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經濟】為什麼追求經濟成長

■ 有些經濟學者認為，全球經濟應在地球資源有限的前提下，追求穩定性、適應能力以及幸福感。一味追求增加國內生產總值的想法早已不合時宜。

撰文 ∣ Peter Victor

　　認為已開發國家政府應不再將追求經濟增長作為首要政策目標的看法，往往被視為異端邪說。然而，越來越多的學者、政策制定者和公民，接受了地球無法維持全球經濟持續增長的觀點。即使以經濟增長之研究獲得諾貝爾經濟獎的梭羅（Robert Solow），都在二○○八年表示，美國和歐洲可能很快就會發現，「持續經濟成長對環境破壞太大，太依賴稀有自然資源，或者寧可緩慢些來提高生產力」。在已開發國家，這種「均衡經濟」（steady-state economies，或譯穩態經濟），乃至經濟「去成長」（degrowth）的想法，日漸顯現其吸引力。

　　要找到破除「將經濟增長作為首要的政策目標」想法的理由，並不困難。人類在氣候變遷、氮負荷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等面向上，已超越了地球的「安全操作區間」，在其他六個主要的全球環境議題上，也瀕臨超出限度。這種對地球過度的負荷，可以追溯到世界經濟對於原料、化石燃料和生質資源用量的大幅增加。人類的「吞吐量」（即養活世界的經濟體，所使用的材料及燃料的淨重）在二十世紀增加了百分之八百，送回到環境中的廢物也相應的大幅增加。

　　同時，人口從十六億上升到超過六十億，而人類生存所遍及的地球表面部分，也愈來愈大。所有這一切，都帶動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成長，也被這樣的經濟成長帶動，而其在地球各處效益和代價分佈，已明顯不均勻。

　　現在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是否（以及如何）能以尊重地球的生物物理界限的方式發展經濟，並且支持本世紀中葉預計的九十億人口。

　　已開發國家的一種選擇，是在繼續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努力減少對地球的影響。這意味著，經濟增長可以成功並迅速地與物質和能量的投入量脫鉤。這種「綠色增長」是目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所支持的。但它可能受挫於「反彈效應」：效率的提高，往往引起變化，會減少、抵消或超過其環境和資源的效益。這是在一八六五年，由經濟學家傑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首次發現；他指出，蒸汽引擎的改善，卻伴隨了煤炭總消費量的增加。

　　及至一九一○年，英國最好的蒸汽引擎，比起一七六○年，效率高出約三十六倍，但蒸汽動力用量卻上升了兩千倍，煤炭消費量也急劇增加。對許多技術而言，百分之五十的反彈效應，則是稀鬆平常。

幸福何價？

　　另一種方法是鼓勵能使用更少的資源達到經濟增長的產業（如服務業）。這種策略可以換取一些時間；但若只是將資源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及其相關的環境負擔搬到其他國家（這是近年來的模式），則無此效益。

　　第三種選擇是限制增長本身。對抗氣候變遷的戰役，說明了此策略的吸引力。為了在五十年中減少溫室氣體排放（GHG）的百分之八十，造成國內實際生產總值（GDP）每年百分之三增長的經濟，必須每年以驚人的百分之六來減少其排碳強度（每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所需溫室氣體噸數）。對於一個不增長的經濟體，每年減碳幅度，仍然高達非常具有挑戰性的百分之三點二。

　　以下的幾點考量，支持我們應該以減少富裕國家的增長，來抑制全球的環境衝擊。首先，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這種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與幸福的程度無關。其次，在最近數十年來，加劇的貧富不均，大部分與這樣的成長與密不可分，造成包括公共衛生不良、社會動盪等種種問題。第三，如果已開發國家繼續蠶食更多的生態空間，發展中世界真正改善的前景，也有可能被削弱。

　　將經濟增長從主要政策優先中去除的作法，與許多政府和國際機構的意見背道而馳。許多國家以極端的措施，應對最近的金融危機，以恢復經濟增長。然而，若我們能意識到，經濟成長在政策界的當紅地位其實相當短暫，奪其冠冕似乎也並非如此艱困。定期由政府估算的國內生產總值，僅能回溯到一九四○年代，且此措施最初是用以支持其他具體目標（如促進就業）。到了一九五○年代，經濟增長本身才成為政策重點。

　　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現在必要負責描繪出功能性的經濟；即在環境和資源的限制之下，穩定、恢復力和福祉是首要目標，而「成長」則得靠邊站。生態經濟學家達利（Herman Daly）研究並提倡均衡經濟模式有幾十年之久；他已經制定了一套有用的原則，以限制材料的使用，這些原則包括：可再生資源的收穫，不應超過其再生速率；不可再生資源的提取速率，不應超過可再生替代品產生的速率；廢物排放量不應超過環境的吸收能力。為此，我們應該加強保護土地和水資源，以減少人類和其它物種之間的競爭。這些原則的眾多成功應用，包括了保護區與綠化帶的建立。

