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史沙龍】〈當科學與歷史文化相遇〉&〈分子生物學的凱旋之途與省思〉

〈當科學與歷史文化相遇〉

■landscape 這個字一般譯為「景觀」，在歐美文化中，是一個同時具有美學、倫理學與神學內涵的複合概念。當科學以景觀的概念，詮釋人類觀察與體驗世界的視角時，自然也無法排除其歷史文化的內涵，與社會溝通時會有所影響。

講師｜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陳恒安
整理撰文｜高英哲

我們如今把 landscape 一字譯為「景觀」，是在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前半，這個詞以及庭園設計的概念，從日本引進中文世界的緣故。然而中文裡有類似概念的詞彙比比皆是，信手捻來也有「山水」、「田園」、「風景」、「園林」、「風水」、「水土」、「風土」等等。這些詞彙各有指涉，含義不盡相同，跟我們今日對於「景觀」的認知，似乎也有些微妙的差異。

西方科學對於「觀自然」的「自然觀」，可以從現代地理學之父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說起。他既不像浪漫主義那樣，排斥用測量與實驗方式觀自然，也沒有像機械主義那樣，把一切化約成局部的個體，而是認為萬事萬物之間都有關聯性，把自然當成一個整體來看待。身為地理學家，洪堡認為人與自然的關係，應該要以美學的方式，經過感官刺激成為個人印象；但是地景經過形態學的比較，又可以做科學式的表述。對於洪堡來說，地景兼具科學與美學的特性。

自洪堡以降，西方科學對於地景的看法，逐漸凝結成為景觀建築這一門複合學科，結合了植物學、建築學、工業設計、環境心理學、地理學、生態學、土木工程等等各領域的知識。美國教育體系更是在 1980 年代之後，將景觀設計規劃成專門學科，藉由景觀規模、空間模式、以及組織化的政策等等方式，研究環境中的生態機制，與特定生態體系之間的關係。

當「景觀」成為一門學科後，它與我們對於自然的既有概念，無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些互動與衝突。比方說倘若我們手上有個環境永續的案子，要求要保護某地區的景觀，這時應該以景觀的科學定義去加以討論呢，還是也必須考量到水土保持、風土民情、田園景色，甚至風水順逆？科學落實到人類社會的應用時，總是必須要處理倫理與社會政治的諸多問題，因為我們人類在形塑環境時，也同時被環境所形塑。

〈分子生物學的凱旋之途與省思〉

■二十世紀前半葉，一群科學家悄悄地發動了一場分子生物學的革命，然而主導這場革命的並非生物學家，而是物理學家和化學家。從分子生物學到基因體學，二十世紀的生物學，因此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講師｜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于宏燦
整理撰文｜高英哲

歷史不外乎人事時地物，其中時間是最關鍵的因素。我們現在回頭去看過去的某個事件，跟前人回頭去看同樣一個事件，就會有不同的看法。法國分子生物學家莫朗熱 (Michel Mirange) 就在他的著作《分子生物學史》裡說過，分子生物學嚴格來說，並不是一個新的學門，而是一種新的看法，把生物視為保存跟傳遞資訊的工具。資訊透過遺傳延續給下一代，於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很自然地因應而生：遺傳是否有物質基礎？遺傳物質到底是甚麼？

雖然孟德爾早在 1910 年代，就提出了染色體作為遺傳物質的理論，然而當時的生物學家很滿足於孟德爾遺傳理論的實用價值，並未深入探討遺傳物質本身的運作原理。這個問題反而要等到原子結構跟量子理論發展成熟之後，由物理學家發動加以探討。薛丁格在 1944 年出版《生命是什麼？》一書，提出了有機體內發生的事件，如何藉由物理和化學加以解釋的問題。他認為生物體內可能有某種不在週期表上的晶體，含有形成共價鍵的遺傳資訊，最重要的是他還提出了突變在演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這本書影響深遠，華生與克里克就是因為讀了這本書，得到了遺傳信息儲存機制前期理論的靈感。

生化學家也不遑多讓，鮑林在他深具影響力的《化學鍵的本質》一書中，以量子力學分析化學問題，把酶的專一性化約成物理及化學問題，如此一來生命的現象，便可以用量子力學來解答。比爾德 (George Beadle) 與塔特姆 (Edward Tatum) 用Ｘ光照射粉色麵包黴菌，使其產生突變，從而提出了將基因與酵素反應串連起來的「一基因一酵素假說」；埃弗里 (Oswald Avery) 發現 DNA 是染色體的主要成分；赫希 (Alfred Hershey) 與蔡斯 (Martha Chase) 確認 DNA 是遺傳物質。有這些前人實作累積下來的成果，華生與克里克才有充分的材料，最終建構出 DNA 雙螺旋結構。

分子生物學如今紅紅火火的發展，當初是由一群「圈外人」的貢獻積累而成的，這裡面有歷史的巧合，也有出資金主跟研究機構的鼎力支持。隨著時空條件的轉變，分子生物學的前景雖然可期，但顯然不見得會走當年的老路，未來發展的路徑有待後人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