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政策】沒有許可，不准公開談科學

■ 科學家追求研究自主，也覺得應自由的公開談論他們的研究結果。但是近代科學研究經費來自公共資源，主管機構面對社會大眾壓力，總希望減少爭議，因此彼此間經常發生衝突，這是美國的一個例子。

　　渥爾（Robert Wall）的簡報中的第十一張投影片只有三句話。「綿羊和牛已經在一九八○年複製成功。八○年代複製出來的動物可能已被吃掉了。那麼在今天複製動物還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然而，這些話本身就足以引起騷動。

　　這是二○○八年九月，渥爾是美國農業研究署的一位聯邦政府科學家，正準備要在美國農業部的姊妹機構，位於華盛頓DC的經濟研究署舉辦的會議中發表演講。聽眾是該機關的研究員，以及各國大使館的代表。渥爾打算要解釋，儘管一九九六年出生的桃莉羊，是頭一隻利用細胞核轉殖，由成熟個體細胞所複製出來的哺乳動物，科學家早在十六年前，就已經以分離胚胎細胞的方式，複製出了一些動物。然而，在發表簡報當天的上午，他接到了一通來自農業研究署副署長波斯（Steven Kappes）的電話。電話裡的訊息很清楚：第十一張投影片，以及緊接著關於細胞核轉殖調換的另一張投影片，都必須撤除。「他們沒有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渥爾說。

　　渥爾感到震驚。他的談話是關於複製動物的歷史和概述，他覺得沒什麼新鮮的，全然都在他的專門領域。渥爾依然做了他被告知的事項。他說，「我老闆的老闆的老闆用電話告訴我，別對大家說（那件事情）；他也不認為我應該會與他爭論。」《自然》雜誌一再對此事件以及渥爾經歷的提出詢問，卡波斯和農業研究署新聞部主管米勒．海斯（Sandy Miller Hays ）都沒有任何回應。

　　渥爾說，這整個事件是他職業生涯中，關於審查制度「最令人失望」的狀況；不過，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渥爾研究基因轉殖動物三十年，在這個主題發表近八十篇的論文，二○一○年一月以六十五歲之齡從農業研究署退休。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進行基因轉殖動物研究的馬迦（Elizabeth Maga）說，渥爾是那個領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然而渥爾職業生涯的最後六年，其中五年在小布希總統任內，一年在歐巴馬總統任內，他注意到他所屬的機構，對於複製科技與動物基因轉殖技術，益發地敏感且謹慎。農業研究署經常拒絕記者就「純科學事務」訪問他的要求。「在最後兩三年裡，幾乎所有新聞界要求與我談話都被駁回。」

　　渥爾透露的遭遇，在布希任內頻繁發生。那時美國研究者激烈地抱怨，聯邦機構以審查制度與隱瞞數據等殺手鐗對待科學。不過歐巴馬承諾會改變，他還在二○○九年一月二十日就職演講中開宗明義的說，「我們將讓科學回歸應屬位置。」七個星期後，歐巴馬簽署「科學健全」備忘錄，交予行政部門與相關機構的首長。其中寫道，「政務官員不應隱瞞或改變科學或科技的成果和結論。如果科學和技術資訊是由聯邦政府開發和使用，那麼它應當循正常管道提供給公眾。」這份備忘錄下令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約霍德倫（John Holdren），在一百二十天內寫出一套建議，確保聯邦機構內科學的健全性。

讓科學的歸科學

　　歐巴馬的任期已經快過了一半，聯邦政府的科學家卻還沒見到那些建議，讓有些人覺得，政府並沒有兌現其承諾。但是許多人確實說出歐巴馬時代自由和激勵性的新感受。阿拉斯加州安克拉治美國漁業與野生動物署的環境毒物學家儲斯（Kimberly Trust）說，「氣氛已經變得更加有利於科學因科學價值而被接納。」然而一些研究者發現，在公開發佈或談論他們的工作之前，他們依然面對著一如以往令人沮喪的許可要求，言論箝制的命令依然在體系內陰魂不散。華盛頓DC一個持續追蹤科學界政治干預的非營利性組織，「科學家關懷聯盟」的科學健全性主任格列佛（Francesca Grifo）說，自從歐巴馬上任以來，她接獲來自聯邦政府科學家們對於審查制度的抱怨，已經減少。然而干預的電話依然打來，她說，「到目前為止，大約有十通左右。」

　　沒有人清楚，到底這些事件反映了政府高層的政治干預，還是中階主管的阻撓，或者是新聞官員因為害怕引起爭議而更動或阻擋資訊傳播。萊斯大學科學與科技政策資深成員，柯林頓前總統科學顧問的萊尼（Neal Lane）說，「他們只是藉此保護他們的後背。」

