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的「兕」與古代中國的犀牛、聖水牛
犀牛在所有陸棲動物中體型僅次於象，目前全球僅存四屬五種，亞洲殘存的三種過去皆曾生存於中國境內，直到二十世紀中期才滅絕。中國犀牛的消失與環境、人為因素皆有關聯。從考古遺留可知商代晚期中原一帶有犀牛棲息，過去學界曾一度認為甲骨文的「兕」字即犀牛的象形，但經過一番論證後今日已改為聖水牛，一種從未被馴化的野生水牛，也不是今日中國境內家養水牛的祖先，在商代晚期牠們是狩獵與崇拜的對象，商代文物中常見聖水牛的形象，與另一種家養黃牛有顯著區別。迄今甲骨文中並沒有找到表犀牛的字，最早的「犀」字僅見於西周晚期金文，是個用作族氏名的形聲字。
撰文｜江柏毅
犀（Rhinocerotidae）又稱犀牛，是奇蹄目犀科食草動物，在所有陸棲動物中體型僅次於象，目前全球僅存四屬五種，分別是非洲大陸的白犀（Ceratotherium simum）與黑犀（Diceros bicornis）、南亞大陸北部的印度犀（Rhinoceros unicornis）、印尼爪哇島的爪哇犀（Rhinoceros sondaicus）和蘇門答臘島與婆羅洲的蘇門答臘犀（Dicerorhinus sumatrensis）。在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分級下，除白犀為近危物種，印度犀為高一級的易危物種外，其他三種犀牛都屬於極危物種，瀕臨野外滅絕與滅絕二級。
亞洲犀牛喜棲息於熱帶、亞熱帶森林與周遭的濕潤草地、河岸濕地，以及海拔2000公尺以下山地，對較為寒冷的氣候環境適應能力差。研究顯示，上述三種亞洲犀牛過去都曾生存於中國境內，是更新世的孓遺物種，其分布北界在距今三、四千年前曾達黃河流域，類似於象，這表示古代華北曾較今日氣候更加溫暖濕潤。整體而言，中國犀牛受到氣候轉冷、轉乾、人類活動快速增加與棲地破壞影響，再加上本身對突變環境適應力較弱、繁殖能力不強和人類大肆獵殺（註一），在中國的生存區域是不斷由北向南、由東向西退卻，並伴隨數量驟減的（圖一），其分布北界從公元前一千紀開始至秦、漢帝國建立初年，便逐漸南退至秦嶺、淮河一線南北，此情況大致維持了數百年之久，直到唐代前後於中國中、東部的分布北界再向南退至長江中下游一帶，而在中、西部的分布北界仍維持於秦嶺一線。公元後一千紀左右，犀牛於中國東南的分布迅速退至南嶺東部和福建武平、上杭一線之南，在中部、西部的分布北界則維持在長江流域以南。到了明清時期，中國犀牛的分布再退至嶺南、西南邊陲。曾有學者推估，犀牛在東亞大陸的分布區域退縮速度大約是每年半公里，雲南邊陲是其最後的棲地，1920至1930年代雲南思茅萊陽河、西雙版納保護區的熱帶森林仍有零星的目擊記錄，但大約在二十世紀中期中國的犀牛便已滅絕，1957年所獵獲的犀牛是中國的最後一頭。
商代晚期黃河中下游應是有犀牛棲息的，上世紀30年代河南安陽殷墟的哺乳動物群遺骨鑑定便曾發現犀牛掌骨，1997年發掘的河南安陽洹北花園庄遺址動物骨骼經鑑定也發現有犀牛橈骨、右尺骨、左股骨各一；而傳清代出土於山東壽張梁山，現藏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的小臣艅犀尊則是目前存世唯一整體以犀牛為造型的商代青銅器（註二），從器底銘文字形風格與內文「征人方」推測，年代可能是商王帝乙或帝辛在位的商末（圖二）。如果當時人們沒有見過犀牛，勢必難以製作出如此栩栩如生的作品。
既然商代晚期黃河中下游有犀牛，那麼在甲骨文許多的象形動物字中是否可以找到犀牛呢？答案在過去被認為是肯定的，因為甲骨文中確實有一個頭部明顯可見有大角相連的動物字（圖三），也曾被葉玉森釋為「犀」（註三），但此釋字後來經學界過程相當有趣的一番論證，最終隸定應是「兕」字。
因緣際會，1929年中研院史語所在河南安陽殷墟所進行的第三次發掘發現了一件極為特別的獸頭骨，其正面見有兩行豎刻之記事刻辭，而上述曾有爭議的甲骨文動物字便在其中，從該字前的「隻」（獲）、「白」連用，可知為「獲白□」（圖四），閱讀刻辭全文後可大致推知內容為商王帝辛在征伐盂方後舉行田獵，捕獲了某種毛色為白色的獸類，同時舉行了祭祀（註四）。1930年董作賓將此骨交給了古生物學家德日進神父（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鑑定，德氏根據內側的一排牙齒認定是某種牛，不過董作賓在接受德日進的意見後仍思索著上頭動物字有大角這條線索，也從李濟處得知在《馬可波羅遊記》、亞述雕刻和巴比倫壁畫中有牛與獨角獸的關連，而在陸續蒐集了來自中東、波斯、中亞和華北有關獨角獸的研究材料後，在新發表的〈「獲白麟」解〉一文中推斷該獸骨第三字應釋為「麟」（註五），並考證「麟」是一種有著獨角的獸，尾巴似牛，可說是牛的同類或變種，也就是西方傳說中的Rimu（獨角野牛）。董氏另根據此獸頭骨刻辭內容，推測此「麟」當是商王打獵所獲，獸骨就是白麟本身。
