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科學與歷史文化相遇 & 分子生物學的凱旋之途與省思

<當科學與歷史文化相遇>

■landscape 這個字一般譯為「景觀」,在歐美文化中,是一個同時具有美學、倫理學與神學內涵的複合概念。當科學以景觀的概念,詮釋人類觀察與體驗世界的視角時,自然也無法排除其歷史文化的內涵,與社會溝通時會有所影響。

講師|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陳恒安
整理撰文|高英哲

我們如今把 landscape 一字譯為「景觀」,是在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前半,這個詞以及庭園設計的概念,從日本引進中文世界的緣故。然而中文裡有類似概念的詞彙比比皆是,信手捻來也有「山水」、「田園」、「風景」、「園林」、「風水」、「水土」、「風土」等等。這些詞彙各有指涉,含義不盡相同,跟我們今日對於「景觀」的認知,似乎也有些微妙的差異。

西方科學對於「觀自然」的「自然觀」,可以從現代地理學之父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說起。他既不像浪漫主義那樣,排斥用測量與實驗方式觀自然,也沒有像機械主義那樣,把一切化約成局部的個體,而是認為萬事萬物之間都有關聯性,把自然當成一個整體來看待。身為地理學家,洪堡認為人與自然的關係,應該要以美學的方式,經過感官刺激成為個人印象;但是地景經過形態學的比較,又可以做科學式的表述。對於洪堡來說,地景兼具科學與美學的特性。

自洪堡以降,西方科學對於地景的看法,逐漸凝結成為景觀建築這一門複合學科,結合了植物學、建築學、工業設計、環境心理學、地理學、生態學、土木工程等等各領域的知識。美國教育體系更是在 1980 年代之後,將景觀設計規劃成專門學科,藉由景觀規模、空間模式、以及組織化的政策等等方式,研究環境中的生態機制,與特定生態體系之間的關係。

當「景觀」成為一門學科後,它與我們對於自然的既有概念,無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些互動與衝突。比方說倘若我們手上有個環境永續的案子,要求要保護某地區的景觀,這時應該以景觀的科學定義去加以討論呢,還是也必須考量到水土保持、風土民情、田園景色,甚至風水順逆?科學落實到人類社會的應用時,總是必須要處理倫理與社會政治的諸多問題,因為我們人類在形塑環境時,也同時被環境所形塑。

 

<分子生物學的凱旋之途與省思>

■二十世紀前半葉,一群科學家悄悄地發動了一場分子生物學的革命,然而主導這場革命的並非生物學家,而是物理學家和化學家。從分子生物學到基因體學,二十世紀的生物學,因此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講師|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于宏燦
整理撰文|高英哲

歷史不外乎人事時地物,其中時間是最關鍵的因素。我們現在回頭去看過去的某個事件,跟前人回頭去看同樣一個事件,就會有不同的看法。法國分子生物學家莫朗熱 (Michel Mirange) 就在他的著作《分子生物學史》裡說過,分子生物學嚴格來說,並不是一個新的學門,而是一種新的看法,把生物視為保存跟傳遞資訊的工具。資訊透過遺傳延續給下一代,於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很自然地因應而生:遺傳是否有物質基礎?遺傳物質到底是甚麼?

雖然孟德爾早在 1910 年代,就提出了染色體作為遺傳物質的理論,然而當時的生物學家很滿足於孟德爾遺傳理論的實用價值,並未深入探討遺傳物質本身的運作原理。這個問題反而要等到原子結構跟量子理論發展成熟之後,由物理學家發動加以探討。薛丁格在 1944 年出版《生命是什麼?》一書,提出了有機體內發生的事件,如何藉由物理和化學加以解釋的問題。他認為生物體內可能有某種不在週期表上的晶體,含有形成共價鍵的遺傳資訊,最重要的是他還提出了突變在演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這本書影響深遠,華生與克里克就是因為讀了這本書,得到了遺傳信息儲存機制前期理論的靈感。

生化學家也不遑多讓,鮑林在他深具影響力的《化學鍵的本質》一書中,以量子力學分析化學問題,把酶的專一性化約成物理及化學問題,如此一來生命的現象,便可以用量子力學來解答。比爾德 (George Beadle) 與塔特姆 (Edward Tatum) 用X光照射粉色麵包黴菌,使其產生突變,從而提出了將基因與酵素反應串連起來的「一基因一酵素假說」;埃弗里 (Oswald Avery) 發現 DNA 是染色體的主要成分;赫希 (Alfred Hershey) 與蔡斯 (Martha Chase) 確認 DNA 是遺傳物質。有這些前人實作累積下來的成果,華生與克里克才有充分的材料,最終建構出 DNA 雙螺旋結構。

分子生物學如今紅紅火火的發展,當初是由一群「圈外人」的貢獻積累而成的,這裡面有歷史的巧合,也有出資金主跟研究機構的鼎力支持。隨著時空條件的轉變,分子生物學的前景雖然可期,但顯然不見得會走當年的老路,未來發展的路徑有待後人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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