　　與將近三十位聯邦政府科學家的訪談透露出，關於研究者與公眾間的溝通政策，在不同部門，甚至不同辦公室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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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眾不了解我們在做什麼，他們又如何知道資助我們的工作有多麼重要？」

------隆德格蘭

　　即使真的實有正式的政策，也鮮少被傳達給政府雇員，而且執行也不一致。歐巴馬上任後，聯邦政府只有內政部在九月二十九日發佈了科學健全性政策。種種現象也許能夠解釋，儘管有來自頂峰的命令，為什麼科學家們依然發現自己遭遇阻礙。「總統在那邊發號施令，」格列佛說，「情況就是，我們從總統那邊到執行機構之間，有著巨大的斷層。」

　　不管是什麼緣故，影響已經造成。科學家說，設法取得許可來交流他們工作成果的過程，令人沮喪，且遲滯了研究。他們說，感覺科學受到了壓制，使得他們士氣受挫，也腐蝕了大眾對他們所屬機構的信任。「與公眾互動，是我們作為政府所屬科學家的一部分工作。」南達科他州布魯金斯農業研究署的一位昆蟲學家隆德格蘭（Jonathan Lundgren）說，「如果公眾不了解我們在做什麼，他們又如何知道資助我們的工作有多麼重要？」

　　農業研究署是個不錯的案例。他們有正式的書面政策指示，科學家任何要發表的稿件，都必須遞送給研究主管複審。不過如果稿件的主題確實相當敏感，那麼就必須由農業研究署總部的國家級計畫主管的核可。然而何謂「敏感主題」，並不總是清楚交代；為此，有些研究者流傳著另一本手冊，關於這些部門的「重點主題」清單，其中包括有含複製技術以及基因轉殖生物。米勒海絲說，農業研究署先前的公開發表政策已經過時，多年來那些清單也都沒有執行。

　　這些散亂的指示，可以解釋科學家要取得發表許可所碰上的不同經驗。許多人說他們從來沒遭遇阻礙，有些人發現這些程序相當冗長。批准程序「過份，而且通常會延遲發表約兩個月。」隆德格蘭說。愛荷華州愛美斯農業研究署的一位昆蟲學家薩平頓（Thomas Sappington）說，他唯一遇到的阻礙，是在嘗試要發表一篇近期生科作物的評論。「我很難取得許可，被列為該論文第一作者，」薩平頓說，「農業研究署對於他們科學家的非研究性著述，非常緊張。」該評論對於生技育種工業對於規範生技作物的美國環保署獲取資訊的控制，表達了憂慮。「主要的問題在於這是否會給環保署帶來麻煩，或者使環保署感到尷尬。」他說，「最後我修改了一堆次要文字，讓每個人都滿意，然後才准許我遞送論文。」

　　在記者訪談方面，官方規定和科學家從農業研究署聽到的，似乎有些差異。根據正規政策，雇員「受鼓勵去回應媒體的要求」，但是所有全國傳媒的邀訪都會驚動新聞部門。「特別是當該題材與敏感議題或與政府機構的政策有關之時。」米勒．海斯說，科學家被鼓勵在訪談前先打電話到她的辦公室尋求建議，但是「農業研究署的科學家先向媒體發表談話，然後再告知我或其他人，這可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農業研究署科學家的遭遇完全不同。薩平頓說，「這幾年來，我們已經堅定地相信，如果我們未經許可就和記者談話，就有掉腦袋的可能。」農業研究署的研究員也說，新聞界關於重點主題的請求，會讓總部相當焦慮。「他們會因為那張清單上的任何東西而恐慌症發作。」一位不願具名的農業研究署科學家說。

另一個緊箍咒

　　今年五月，農業研究署在亞利桑那州辦公室的一位研究主管納朗喬（Steven Naranjo），在全國公共廣播電台邀請他評論某篇《科學》雜誌上的論文的訪問請求，遭遇了阻礙。這篇文章討論了「非目標」害蟲（'non-target' pests），在基改抗蟲害作物的種植區域蔓延的危機。納朗喬看過了《科學》雜誌上的那篇論文，也決定要接受訪問。然而，當他向農業研究署新聞部請求許可，這個請求被轉遞到了美國農業部的新聞辦公室，最後被駁回了。「他們下定論說這太有爭議性，」納朗喬說，「這讓人感到有點沮喪，但沒什麼大不了的。」

