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災過後】慢慢來，比較快
。 八八水災帶來的不只是對氣候與環境保護的省思，還有文化與政策的考量。首當其衝的原住民部落在水災後，文化傳承面臨巨大考驗。政府已展開一連串災後重建計畫，只是做得快未必表示做得好，面對艱困的重建路，或許我們需要思考另一種慢的藝術。
??撰文｜黃盈豪（長榮大學社工系講師）
莫拉克水災重創南台灣，受災地區大多是原住民部落，或許目前媒體的關注已經退卻，但仍有上千災民安置在各個軍事營區，面臨家屋重建或是遷村的難題。從緊急救援到臨時安置再到社區重建，整個復原過程可能至少需要五年，而在重建過程中，要怎麼做，才能尊重原住民特殊的文化傳統？
筆者曾長期參與921部落重建工作，也曾以社工的角色參與七二水災、四川震災的救援與重建。從過去的經驗看這次的救災，筆者想呼籲跨文化的工作模式將是重建成敗與否的重要關鍵，而不是政治力量的操縱或是大量的資源挹注。
以921災後大安溪的泰雅族三叉坑部落重建為例，整個遷村過程花了超過六年才告完成。原住民部落跟平地社區很不一樣，不只有複雜的土地問題，還有不一樣的部落生態與文化。重建過程中，我們做社區工作的也在向部落學習，學習部落自有一套的步調和價值。當時因為政府和外來協力團隊都在慢慢摸索重建的適當方法，部落組織又還在被培力的階段，加上新部落蓋起來的意志讓多數人把焦點放在硬體設施的建設上，所以較無力處理傳統文化的議題。還好重建期程夠長，政府、部落和外來團隊有足夠的時間互相理解和磨合。
此外，921最動人的經驗是民間力量的百花齊放。各個災區因為在地人民的參與，加上民間力量的創意和資源技術的引入，不只社區營造開始動起來，更使整個中台灣民間力量匯集與昇華。文化創意產業及社區意識的抬頭，是921地震為中台灣留下的重要資產。
反觀這次莫拉克水災，除了地方與中央的政治角力外，過分強調效率與政績，以及太多指導性的所謂的921經驗，都讓這次的災後重建越來越隱晦和綁手綁腳，更抹煞了對於原住民文化特殊性的尊重。
如在緊急安置時，未考量原住民多數為基督信仰與葷食，讓災民在廟宇和素食齋飯中難以身心安頓；捨棄組合屋和中繼概念直接跳到軍營安置和永久屋的討論，除了是重視政績與效率，也反映執政者不明白：唯有讓災民回到部落的土地，才有部落和文化的養分支持大家繼續參與後續長期的重建；慈濟等民間團體協助興建永久屋，用的是大眾的捐款，卻可以決定永久屋的形式和對於社區未來生活的想像（記得嗎？慈濟921災後津津樂道的學校重建，幾乎都是灰色和靜思堂形狀），為何不是以住民意見為主要考量、以當地部落文化為主要特色來思考永久屋的建造？很多自以為專業的心理師或社工人員蜂擁至災區，不懂當地原住民的語言、文化、習性、連跟部落一起討論事情的能力都沒有。這已不是專不專業的問題，而是有沒有跨文化工作模式的問題。外來工作者願不願意放下身段與當地族人一起生活、願不願意蹲點、願不願意花時間傾聽、願不願意運用當地人成為你的工作人員等等，都是外來團體和政府在重建過程可以有跨文化反省和修正的地方。但是強調績效、流於形式的重建規畫，扼殺的不只是民間的力量與創意，在地社群的主體性和文化的多元更難以開展。
現在正是從臨時安置邁入生活重建的時刻，對此，我想提出「慢慢來，比較快」的社區工作理念。政府和外來協力團體請花更多時間傾聽在地的聲音，尊重在地的文化和傳統，相關的決策和討論一定要有在地族人的參與。雖然過程絕對會花更多的時間和心力，但這時紮實精緻的走過每一步，三、五年後絕對比起專斷決策和中央集權的處置有更豐富和多元的成果。
除此之外，社工人員的參與非常重要。在部落和政府之間非常需要一個轉譯的角色，一方面協助部落將需要詳實傳達給外界，好連結資源並與政府溝通；另一方面也把政府繁雜的重建政策和外界的協助方式，用部落可以理解的方式和步調傳達給部落並陪著討論。很高興看到甫出爐的《莫拉克颱風災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實施辦法》中明訂「本中心位於原住民族地區者，應優先雇用原住民或熟諳原住民族社會及文化之人員。」
