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魚類研究工具書的故事（上）
臺灣當之無愧可說是魚類的研究寶地──光是目前臺灣水域內棲息的魚類，就佔了全世界已知魚類總數的一成上下，而且從深山中的溫帶魚類櫻花鉤吻鮭，到珊瑚礁裡的熱帶魚，都能發現蹤跡。追溯近代科學方式從事臺灣魚類研究，至少可以上溯至19世紀中葉，而經過百餘年的發展後，現在我們只要上網使用「臺灣魚類資料庫」，就可輕易檢索到三千多種臺灣魚類的相關資料！在這一百多年中，臺灣的魚類研究有哪些代表性的成果、如何發展到今日的規模，途中又有哪些趣事或困難呢？
●20世紀中葉之前的臺灣魚類研究
1859-70年間，在英國魚類學者貢德（Albert Günther）編纂的《大英博物館收藏魚類標本目錄（Catalogue of the Fishes in the British Museum）》第八冊中，記載了16種由英國人斯文豪（Robert Swinhoe）在臺灣採集的淡水魚類，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臺灣魚類科學研究紀錄。
較有系統的臺灣魚類研究，則要從日治時期說起。最早來臺研究動物的日本學者，是1896-97年間來臺、畢業於東京帝大的多田綱輔；稍後則有德國人梭德（Hans Sauter）於20世紀初來臺經營標本生意。這兩人所採集的臺灣魚類，後來成為美國學者喬丹（David Starr Jordan）研究臺灣魚類的基礎。而喬丹的學生，曾參與臺灣白蟻調查和防治研究的大島正滿，不僅跟喬丹共同證實了櫻花鉤吻鮭這種存活於亞熱帶臺灣的溫帶魚類，並在1920年學成返臺後繼續從事臺灣淡水魚類的調查和分類整理工作，臺北帝大的魚類標本典藏，多出自他的手筆。此外，基隆水產試驗場的技師中村廣司，也對臺灣地區的鮫類、旗魚及鮪魚進行詳盡的調查，雖非學術研究，但也有助於漁業發展。
同一時期其他國家對於臺灣魚類的研究，包括了喬丹於1902年發表的〈臺灣魚類採集記〉及1908年發表的〈臺灣產魚類目錄〉（共收錄286種臺灣魚類）；曾經跟隨喬丹學習的福勒（H. W. Fowler），自1930年代起，研究菲律賓及包括中國、臺灣等地的鄰近海域魚類逾30年，晚年並曾發表〈中國魚類檢索（A Synopsis of the Fishes of China）〉，配有親手繪製、比例正確的圖像，可惜他在文稿全部完成前就已逝世。
不過，以臺灣地區魚類為主題、收錄內容較為完整的綜合性文獻，在二戰之前只有1938年岡田彌一郎編纂的《日本脊椎動物目錄》，而其中收錄的臺灣地區魚類也只有430種，跟同時期文獻中已經記載的臺灣魚類數量（大約700種）相比，仍有增補的空間。
●第一本《臺灣魚類誌》的出現
1945年，陳兼善教授奉命來臺接收臺北帝大動物系（今日臺大生科系）與總督府博物館（今日的臺灣博物館）。他原本就懷抱著「以中文來編纂中國本地生物教本」的理想，因此在來臺之初，就打算編纂以全中國脊椎動物為範圍的動物學專書，但是受限於參考資料有限，以及內容、篇幅過大、不適合作為大學教材（因為很難在一學年內講完）等因素，所以1950年他在師大講授脊椎動物學時，決定先以臺灣本地脊椎動物為範圍，這麼一來不僅能控制篇幅，內容也與本地相通，有助於將來畢業生在臺灣各中學任教時授課、採集。
國人第一部《臺灣魚類誌》，就是陳兼善在整理臺灣脊椎動物資料時的副產品之一。1951年，陳兼善就已經為臺灣銀行所編印的《臺灣之水產資源》撰寫了一篇以〈臺灣魚類誌〉為題的專文，收錄662種魚類；之後他又花了兩年多的時間，以該篇專文為基礎充實內容，並重新考證相關文獻資料，最後於1954年出版，書名同樣是《臺灣魚類誌》。書中共收錄臺灣魚類675種、140科，每一科都有外表特徵的詳細文字描述，接著條列該科所屬的魚種，包括學名、中文名、俗名與棲息地等資料。
1956年，陳兼善的《臺灣脊椎動物誌》正式出版，成為此後數十年臺灣脊椎動物綜合誌的代表作，並在1969年、1986年，在東海大學于名振教授的協助之下，進行過兩次增訂。由於同一時期臺灣魚類學者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包括了鄧火土（專攻軟骨魚類）以及于名振、梁潤生、沈世傑、李信徹（針對硬骨魚類），因此最終增訂版的內容，比起初版多了一倍，其中所收錄的臺灣魚類數目，更從初版時的八百多種，增加到1986年時的2,100種，將近獨佔二次增訂版三大冊篇幅中的兩冊。而內容格式，大致延用自《臺灣魚類誌》的標準，但是配圖數量大幅增加，比起原本多以文字來敘述特徵的方式，更讓讀者一目瞭然。
儘管《臺灣脊椎動物誌》有著不可磨滅的學術地位，不過在魚類學者眼中，它仍有可以精進之處：一來，由於早期標本採集過程難以拍攝彩色照片，該書中的動物配圖仍以黑白線圖為主，搭配少數彩繪，而沒有照片；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則是：書中所收錄的「臺灣魚類」，其實並不見得真的有被證實分布於臺灣！
為何會有這種狀況呢？原來戰後在接收臺灣各研究機構時，典藏的魚類標本已有不少受損，或者出現欠缺標示、標示不清、標籤錯誤的情形；基隆水產試驗所的標本中，甚至還夾雜著一些來自日本的日本產魚類，若不仔細查驗，就很容易誤認為臺灣本地品種。損毀太嚴重或標示不清的標本，往往無法作為可運用的學術證據。
因此陳兼善在早期編纂的過程中，就只能盡量利用文獻紀錄──凡是論文、專書中提到棲息地可能跟「臺灣/福爾摩沙」有關的魚類，就納入《臺灣魚類誌/脊椎動物誌》中，甚至某些分布於臺灣周邊海域、經過推敲之後認為可能會棲息於臺灣海域的魚類，也會收錄。1960年代于名振接手協助增訂時，「查無實證」的問題依然存在，雖然臺灣的魚類分類、標本採集工作，在水產試驗所、臺大及東海大學等機構的經營下已經有相當的成果，但對於那些「可能分布於臺灣」卻還沒採集到的魚類，于名振也只能暫且保留。
參考資料：
- 陳君夷整理報導，何宣慶口述，〈從標本看臺灣魚類研究史〉，《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館訊》第89期（2017年9-10月），頁18-21。
- 林宏一、陳藹然主訪，〈邵廣昭訪談逐字稿20170815〉，2017年8月15日。
- 林宏一、陳藹然主訪，〈沈世傑二訪逐字稿20170904〉，2017年9月4日。
- 沈世傑主編，《臺灣魚類誌》，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動物學系，1993。
※本文為科教館《科學人物誌》計畫成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