　　對於另一位農業研究署研究員，這個程序就不僅僅是「有點沮喪」了。這位研究員說他受夠了這個體系，現在他再也不請求許可了。許多年來，這位科學家未向新聞部門報告，就在當地的報紙上寫了許多專欄，也向記者發表談話。「我不要他們修改我的字句，」這位匿名研究員說，「取得許可，是另一個緊箍，並且讓頸子發疼。」

　　國家海洋及大氣總署的科學家，在談論起墨西哥灣「深海地平線」鑽油平台爆裂事件時，就遇到了麻煩。根據二○○七年制定的政策，只要是科學相關議題，國家海洋及大氣總署雇員可以未經新聞部許可即向新聞界發表談話。但是國家海洋及大氣總署在佛羅里達州的大西洋海洋地質與氣象實驗室的颶風專家鮑威爾（Mark Powell）說，在漏油事件後，一個國家海洋及大氣總署的專家小組被集中起來，並被「消毒」，以便能對媒體發表談話。就鮑威爾的理解，沒有其他人允許向公眾發表談話。「我決定取消一個本地電視台的訪問，因為我還沒被『消毒』。」他說。

　　國家海洋及大氣總署的新聞官員說，他們的「消毒」程序，是用以確定在（鑽油平台）爆裂事件後，究竟哪些學科專家受過面對媒體的速成訓練。國家海洋及大氣總署的新聞部主管康內（Justin Kenney）說，「這項努力並非阻止任何人向媒體或公眾發表談話，這正是國家海洋及大氣總署的一貫政策。」。但是傳播規範正在收緊，而鮑威爾並非唯一一位有此印象的人。

　　與鮑威爾任職相同實驗室的海洋化學組長伍德（Michelle Wood）說，「我確實有感覺到，如果我與新聞官員合作，會使他們更為高興。」她說這個程序「慢得令人發瘋」，並且時常把記者送到國家海洋及大氣總署以外的專家那去。伍德說她很欣慰後來得知，國家海洋及大氣總署對於媒體的延遲回應，是受到協調洩油事件外部組織的影響，不是國家海洋及大氣總署本身的問題。溝通管道最後也還是開放了。

　　萊寧說，很難去追溯這些限制究竟起源於何，或去確定政治介入是何時開始的。「政府機構、政治任命者、或者是部會首長設置了這些基調，而人們對於那些他們認為該做的事情做出反應，有時是過度反應。」格列佛補充，「一位某階層的監督者，認為他們應該成為該部門機密資料的大守衛者，這是很尋常的情況。」

　　這些限制對於科學家以及他們工作的影響，萊寧感到憂心。「這抹殺了士氣，」他說，「這讓科學家覺得他們的工作沒有價值，機構也越來越難招募或保有最好的科學家。」對大眾保守祕密，將危及機構的信用，某些科學家也說，這影響了他們的科學職涯。「這些限制，降低了我在研究社群中的地位。」一位要求匿名的農業研究署科學家說。

　　並不是每個人都很有如此強烈的感受。一些農業研究署的科學家說，機構內部對於他們的研究的複審程序，相當合宜，也不過就是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

　　外界的科學家依然說，這些傳播政策，必須在政府的研究員們任職之前，清楚解釋告知。曾出席國會關於科學健全性的聽證會，並且是科羅拉多大學圓石城分校科學政策分析員的皮爾克（Roger Pielke Jr.）說，「身為政府的科學家，無法明確的預期應當作些什麼。」

　　皮爾克說，當那些事情發生時，白宮的科學健全性準則，將可以幫忙釐清那些預期。在九月二日的一次總統科技顧問會議中，霍德倫說，這些（施行）的延宕，部分是因為受到公眾介入以及與那些會受到影響機構諮商的「一個冗長程序」所影響。他說，這些建議在今年底會正式發佈。

　　這些建議究竟會如何履行，目前仍不明朗。「如果這是我們總統的重點要務，（內閣成員）就會檢討他們的所屬部會，查核這些訊息是否宣達到整個組織，」萊寧說，「在總統告訴他們對此事嚴肅以對之後，他們並不想要在《自然》雜誌上讀到，他們的某位科學家卻被禁止談話。」

　　農業研究署已經進行一些改變。米勒．海絲說，機構會公佈關於稿件發表的政策，新政策將不要求科學家必須從國家計畫部門得到許可。渥爾不確定情況是否將會改變。他說，「也許避免爭議，總會是官僚的使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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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譯自：Science & politics: Speaking out about science（Nature）?

原載於【知識通訊評論月刊九十七期】2010.11.01????????? 網誌好讀版 by MissZ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