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史沙龍】科學家的生計──職業科學家的誕生

■今日我們認識的科學家，必定是「職業科學家」，幾乎毫無例外。然而在人類歷史中，職業科學家卻是一件再新鮮不過的事情。王道還老師在此次科學史沙龍中，透過介紹職業科學家的由來，帶領聽眾思考當今社會中看待科學的眼光，以及科學家應當負擔的責任。

講者｜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王道還研究員

科學研究需要龐大的金錢支持，這麼高的成本來自每年政府的投資，這似乎是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甚至有國家每年應投入2%GDP進行研發工作的神奇數字，大家也將此視為衡量國家競爭力的標準。然而，想想在科學史名人堂中，二十世紀以前的科學家從未擁有這麼龐大國家資源的支持，科學只是私人興趣；在亞當史密斯的的國富論（顧名思義，論國家之所以富強）中，也未曾談及「研究經費」這一項。科學成為公共投資，其實是近一百多年來的新鮮事。

首先，Scientist一字最早在1834年William Whewel的一篇書評中出現：「從事科學研究的人，我們不妨稱他們為Scientist。」這個名詞在當時遭到了抵制，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們拒絕以此來指稱自己。對當時的「科學家」而言，研究科學是liberal arts，是一種出自紳士教養而擁有的興趣，絕對不是一種謀生的工作——追求科學知識，是士紳利用自己的資源進行生產，成果能供大眾普遍利用，基本上就是一種慈善事業。

誠如王道還老師所言，科學史上大概沒有比牛頓、伽利略、愛因斯坦更偉大的三個人了，然而，他們都是以私人興趣從事科學研究。

牛頓在十九歲那年進入劍橋大學，比他同時代進入大學的同儕晚了四五年，這是因為他「母親有財產，認為進入大學不會更有出息」，原來當時的大學並不是一個賺錢的門路，而能夠進入大學取得學位的人，大概也就是沒有經濟之虞的了。可以想見，牛頓為了進入大學，與他的母親之間一定有許多掙扎。牛頓一生最高的學術職位是劍橋大學的教授，那是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他在二十一歲那年繼承了財產，才能「有閒有錢」地鑽研學術，而不必為生計奔波。而達爾文在十六歲那年被父親送到愛丁堡大學習醫，卻由於他對醫學不感興趣而四處「鬼混」。達爾文在自傳裡坦白講到「父親有錢，將來可繼承財產，無需工作」，對科學的興趣與成就從來就不是他謀生的工具，而是在深厚財力的基礎下自我興趣的追尋。再說愛因斯坦，當他在1905年發了五篇論文震驚學界時，甚至不是大學教授，只是個瑞士專利局的職員呢！

相較於以上三個人物，伽利略就是一個悲慘的科學家了，他做了許多我們看來很不入流的事情：伽利略把所有的研究成果都變成金錢，他宣傳望遠鏡的軍事用途，而沒有在第一時間將此發明用在天文研究；他選擇宣傳木星四個衛星的發現，以討好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最具威望與權勢的麥迪西家族，而沒有宣傳對在當時能支持哥白尼日心說、推動科學進步的金星相變的發現。伽利略是一位貧窮的科學家，「貧窮是一種罪惡，他剝奪了你擁有某種美德的權力」，這句話恰恰解釋了伽利略的這些行為。

而科學如何變成一項重要的公共投資，要從現在國家的興起談起。美國獨立戰爭及法國大革命創造出全新的關於現代國家的想像，十九世紀以來，各方勢力彼此辯論角力，爭論這樣的想像該如何落實，我們今日看到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各個部門的職掌，才慢慢形成，現代國民教育、現代高等教育也因此出現，科學在其中才受到重視，有了立足的空間。

從私人興趣到公共投資，從紳士科學家到職業科學家，這是科學的古今之變，也提醒了我們應該面對的全新議題──當我們從小被鼓勵研究科學以報效國家、造福人類，當我們高舉知識與好奇心的旗幟投入科學研究時，是否曾經想到，現代的科學家利用了龐大的公共資源，應該要負起什麼樣的社會責任呢？或許「人民科學（The science for the people）」的概念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1917年，共產黨革命奪得政權後，下令「全國的科學家都要為人民科學來努力」。二十世紀裡有些第一流的講義，便是當時最傑出的科學家，在共產政權的威嚇下所完成的成果。這是第一次由政府發動的科普運動，然而人民科學的概念其實並不新鮮，早在共產革命的兩百多年前的法國大革命就已經有了相似的概念。全世界第一個自然史博物館──巴黎自然史博物館，正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1793年，革命政府通過決議，解散法國國家科學院，財產充公，人員全部趕走，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人民科學機構，也就是自然史博物館。博物館內設了十二個教授，義務公開授課，當時許多第一流的科學研究成果，包括拉馬克的演化論等，都是在這樣的課程中被宣布、公開討論。

人民科學碩果累累，反觀臺灣「科普」，近年來雖蓬勃發展，但無論是科學在民間的普及程度、或科普在科學社群中所受的重視，都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在我們從小的教育中，科學作為一種志業似乎理所當然，然而細究科學發展的歷史脈絡，或許我們會對科學家該負起的社會責任，有更多的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