希望這次的重建政府可以有更多跨文化的思考，並秉持「慢慢來比較快」的理念長期深耕和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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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載於【人籟論辨月刊】第65期
（本文僅提供多元觀點，但不代表本中心立場）
這正像是我在「現代文明發展的省思─人文及社會科學的觀點」系列：人文社會學者與科學家的公開對談講座」中常提的論點：這不是專業或科技知識的問題，是價值或意識與判斷力的問題。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專業或知識在社會問題上的拔河應該如何平衡與妥協？問題的答案可能是case by case，也可能因時因地而易，哪一個事件是a matter of melody？哪一個事件是a matter of rhythm？
換句話說要論辯事情的目標與輕重緩急，究竟是結果重要還是過程重要？如果都重要，誰先誰後？不同的立場與看法，或是不同的信念與利害，就有不同的判斷與抉擇。一個成熟的社會中，哪些事該交給政府，哪些該拒絕政府的干預，也是需要學習的。心理學家皮亞傑(Piaget)曾說，當遇到問題而不知該如何時，就是需要知能(intelligence)的時候。只是心理專家與腦神經專家對知能的了解和定義也是與時俱進的。這麼說來我是在狗咬尾巴嗎？
我認為一個往開放、民主、法治邁步的社會中，教育應培養國民應學習溝通的技巧、方式、管道、…，而不是僵化的知識、考試、分數、…。有專業的人(suppose to be intelligent)必需學著扛起作判斷的責任，這種責任感必須能面對民粹的壓力，也能面對形成共識前的混亂與無奈，要能勇敢的表達自己信念產生的判斷與決定，也能傾聽不同立場的心聲與立場。此外，還要有人捲起袖子去設法建立制度、開闢良性的環境，而不只是空談。很明顯，我最後的一段話主要是說給教育界的長官、教授、教師們聽的。
既然說到了教育，容我再提一個問題。就是「大家希望台灣能教育出什麼樣的的年輕人？」
談到知能(intelligence)和論辯思維(critical thinking)，我在台大的通識課中給了學生幾個大哉問：
1 為甚麼大自然及我們周遭的環境是現在這種面貌？
2 為甚麼人類的世界尤其是人間氣候是今天這種樣子？
3 為甚麼當下台灣人的社會與生活是這種方式？
4 你對現今台灣的社會與生活滿意嗎？對哪些事滿意？對哪些事不滿意？
5 你對台灣不滿意的事有沒有能夠改進的想法與做法？
前面五個問題需要知識的支撐來思考，但是後面的兩個問題，尤其是第四個問題明顯的需要價值與判斷力當火車頭。
當今天的大學生或研究生(狹義的社會菁英)要步入社會打拼時，或是十年、二十年後，忙於事業或家庭時，上面的問題是否有更清楚，而且令人欣慰喜悅、積極正面的答案或想法？至少不要像今天的台灣學子、家長、教師那麼無奈。(請注意我的先後順序，有專業、有經驗的長者若是無奈又無力，年輕人情何以堪？)
這五個問題的內容雖然並非全部關聯於教育，問到最後，我總是不免從教育的角度思考。如果我們自問未來5~10年或甚至20年，台灣的中堅國民與知識份子應該具有哪些素質，這個問題可能不容易即刻獲得具有多數共識的答案。就算亡羊補牢，我們仍然不得不問台灣的教育是否能扮演一點積極的角色。
如果我們希望台灣的年輕人能夠專深而不狹隘、廣博卻不淺薄，多做深度閱讀，習於理性思考、批判對話、有流暢的表達能力，常以具備知識、常識、見識、遠見、洞見為志，更以啟迪文化、永續發展、服務社會、民胞物與為懷，勇於面對前瞻時代及國際潮流，那我們這些四、五十歲以上的台灣人，尤其是教師或家長，就應該自問我們自己是否具備這些特質，或者認同這些特質。要不然憑什麼去教年輕人。
以四、五十歲做參考點是因為今天台灣的現況，不論令人滿意或不滿意，這些人必須承擔較多的責任。換句話說，今天的台灣相對地物質富庶但精神貧乏、社會開放但公義不彰，多半是五十歲以上的人造成的。因此如要指望年輕人打造更好的台灣，主要仗的不是當今的教師們能教什麼，而是相信台灣仍然有優秀熱心的年輕人，他們可以督促我們為他們而繼續學習，營造對他們有益的學習環境和素材。更重要的，是讓年輕人有選擇他們自己方向的機會，不要再越俎代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