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實證與否證的新試煉
撰文／江才健
影響全球大半年的新冠疫疾，近時以來，大家關注的焦點就是何時能有治療的藥物，以及有效疫苗何時會成功，這都出自長久以來所謂「實證醫學」的主流思維，但成也實證、敗亦其中，它恐將成為人類近代醫學發展歷史上的一次大試煉，箇中一些哲思與實際景況，都值得談談。
在當前主流醫學體系中，「實證醫學」似乎是耳熟能詳的概念，但是仔細探究近代醫學的發展歷史就會發現，事實上「實證醫學」是上世紀九〇年代初，才出現於醫學文獻之中，而後逐漸蔚為風行，至今不到三十年時間。
「實證醫學」主要的內涵就是，醫療體系中醫生的醫療實作，是根據著許多生物醫學的科學實驗研究，以及因著這些思維而來的操作經驗、因果關聯以及統計數據。
就某一個意義上來說，「實證醫學」是十分成功的。舉例來說，多年來以控制和治療血壓過高有效減少了心血管疾病的醫治操作，就是一例，另外則是針對不同生理特質的所謂個人化醫療，也給長久棘手的肝癌治療帶來顯著進展。「實證醫學」的所謂「實證」，正是近代科學的標誌作為，近代科學正是靠著「實驗檢證」，才能超越過往文明可稽的自然宇宙思維，也才能成就其在當今宇宙思維中的主導地位。
科學實證的成功建基於一些客觀的控制條件。簡單來說，就是進行科學實驗檢證，必然有賴於一個可以操控而致其關聯因果簡化的技術能力，檢視近代科學發展的歷史便可以看出，科學實驗操作的成功，與整體技術的化約能力息息相關，這種馭繁於簡、化大為小的化約，正是近代科學所承續的希臘物質思維之長久傳統。
一言以蔽之，就是找尋宇宙物質的最小單元，二十世紀以降，由物理科學的探索微觀粒子，到生命科學的基因決定論，不一而足。
由近代科學進展歷史來看，實證與化約有如推動近代科學走出人類過往自然宇宙思維的兩條腿，化約引導著整個探索思維的大方向，也讓實證操控的因果關聯環境簡化，因此，實證就更容易建立起「可以控制」也「可以重複」的所謂「實證性」，而這又回頭給化約方向的嘗試帶來信心，兩者是互為表裡，魚水相依。
「實證」與「化約」兩條腿的近代科學是成功的，也造就了當前我們「生於其中」也「役於其用」的近代科技文明，尤其過去的一百多年，由於許多主客觀因素影響，近代科學的所謂進步價值，可說已深入人心，此種現象由萌生科學實證與否證的新試煉近代科學的西歐社會，到包括我們在內，或是欣羨景從、也有抗拒藐視的其他社會，皆有共識。
對於萌芽發展了三百多年的近代科學，上一個世紀是進展最速，也引致反省批判最烈的一段時間，尤其在科學萌起的歐洲社會，探究科學本質的科學哲學，檢視科學知識形成的科學社會學與文化研究，一時大起，蔚為顯學。
在眾多對於科學反思的學說當中，英國科學哲學大家帕波（Karl Popper)的科學「否證論」，一般認為是最具代表性的。簡單來說，帕波的科學「否證論」就是認為，科學方法驗證所得的知識，只可能是在有限條件中成立，也可以被否定的有限性認知。
上世紀包括帕波科學「否證論」在內，許多對科學的反思批判，雖說「言之鑿鑿」，主流科學中人以及社會眾人多是「聽之藐藐」，原因無他，因為科學帶來的速效近利，正是人性所趨，危言云云姑且觀之。
最近以來的流行疫疾正是科學「實證性」的最新一個考驗，除了病毒檢測已顯現的科學實證方法不確定爭議，當前全球醫療科學皆在競爭的治療藥物與疫苗開發，恐怕同樣也難免「實證」的困境。
生物醫學界近年最受到矚目的問題，就是許多生物醫學實驗的難以「重複實證」，其中關鍵道理，就在於生命現象的高度複雜，使得過去看似成功的化約作為，難以帶來真正有意義的「可實證」因果關聯，原因是化約的簡略單元，譬如一些蛋白生理訊息，在再回復進入整體生理組織時，無法展現先前化約作為中的因果關聯，而整體生理組織才是決定醫療行為價值的關鍵。
探討這方面問題的科學文獻與出版的書籍很多，今年有本新書直接就用了《實證醫學的假象》書名，重談一個難解的老調，那就是為了滿足世人對於靈丹妙藥的渴求，當前製藥產業的生存法則。如同之前類似書籍所說的，在所謂「實證醫學」大帽子之下的真相，是大製藥公司追求利益的叢林作為，譬如找尋合適的作者，在撰寫的報告中隱匿原始數據，選擇性呈現有利結果，並運作科學期刊的發表以及管控藥物的美國食藥管理局核可上市，這些書籍的作者甚至將這些作為稱之為「組織性犯罪」。
過往這方面的問題事例甚多，最出名的譬如因為隱匿抗憂鬱藥的負面效果，引致服藥者自殺的法律訴訟，製藥大公司為此付出了遭罰巨款的代價。其實，除了藥物實驗結果的呈現，在整體藥效實驗程序的設計當中，也有許多行外人難以了然能知的竅門，前時喧騰一時，所謂對於當前新冠疫病有治療效果的藥品瑞德西韋，則是另外一個顯著的例子。
「實證科學」是人類近代發展所得的認知體系，「實證醫學」則是這個體系中自然的衍生物，都是人性需求面對自然挑戰的一種反應。這回新冠疫疾的自然挑戰，再次彰顯出我們無饜奢求的人性，以及我們面對疾疫能力的局限，這正是我們選擇而致的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