董作賓的見解後來遭受許多批評，方國瑜即認為該字所象與西方的Rimu、東方的獨角獸「麟」並不相干，獨角的特徵也可能只是筆畫的省略。儘管方氏未明確說明該字所象為何，卻留意到該字有著和甲骨文「馬」一樣的尾巴（圖三），進而影響葉玉森轉而主張該字象一匹體型巨大的獨角野馬，也許即《爾雅》所記載的「駮」（註六）。不過葉氏其實也有所保留，因為他也懷疑這個字上頭的角可能只是筆畫由雙角簡省為單角。
首先將這個有著獨角的甲骨文動物字釋為「兕」的是唐蘭，他在1932年〈獲白兕考〉一文主張該字與許慎《說文解字》所收錄的小篆「兕」字其實差異不大（圖四），又舉《山海經･海內南經》：「兕…其狀如牛，蒼黑，一角」、《爾雅》：「兕似牛」郭璞注：「一角、青色，重千斤」、晉代劉欣期《交州記》：「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佐證兕是一種色青、獨角的野獸；進而再舉《說文解字注》中引《詩經･卷耳》、《韓詩外傳》所提到的兕觥（兕觵）能容納五升酒為例，說明兕角很大，與甲骨文字所見的大角形象吻合。
現代學者目前都已承唐蘭之說，將這個有著大角的甲骨文動物字釋為「兕」，該字於卜辭中均作動物名使用，常與虎、鹿、豕、麋等動物並列，是田獵活動裡的常客，不過學界對於兕之所象究竟為犀牛或某種野牛，曾有意見分歧（註七）。
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文獻可見大量與犀、兕有關之記載，如《道德經･卷五十》：「陸行不遇兕虎… 兕無所投其角」、《論語･季氏》：「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可知當時的兕指帶角、能與虎相匹的猛獸。另從《山海經·中山經》：「又東北一百里，曰美山，其獸多兕牛」、《山海經･南山經》：「東五百里，曰禱過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犀、兕，多象」、《山海經･西山經》：「嶓冡之山… 其上多桃枝鉤端，獸多犀兕熊羆」、「女床之山… 其獸多虎豹犀兕」、「㕄陽之山… 其獸多犀、兕、虎、犳、㸲牛」、「眾獸之山… 其獸多犀、兕」、《竹書記年》：「（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左傳･宣公二年》：「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可知當時人們所認知的犀、兕應是有別的。
但此後不同時期的文獻資料對兕的解釋不一，歸納後大致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認爲兕也是一種犀牛，如唐代劉恂《嶺表錄異》：「一在額上，爲兕犀。」宋代羅願在《爾雅翼》中也表示「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或曰即犀之牸者」，也就是認為犀之雌者爲兕；或言「古人多言兕，今人多言犀，北人多言兕，南人多言犀」，認為兕、犀爲古今南北的不同稱謂。第二種觀點則無具體說明兕爲何種動物，只稱兕外形像牛，如《爾雅･釋獸》：「兕似牛」、《說文解字注》：「兕如野牛，青色，其皮堅厚，可以制鎧。」
兕所象為聖水牛（Bubalus mephistopheles）的看法始於法籍神父雷煥章，後經學界再行研究整理，所提出較具說服性的理由包括：（一）其實最早提到兕「一角」的《山海經･海內南經》和《爾雅注》並沒有明確指兕即犀牛，而郭璞在替《爾雅》作注時也明確知曉犀、兕有別（註八），後世之人誤解了郭璞對兕「一角」的解釋，未經查證便指兕為犀；（二）田獵卜辭內容常見大量獲兕的記載，達十、甚至數十，但犀牛不是群居動物，不可能一次大量捕獲，只有牛較為可能。殷墟出土哺乳動物遺骸中聖水牛數量達千，非常龐大，但犀牛的估計數量僅約虎的兩倍，相較之下非常稀少；（三）卜辭常見田獵射兕，但犀牛難以用弓箭射殺，反而牛較有可能；（四）甲骨文「兕」字的角並不位於吻端，而總是自頭後延伸，角也不是豎直的，而是弧曲向外延伸，角上也常見到紋理，這些都是牛的特徵；（五）犀牛角是實心的，做成容器兕觥需費力鑿鑽，而聖水牛角是空心的，顯然在製作上相對方便、合適。
