而來的環境與經濟壓力、人口向中原一帶的移動、資源競爭又再度導致戰爭在距今5000年前後爆發（註七）
中國新石器時代第三波的戰爭反映在三次年代上接近的大規模人群移動，其中一次可能肇因於距今4200至4000年間的劇烈氣候惡化，原居於內蒙古中南部、山西北部、陝北及河北西北部地區的農業人群可能因環境轉趨寒冷乾燥，不再適合農耕，進而沿著黃河沿線的河谷、盆地向南遷徙。這些外來人口可能以戰爭形式對山西中部、南部的人群造成了生存威脅，反映在大量來自北方物質文化的入侵和取代、顯現大屠殺現象的亂葬坑，以及毀掘墳墓等暴力行為上。這波區域性的戰爭可能斷斷續續地延續了兩、三百年之久，其影響甚至擴及黃河中下游。
至於第二、第三次的人群移動則可能同時與大約在距今4500年左右復歸的暖溼氣候，以及距今4200至4000年間的氣候惡化對中原及中原周鄰地區農業人群的影響有關。氣候的劇烈變動與降雨量提高可能使得黃河下游和長江中下游出現持續性的洪澇、海進，最終對當地農業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社會發展也因此走向衰弱。相對地，中原一帶的農業人群儘管同樣遭受洪澇威脅，但卻幸運地憑藉較多元的地貌環境降低了衝擊，並受惠於暖濕的氣候迅速地恢復農業生產（註八），致使較快地重新出現新一波的人口成長與外移。考古研究表明第二、三次的移動大約發生在距今4100至4000年間，外移人口分別在河南西南部、東部、東南部、山東西南部、江蘇北部、安徽西北部和湖北北部與生活於本地的人群爆發戰爭，反映在大量兵器的生產、城垣的短期興廢、毀棄，以及物質文化風格的丕變，來自中原一帶的人群很可能是獲勝的一方。
註釋
註一：要判定一個社會究竟處於戰爭或和平狀態，必須從區域性的聚落型態、同時期人群死亡時的年齡、性別分布、體質特點，以及器物組合變化、藝術風格表現等各方面來進行整體評估，而不能僅因考古發現中具有或缺乏某一特定戰爭指標便逕行推論該社會處於戰爭或和平狀態。一個大型政治體 (polity) 內的小村落可能完全沒有任何衝突跡象，但其所屬的政治體卻可能正在更廣泛的範圍內進行戰爭。
註二：就複雜狩獵採集者而言，複雜的社會結構指的是諸如初步社會階級分化、大規模人口成長和長期定居等現象。
註三：複雜化社會在此泛指擁有高度的專業化分工、複雜的社會階級分層、大型組織、城市中心及複雜制度（如政治、經濟、法律、宗教）的社會形態，其特點是社會成員間的相互依存度高，但也容易因資源耗竭、內部的不平等、氣候環境變遷問題或外部壓力而面臨社會崩潰 (collapse) 風險。
註四：全新世氣候最適宜期指的是地球在進入全新世以後氣候最為溫暖且較為穩定的階段，它的起訖時間在不同地點各不相同，研究者根據不同的氣候指示物所得到的研究結果也多有差異，但大致來說，全新世氣候最適宜期在中國的開始時間落在距今8500／8000年左右，結束時間則在距今5000年至3000年左右。在距今8500至7300年間為氣候相對不穩定的暖濕、冷乾波動期，在距今7300至6000年間則為穩定的暖溼期，也是整個全新世氣候最適宜期最為暖濕的時刻。在距今6000至5500年間則為氣候波動期，隨後出現強降溫，直到距今4500年左右都為相對的氣候乾冷期，但此後中國的氣候又進入一個延續時間約五百到七百年左右的暖溼期，僅在距今4200至4000年間有較為劇烈的短暫氣候轉冷、轉乾變化，這段時期總體的暖溼程度不比距今7300至6000年間的暖溼期。在距今3800到3600年間的氣候環境主要是由暖溼轉趨冷乾，在約距今3600年左右進入商代以後，中國的氣候環境又逐漸朝暖溼發展，直到約距今3000年左右的商末、周初再度出現急遽轉冷、轉乾的氣候事件，延續時間長達三百餘年。
註五：同時期中原周鄰如黃河下游的海岱地區（山東泰山與渤海、黃海之間）、長江中下游的江漢、江浙一帶湖泊、沼澤繁盛，可耕地較少，人群主要聚居於地勢較高的丘陵地帶，而淮河下游沿海一帶、長江下游三角洲南、北岸當時則受到程度不一的海進影響，導致農業人口的成長速度與規模相較中原可能來得緩慢、較小。
註六：學界也注意到一個現象，那就是戰爭在某種程度上總是涉及所謂的「外人」，而對於「外人」的認知、界定標準往往涉及信仰體系、語言、生業模式、身體特徵或種種其他因素。當有著高度共同利益的人群將「外人」視作擁有不同且較為低等文化的群體，也就是敵人時，也較容易認為自己有正當理由來遂行戰爭。
註七：相對於黃河下游與長江中下游，中原地區此時則因降雨量減少、鬆軟的黃土不易保水之故，反而因乾旱而不利於農業發展，不過整體而言，中原地區此時的文化發展儘管在周邊地區突飛猛進的態勢下顯得有些收縮、遲滯，但並沒有因戰爭而造成中斷，仍保持著文化的延續性，社會仍持續分化，新出現外圍帶有高聳牆面的城垣式聚落，在聚落型態上則以可能象徵王權的大型宮殿性質建築居中，四周環繞中、小型房屋為主要特點。
註八：以河南為核心，延及黃河中下游部分區域的中原地區位處今日亞熱帶與溫帶的交界，地形上有山地、河谷平原、台地、盆地和氾濫平原等多種地貌，這樣的特點在面對氣候環境變遷時有相較其他地區更好的生態韌性 (ecological resilience)。當氣候濕潤，降雨量增多時，部分地區由於地勢較高，地貌類型多樣，洪澇並不會造成全面毀滅性的災害，也由於黃土的滲水性較強，當洪患退去後也能較快地恢復農業生產，而當乾燥、寒冷的極端氣候發生，亞熱帶與溫帶的分界線南移，對中原地區農業生產雖有一定程度影響，但不至於過度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