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24-3】滿州鼠疫：四百年未見的殘忍防疫政策

講者｜雷祥麟 研究員
彙整撰文｜呂方雯

一個世紀前的滿州鼠疫 (1910-1911) 是中國發展重要的里程碑，不僅是現代醫療傳入中國的分水嶺，也讓國家開始將公共衛生視為重要責任。除此之外，在 COVID-19 防治中降低飛沫傳播的重要功臣「防疫口罩」也是由這次防疫的主導者伍連德發明，而他更因為對滿州鼠疫傳播機制的研究和防疫的貢獻獲1935年諾貝爾獎生理學或醫學獎提名。在本次中研院雷祥麟研究員的演講中，將從滿州鼠疫的發展與當時人們的應對出發，希望藉助過去的防疫經驗與效果，讓我們能從不同的角度思考當代面對新冠肺炎的防疫政策。

在滿州鼠疫流行前，清廷的治理政策並不著重醫學。1895甲午戰爭戰敗後，鼓勵學習的領域仍屬農工商礦與軍事。而在1907日俄戰爭後，留日的王儀在〈與國人言醫事書〉中比較清朝與日本醫學的差異。當時清廷的醫學培養是來自傳教士學校的見習生制度，以個人層次的治療為主，日本的醫學發展則受到國家大力支持，超出個人層面，並把醫學與公共衛生、國家治理、殖民擴張緊密結合。然而，儘管到1908年時美國提供庚子賠款作為中國學生的留學基金，卻直到幾年後滿州鼠疫爆發、中國才從慘痛的經驗中認識到醫療學習的重要。

●對鼠疫的探索與認識 

在滿州鼠疫前幾年先有「第三次鼠疫大流行」，1894年於香港發現鼠疫桿菌，又被稱為香港鼠疫或腺鼠疫 (Bubonic Plague)，主要透過老鼠身上的跳蚤傳染。當時相關的研究則指出，滿州鼠疫是和香港鼠疫時相同的鼠疫桿菌，但大量出現在肺中，又稱為肺鼠疫　(Pneumonic Plague)。

雖然早在滿州鼠疫流行前科學家便認識到肺鼠疫的存在，但當時只把它當作腺鼠疫的衍伸現象，過往研究也多集中於腺鼠疫，對肺鼠疫的研究與認識在滿州鼠疫流行後才開始。過去對腺鼠疫的熟悉，反而讓人們花了更多時間才意識到兩者的傳遞機制不同，像是日本科學家解剖三萬五千隻老鼠，卻未發現任何一隻染疫的老鼠後，才確信過去對腺鼠疫有效的「滅鼠」並不會是防治肺鼠疫的有效措施。

儘管早在滿州鼠疫爆發前人們便知道疫病有傳播的現象，但為什麼《東三省疫事報告書》中仍提到在疫病爆發初期遇到「始則官紳醫士不信疫之可以傳染」的困難呢？雷祥麟研究員在演講中指出，差異可能來自當時中醫的兩種「傳染」概念。人們已經相信疫病的急遽爆發與環境因子、甚至鬼神等肇因尺度較大的傳染，但過去「人與人之間直接且親密的接觸」這一項傳染途徑，則多用於描述肺結核、痲瘋病與性病等慢性病甚至是非流行病，使得疾病爆發初期人們較難意識到人際接觸導致疾病傳播的可能。

●從「四千年未經見之極殘忍政策」看防疫的殘酷

伍連德在防疫期間注意到肺鼠疫的特殊後，隨即於電文中指出：「為了撲滅鼠疫，一切力量應當集中於控制人們的行動與習慣。」而不同疫病的傳播機制與因應的防治手段，也造成了東三省總督錫良所感嘆的「四千年未經見之極殘忍政策」。

為了杜絕傳染，當時下令挨家挨戶搜索病患，並將和病人同居者護送至隔離所「隔離檢疫」，這樣的作法不僅讓許多婦女覺得受到侵犯，也因為會焚燒感染疫病的房子，甚至有患者擔心連累家人，還會在臨死前躲到別人家的房子。和當時歷史背景和民間想法差距最遠的一項措施則是「集體火化屍體」，在那個以土葬為習俗的時代，幾千個屍體無法埋葬，在冰封幾十度的東北綿延長達一哩的棺木，是東北總督錫良覺得最殘忍的政策之一，也是伍連德在當時執行時最遲疑的一項。

而因為滿州鼠疫是人類有史以來面對透過呼吸道傳染、致命率甚至達百分百的疫病，也讓人們開始採用防疫口罩、隔離衣等防護器具。當時的口罩是由棉花與羊毛製成1.5公分的墊子放入紗布間，並在兩旁各繫上三條綁帶，其中一條固定在頭的上方。防疫口罩的配戴對象和今日的「普羅大眾」略有不同，因為設計較不方便長時間穿戴，所以僅強制要求「病患、疑似病患、護士、親密接觸患者的人」等高危險族群配戴。

●尋找國家權力與人民權益的平衡

綜觀滿州鼠疫的防治歷程，在這些緊急、高度國家公權力動員的時刻，除了回應疫病的急迫，也應該要注意到這些似乎帶有「正當性」的動員同時又有其極為殘酷的一面。錫良在《東三省疫事報告書》的序言便花了數百字談及防疫的殘忍面，雖然支持伍連德的防疫與努力，但他卻也質疑所謂「人道主義」的宣稱，不該太快認為某些事情符合價值或「人道」，卻忘記或選擇性忽略它可能伴隨殘忍而來。如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時，義大利曾面臨醫療能量不足的困境，將依照年齡和身體狀況來決定誰更有活下來的資格。這樣的做法的確在當時可能是必要且有正當性的，但它同時有著殘酷的、需要被檢討的一面。而過往在提及滿州鼠疫時，常常出現的是它在歷史上的轉折地位、是伍連德的光芒、或者是許多現代仍在沿用的防疫措施的起源，但若人類注定要不斷與疫病交會、抗戰，則去留意那些成功背後可能有的陰暗面，或許能幫助我們找到更好去面對下一場挑戰的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