聖水牛是大英博物館研究員胡步伍（Arthur T. Hopwood）1925年在河南安陽殷墟發現並命名的全新世水牛種，由於牠的角心極短而粗壯，外形與西方的惡魔形象相似，故當時便以梅菲斯托費勒斯（mephistopheles）作為其種小名，即魔水牛之義，後來古生物學家德日進與楊鍾健在《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報告中將其轉譯為「聖」，就此得名。聖水牛的角與家養水牛（Bubalus bubalis）、家養黃牛（Bos taurus）截然不同，易於辨識（註九）。傳統觀點認為中國新石器、青銅時代遺址所發現的聖水牛是現代家養水牛的祖先，但DNA研究已證實此說不真，聖水牛甚至可能沒有被馴化，現代家養水牛可能是在公元前1000年前後由南亞西北部地區傳入中國，至於家養黃牛，則是在距今約一萬年左右由西南亞當地的野牛馴化，並逐漸透過文化交流向東傳播，經中亞在距今約5600至4800 年前傳至中國甘肅一帶，後再向東在距今約4500年前進入中原地區，甲骨文的「牛」字即家養黃牛的正面象形。商代的家養黃牛主要用於墓葬祭祀、日常實用和占卜，而聖水牛是狩獵的主要對象。
商代考古發現許多以牛為立雕或紋飾主題的青銅器、玉石器和陶器，經仔細檢視後可發現它們都是聖水牛而非家養黃牛，其中最著名的一件莫過於殷墟花園庄東地54號墓出土的牛形青銅尊（圖五）。由於這座墓中出土的多數青銅禮器及部分青銅兵器上都鑄有「亞長」銘文，表明墓主是個來自長族的武職官員，社會階級不低，甚至不亞於商王武丁的王后婦好，因此這件牛形青銅尊也有「亞長牛尊」的專稱，是迄今爲止殷墟所發現的唯一一件牛型青銅器。殷墟考古初期也曾在侯家庄西北崗1004號商王大墓南墓道與墓室相連處發現一件稱作「牛鼎」的大型立耳方鼎（圖五），鼎身除了正中央，四足外側也可見到鮮明的牛首紋飾，於器底更鑄有一動物形銘文，其吻部大、張口、圓眼，頭部後方相連一只向後彎曲的帶紋理大角，四肢粗壯，長尾下垂，與甲骨文的「兕」字非常相像，可資甲骨文「兕」字所象非犀之佐證，由此這件青銅重器實應更名為「兕鼎」，好與並置同出且器底同樣帶動物銘文的鹿鼎命名協同一致。在石器方面，殷墟婦好墓也隨葬有一件著名的圓雕臥伏姿態白色大理石牛（圖五），在材質、尺寸與表現手法上皆與西北崗1500號商王大墓所發現的大理石牛相似。這些墓葬出土的牛形器物皆表明商代晚期貴族有著共同文化背景與審美意趣，至於其隨葬目的有學者推測與動物崇拜或巫術行為有關。
今日甲骨文「兕」字所象為聖水牛的看法已獲得廣泛認同，那麼原先所認定的犀牛是否另見於甲骨文字中呢？遺憾的是並沒有，其原因不明。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犀」字僅見於西周晚期金文，為後來戰國秦系文字、小篆「犀」字所承，是一個由从「牛」「尾」聲的形聲字，且作族氏名使用，如犀伯魚父鼎銘文「犀白（伯）魚父乍（作）旅鼎，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圖六）。
註釋
註一：犀牛的孕期約400至550天，每胎僅產一子。根據歷史研究，古人獵殺犀牛的主要目的除了取其皮肉，也與犀角作為傳統藥材有關。
註二：中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四祀邲其卣兩側提樑末端也可見犀首造型。
註三：在葉玉森之前，羅振玉曾將此字釋為「馬」，王襄和商承祚釋作某種馬類動物。
註四：《合》37398「…于彔獲白兕，于…在二月，唯王十祀，彡日，王來正盂方白□。」
註五：《詩經･周南･麟之趾》中對麟的敘述為「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僅可知麟有角，而《爾雅・釋獸》較具體說明了麟的外型，提到「麐，麕身。牛尾，一角。」麐是麟的異體，麕指獐子，整體描述麟有著獐子的身軀，似牛的尾巴和一支角。
註六：《爾雅･釋畜》:「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註七：認為「兕」象犀牛以外動物的學者多是受到古生物學鑑定的影響，如裴文中所認為的牛屬動物，主張兕是一種野牛。
註八：其實從《爾雅･釋獸》：「兕似牛，犀似豕，彙毛刺」可知犀、兕已然有別。郭璞《爾雅注》裡只是再對犀補充：「猪頭大腹，庳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橢，好食棘，亦有一角者。」
註九：聖水牛的角極短而粗壯，各部橫截面呈等腰三角形，角的稜面相當銳利，尤其是遠端；兩角向頭後方伸長、稍向內彎，整體呈一較窄的新月形。現代家養黃牛的角橫截面為圓形，短且多彎向前。至於家養水牛角長而扁，並向後方彎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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