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科學】殺人犯的腦部核磁共振造影辯護
。 2009年十一月，一名美國男子涉嫌姦殺十歲女童的26年後，終於被判處死刑。他的名字叫做杜根（Brian Dugan），1983年綁架了擁有一頭咖啡色鬈髮的女孩珍寧（Jeanine Nicarico），將她性侵並毆打致死。杜根已經因為其他兩項謀殺罪名而被判處無期徒刑，但檢察官仍以珍寧案求處死刑。在這場審判中，fMRI首度被引入刑事訴訟中，但陪審團選擇了忽視此項證據。
撰文 ∣ 張茵惠
珍寧案被認為是美國司法擺烏龍的重大案件之一，甚至導致伊利諾州一度暫停執行死刑。在案發一年後，包括克魯茲（Rolando Cruz）在內的三人因涉嫌此案遭到起訴並判處死刑，但除了密報之外沒有任何直接物證指出三人有罪。儘管1985年杜根就在獄中承認了是他殺了珍寧，試圖以認罪協議換取到無期徒刑，但三個被誤判的嫌犯卻還是被關在監獄裡。
克魯茲是一名拉丁美洲裔青年，直到被釋放之前，被關了十年之久，上訴多次失敗，時時刻刻活在死亡的陰影下。2000年，克魯茲等三人控訴造成冤獄的伊利諾州杜佩奇郡（DuPage County），獲得350萬美元的民事和解金。
輿論沸騰
?? 為何杜佩奇警方會如此隨便地找兇手呢？這個位於芝加哥市郊之西，風光明媚的富裕縣城，是許多知名教會的所在地，居民以共和黨人居多。杜佩奇是美國平均收入最高的郡，附近有兩個國家級研究中心，包括紀念費米（Enrico Fermi）的費米實驗室（Fermilab），擁有世界第二高能的質子—反質子對撞機。在這個人文薈萃之地，郡民對於發生孩童被綁架殺害的凶案甚為不滿。在民眾期待警方儘速破案的壓力下，警方草率地逮捕了試圖以假情報換取一萬美元高額懸賞的克魯茲，以及其他兩個曾路過珍寧家附近的男人。他們彼此沒什麼關連，但都被視為嫌犯進而迅速判處死刑。
還要再過兩年，法醫 DNA 檢測技術才會被發明出來。儘管珍寧身上留有真兇的體液，但沒有人能夠從上面比對出是誰犯案。警方與檢察官毫無物證的辦案和起訴過程，儘管讓人不安，但在當時可能並不算罕見。而在這同時，杜根至少又姦殺了兩名咖啡色頭髮的女性，一個是27歲的護士唐娜（Donna Schnorr），另一個是只有七歲的梅麗莎（Melissa Ackerman）。在綁架後者時，梅麗莎的同伴，八歲的歐璞（Opal Horton）僥倖逃脫，杜根終於落網。
急轉直下
杜根旋即因為這兩起謀殺而被起訴，並告訴公設辯護人，珍寧也是他一個人下的手。但是檢察官並沒有採信，認為杜根只是想要討價還價換取認罪協商。另一方面，若杜根所言屬實，伊利諾州警方就得面對自己急於破案的過錯。接下來的十餘年間，杜根在獄中服無期徒刑；而一開始可能只是想騙點錢的克魯茲則面對上訴、駁回與死刑的迴圈。
儘管九〇年代時，DNA鑑定「理論上」就已經可以用在美國的刑事鑑定，但珍寧案卻遲到2005年才做了第一次DNA鑑定。1999年，因為作證的警察翻供，失去主要人證之後又沒有其他的物證，克魯茲終於被宣告無罪。但還是有人得付出代價，因此2005年，比對珍寧遺體上殘留的精液 DNA 後，杜根被確認為真兇，再度遭到起訴。
fMRI進場
這次杜根的審判引起了比當時更大的關注。他不僅是一個連續殺人犯，也是間接導致嚴重冤獄的「禍首」。雖然他早就說過自己有罪，是檢察官不當一回事。為他辯護的律師葛林伯格（Steve Greenberg）也沒有否認杜根涉案，而是選擇另闢蹊徑---主張杜根腦部有異常，因而請求免於死刑。為了證明杜根腦部的確受損，腦部核磁共振儀（fMRI）首度進入了美國的刑事訴訟程序。
? 這項主張引起了軒然大波，有些人指稱這是另一次的「甜點辯護」（Twinkie Defense，丹懷特射殺米爾克案的精神病學辯護）。但無論如何，顯然葛林伯格是個出色的遊說者，他讓承審法官接受了fMRI證據作為呈堂證供。美國的刑事訴訟程序理論上也應受到道伯特準則（Daubert standard）拘束，亦即科學證據（包括證人與證物）是否可以出現在法庭上，不僅要符合科學方法論（methodology）、具有相關性和可信度，更重要的是法官的裁量。道伯特準則的出現理由之一是為了避免「垃圾科學」大量出現在法庭上浪費行政資源，但又要兼顧科學發展日新月異的彈性。
在這個意義上，一項科學研究方法也許在同儕間被認為很重要，但只要承審法官認為與案件本身不相關或者方法論上尚有疑點，就可以摒棄於法律證據的大門外。以測謊為例，儘管警察與FBI高度重視測謊，但美國大多數法院都不承認測謊作為司法證據。因為測謊的科學性來自於受測者回答問題時的心跳、血壓、出汗等變化，儘管這些是「客觀事實」，但沒有人可以證明「在實驗室外」，一個人對某些問題有不尋常的反應到底是來自於「心虛」，還是來自於「焦慮」、「恐懼」。2003年美國國家科學院的報告再度指出測謊不應作為法庭證據，因為所謂的「真實」，涉及面向太複雜，並不是靠一台機器就能夠決定。
呈堂證據
儘管很多律師會爭取fMRI測謊或其他檢測作為辯護證據，但目前為止fMRI測謊還未受准進入美國法庭。今年六月的一樁養護機構詐取國家補助訴訟案件裡，田納西州法官甚至在公開文件中表示，他覺得讓fMRI測謊進法庭很蠢，因為被告做了三次，一次有過兩次沒過，「而且律師問的問題還很模糊」。那麼具有「反社會人格」的連續殺人犯呢？他的腦部掃瞄如果真的與正常人看起來不同，那這樣的證據是不是可以進法庭，讓陪審團看見呢？
在杜根的案子，法官貝卡里斯（George J. Bakalis）讓fMRI的結果展示於法庭，辯護律師葛林伯格也據此主張杜根出生時腦部受損，導致他從小就有放火跟破壞等反社會行為，控制不住自己。杜根也從沒否認過犯案，他曾這麼說：
「可能跟性有關吧，但我也搞不清楚。要是我能知道為什麼會幹出這麼多事就好了，但我就是不知道。（It might have been for the sex, but I don't understand why. I wish I knew why I did a lot of things, but I don't.）」
最後，陪審團在十個小時的討論之後，做出了死刑的決定。不管腦部是不是跟別人不太一樣，也不管腦部的異常是自己還是命運造成，陪審團還是相信杜根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部分受害者的家屬依然堅持杜根有共犯，決不是一人所為。這也並不代表fMRI從此得到美國法庭的承認，其他法庭依然可能不遵循。但無論如何， fMRI以證據之姿進入法庭，已開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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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CASE編輯。台大法律系畢，台大新聞研究所碩士）
延伸閱讀：Brain Scan Lie-Detection Deemed Far From Ready for Courtroom（WiredScience）、Science in court: Head case（Nature）、美國科學院報告-關於測謊與測謊機（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