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西方醫療史的推手── 訪李尚仁研究員

●12/5 李尚仁老師主講：「霍亂－身體與社會的失控」鎖定CASE直播

撰文、採訪／湯淨

說起「李尚仁」這個名字，關注社論的人或許不會太陌生。他的評論散見於《科技發展》、《故事》等處，每每刊登，往往引發討論與分享，他亦翻譯多本著作，涵蓋範圍相當廣泛。相較於這些經歷，李老師的另一個身分就低調得多──中研院史語所的研究員。究竟在充實的研究生活中，要如何兼顧其他角色？

●多元角色的起源——叩問歷史的牙醫

除了是作家、譯者、評論家外，李老師在成為歷史學家前，甚至還曾經是一名牙醫，是什麼讓他從當年搶手的科系中離開，轉而投入西方醫療史？李老師笑稱是「社會環境與個人興趣結合的結果」：當年進入大學時，正值解嚴前後，社會思潮劇烈變動，520農民運動、野百合學運相繼發生，國外新思潮紛紛隨著原是禁書的翻譯來到台灣。《當代》、《南方》及《文星》等雜誌介紹各種西方思維，大學內異議性社團、藝文社團大為活躍，整個大學氣氛為之一變，他也受到這股風潮的影響，對藝文產生興趣。

在牙醫系見習時，他加入前輩，也就是當時任職於台大醫院精神部的王浩威醫師籌組的讀書會，因此開啟了他與醫療史的緣分：讀書會中討論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成為李老師的啟蒙作，雖然不是醫療史專書，但內容提及許多醫療的例子，引起他的興趣。爾後陸續讀到像是《臨床醫學的誕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等書，對醫療史有了更高的興趣。在當兵時因為擔任醫官有比較多自己時間，進一步閱讀一些英文的醫學史著作，退伍後工作約一年，抱著「試試看，大不了回來當牙醫」的心情，申請到英國讀碩士，爾後一路讀到博士，並幸運進入中研院工作。

●多元角色的初衷——與大眾分享

「儘管沒有期刊點數，我覺得自己有義務，為這個學科在台灣的基礎盡一份力。」熱衷翻譯、評論與寫作的李老師，以推廣醫療史為己任。作為台灣第一批受到完整西方醫療史教育的人，尤其希望社會大眾能夠更了解醫療在我們生活佔據的重要角色，以及「現代醫療」是怎麼發展、怎麼成為現今的模樣，像是：麻醉和滅菌等改變外科手術的做法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被發明出來？隨著外科手術的改變，我們的社會、觀念有什麼改變？

之所以成為譯者，除了厚實台灣人對醫療史的想像，也是基於想分享的心情：過往研究的過程中，若發現合適的書籍便想推薦給台灣讀者，但往往沒有書商願意翻譯，他便自告奮勇攬下翻譯的工作，十多年來陸陸續續翻譯了5本科普書籍，幾乎可以用「白天研究，晚上翻譯」來形容。

而成為作家，無非是想打破大眾對醫療史的刻板印象，一般人聽到「醫療史」，內心可能就會浮現醫學的專有名詞、高度複雜且排外的語言，因此產生抗拒。若能寫出容易閱讀、淺顯易懂但又能完整交代歷史來龍去脈的書籍，就能加深大家對於「醫療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理解，從而對醫療史產生興趣。

至於評論家，則是因為時事議題總是有跡可循，在過往歷史中不斷發生，同時也持續影響、帶動整個社會的觀念。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在話題產生時，若能帶著一點距離，了解整件事是怎麼一回事，或許就能帶給大眾嶄新的觀點。

●多元角色的整合——戴上歷史的眼鏡

李老師主要研究十九世紀的醫療史，十九世紀──也就是科學醫療起飛的年代，諸如：實驗生理學、流行病、細菌學說都有了大幅度的突破，現代醫學教育和專業制度也在這段期間開始成形，幾乎可以說是現代醫學的雛形，又因為本身的醫療背景，較能同理當時醫生面對的困境，或疾病發生時推理的邏輯。因此，向大眾談到現代的醫療科技進展時，便可以由此出發，產生清晰的邏輯，評論是如此，寫作也是如此。翻譯則因學者的身分，與作者多為朋友，對表達有疑問時，可以直接詢問本人。所有角色其實都是互補，也是一種生活上的調劑，端看時間的調配適當與否。

●醫療史──什麼樣的死亡會引起恐懼，什麼樣的死亡會被忽略

「新冠疫情盛行的現在，一旦確診增加我們就害怕地不得了；然而車禍天天都在發生，我們為何往往漠視？」霍亂被喻為最戲劇化的疾病之一，發病者往往無法控制地上吐下瀉甚至肢體嚴重抽筋，在19世紀的造成巨大恐慌。然而，醫學史學者認為感染霍亂致死的人數並不比肺結核來的多。今天瘧疾每年在非洲仍然持續殺死約40萬人，卻鮮少有新聞報導，也少有藥廠願意投入資源開發新藥。這顯示疾病跟死亡都有其社會性，我們對疾病的反應和政治經濟有密切關係，而面對新興的疾病，我們最大的恐懼來源──或許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它的陌生、未知的風險以及相關的社會想像與政治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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