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西方醫療史的推手── 訪李尚仁研究員

●12/5 李尚仁老師主講:「霍亂-身體與社會的失控」鎖定CASE直播

撰文、採訪/湯淨

說起「李尚仁」這個名字,關注社論的人或許不會太陌生。他的評論散見於《科技發展》、《故事》等處,每每刊登,往往引發討論與分享,他亦翻譯多本著作,涵蓋範圍相當廣泛。相較於這些經歷,李老師的另一個身分就低調得多──中研院史語所的研究員。究竟在充實的研究生活中,要如何兼顧其他角色?

●多元角色的起源——叩問歷史的牙醫

除了是作家、譯者、評論家外,李老師在成為歷史學家前,甚至還曾經是一名牙醫,是什麼讓他從當年搶手的科系中離開,轉而投入西方醫療史?李老師笑稱是「社會環境與個人興趣結合的結果」:當年進入大學時,正值解嚴前後,社會思潮劇烈變動,520農民運動、野百合學運相繼發生,國外新思潮紛紛隨著原是禁書的翻譯來到台灣。《當代》、《南方》及《文星》等雜誌介紹各種西方思維,大學內異議性社團、藝文社團大為活躍,整個大學氣氛為之一變,他也受到這股風潮的影響,對藝文產生興趣。

在牙醫系見習時,他加入前輩,也就是當時任職於台大醫院精神部的王浩威醫師籌組的讀書會,因此開啟了他與醫療史的緣分:讀書會中討論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成為李老師的啟蒙作,雖然不是醫療史專書,但內容提及許多醫療的例子,引起他的興趣。爾後陸續讀到像是《臨床醫學的誕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等書,對醫療史有了更高的興趣。在當兵時因為擔任醫官有比較多自己時間,進一步閱讀一些英文的醫學史著作,退伍後工作約一年,抱著「試試看,大不了回來當牙醫」的心情,申請到英國讀碩士,爾後一路讀到博士,並幸運進入中研院工作。

●多元角色的初衷——與大眾分享

「儘管沒有期刊點數,我覺得自己有義務,為這個學科在台灣的基礎盡一份力。」熱衷翻譯、評論與寫作的李老師,以推廣醫療史為己任。作為台灣第一批受到完整西方醫療史教育的人,尤其希望社會大眾能夠更了解醫療在我們生活佔據的重要角色,以及「現代醫療」是怎麼發展、怎麼成為現今的模樣,像是:麻醉和滅菌等改變外科手術的做法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被發明出來?隨著外科手術的改變,我們的社會、觀念有什麼改變?

之所以成為譯者,除了厚實台灣人對醫療史的想像,也是基於想分享的心情:過往研究的過程中,若發現合適的書籍便想推薦給台灣讀者,但往往沒有書商願意翻譯,他便自告奮勇攬下翻譯的工作,十多年來陸陸續續翻譯了5本科普書籍,幾乎可以用「白天研究,晚上翻譯」來形容。

而成為作家,無非是想打破大眾對醫療史的刻板印象,一般人聽到「醫療史」,內心可能就會浮現醫學的專有名詞、高度複雜且排外的語言,因此產生抗拒。若能寫出容易閱讀、淺顯易懂但又能完整交代歷史來龍去脈的書籍,就能加深大家對於「醫療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理解,從而對醫療史產生興趣。

至於評論家,則是因為時事議題總是有跡可循,在過往歷史中不斷發生,同時也持續影響、帶動整個社會的觀念。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在話題產生時,若能帶著一點距離,了解整件事是怎麼一回事,或許就能帶給大眾嶄新的觀點。

●多元角色的整合——戴上歷史的眼鏡

李老師主要研究十九世紀的醫療史,十九世紀──也就是科學醫療起飛的年代,諸如:實驗生理學、流行病、細菌學說都有了大幅度的突破,現代醫學教育和專業制度也在這段期間開始成形,幾乎可以說是現代醫學的雛形,又因為本身的醫療背景,較能同理當時醫生面對的困境,或疾病發生時推理的邏輯。因此,向大眾談到現代的醫療科技進展時,便可以由此出發,產生清晰的邏輯,評論是如此,寫作也是如此。翻譯則因學者的身分,與作者多為朋友,對表達有疑問時,可以直接詢問本人。所有角色其實都是互補,也是一種生活上的調劑,端看時間的調配適當與否。

●醫療史──什麼樣的死亡會引起恐懼,什麼樣的死亡會被忽略

「新冠疫情盛行的現在,一旦確診增加我們就害怕地不得了;然而車禍天天都在發生,我們為何往往漠視?」霍亂被喻為最戲劇化的疾病之一,發病者往往無法控制地上吐下瀉甚至肢體嚴重抽筋,在19世紀的造成巨大恐慌。然而,醫學史學者認為感染霍亂致死的人數並不比肺結核來的多。今天瘧疾每年在非洲仍然持續殺死約40萬人,卻鮮少有新聞報導,也少有藥廠願意投入資源開發新藥。這顯示疾病跟死亡都有其社會性,我們對疾病的反應和政治經濟有密切關係,而面對新興的疾病,我們最大的恐懼來源──或許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它的陌生、未知的風險以及相關的社會想像與政治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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