　　達利與神學家科布（John Cobb）也提出了一個總體經濟成功度的替代測量指標：永續經濟福利指數（ISEW），其中包括環境惡化、資源枯竭和其他因素。對許多國家而言，該指數與人均GDP的評估，顯示出重大的分歧。在一項由環保公益團體「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所執行的研究中，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和真實進步指標（GPI，與ISEW以類似方式計算）之間的差距尤其顯著：儘管人均生產毛額自一九七○年代持續上升，GPI實際上卻在下降。

年度工時少一點

　　這些結果證實了在一九三四年，俄裔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用以推算GDP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建立者之一）的一個觀察：「國民收入難以衡量一個國家的福祉水準。」對基礎更廣泛、可補GDP不足或取代之的指標的研究，二○○九年已在諾貝爾獎得主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森（Amartya Sen）一份引起許多政界人士的關注的報告中，得到了一記強心針。

　　探討已開發國家放棄經濟增長實際可能實現什麼，以及可能會面臨什麼後果的模型，也已建立完成。本人針對加拿大的經濟建構了一個相當傳統的模型，發現可以在沒有經濟成長的情況下，增加就業、減少貧困和溫室氣體排放量，並有效地管理政府債務。一個關鍵因素是縮短的年度工作時數，這將有助於將就業機會分配給更多的勞動力。

　　提高生產力的好處因此將導向更多的閒暇時間，而不是增加國內生產總值。以加拿大為例，假定勞動生產率繼續溫和上升，到二○三五年時，工作時數減少約百分之十五左右（到每年一千五百小時），將可確保充分就業。這樣的每年工作時數仍將超過一些歐洲國家。例如，德國受僱員工於二○○八年的平均工作時數為一千四百三十小時。

　　基於達利的原則，一個有吸引力的低或無增長情況的其他內涵，包括更聚焦更受資助的扶貧計劃、穩定的人口數（此在許多已開發國家已經達成，其他國家也可以掌控），以及更嚴格的環境和資源政策。我的研究有助於刺激類似的調查；這些研究已在包括紐西蘭、奧地利、英國、芬蘭和美國等國家進行或是已提議進行，預計在未來一年左右可以得到結果。

　　但是，零經濟成長可能是不夠的。一些研究人員正在認真地考慮「去成長」：縮小發達經濟體，為他們帶來與資源和環境限制的平衡，同時提高生活品質。經濟各方面變化的範圍將更加深遠，並為社會帶來更大的影響。不過，在原料、化石能源、土地和水使用方面的去成長化，很顯然是必需的，因此國家經濟去成長化也就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資本主義與均衡經濟或去成長經濟是否相容的爭論，依舊存在。經濟萎縮帶來的真正危險是，追求利潤的公司及其股東將會感到失望，信用評級將受到影響、金融體系將受到損害，貿易將萎縮，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可能落入惡性循環而崩潰。這是否會發生，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例如，梭羅的看法就認為，沒有理由認為資本主義無法與緩步或無成長經濟共存。其他人則持懷疑態度，尤其是關於資本主義在去成長化社會中的生存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萎縮的經濟中，一些行業（如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也將蓬勃發展。

　　只要經濟增長對全球的政策制定者而言重要性依舊，人們便無可救藥地受到制約：我們急需的環境政策仍面對諸多不合理的政治障礙，譬如必須證明其能促進經濟增長。這種情況必須改變。許多已開發國家的人民，已從基層開始，將精力轉投入追求增進身心的安適，諸如轉而向當地的食物、衣物和其他各類供應商採購生活所需。已適應在快速增長經濟中蓬勃發展的各類機構（金融、政治、法律、教育、宗教和社會），將不得不作出調整。這可能是最大的挑戰；眼前並沒有好的答案，可以指引他們應該如何改變。

　　有鑒於人類面臨環境災難的前景，發達經濟體必須規劃一條道路，以使人類靠著合理、以及對地球安全的資源份量生活。發展中國家，也會有該進行調整的一天。若能妥慎為之，將可能為全人類帶來更滿意而且更充實的生活。

本文為加拿大約克大學環境研究學系經濟學家威克多（Peter Victor）在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自然》雜誌的專文

原載於【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九十九期】2011.01.01????? ?CASE網誌版本 by MissZoe

網路修正版：2011.01.18 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