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生命的量與質:從家庭計畫到族群健康

■就國家層面而言,人口的「量」與「質」很難兼顧,因此社會對於人口的看法,往往在「人力」與「負擔」兩個概念之間擺盪。本講次藉由回顧台灣數十年來的人口政策變遷,探討基因科技與族群遺傳學,對未來台灣人口的社會影響。

講者|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郭文華教授
撰文|高英哲

2017 年 2 月 5 日,蘋果日報的頭版標題,印著幾個驚悚的大字:「台男精蟲量減質劣」。過了兩個月,聯合報則以「衛福部全力『催生』 近期成立少子化辦公室」為頭版。這些新聞在在反應台灣社會,對於人口數量不足,素質劣化的擔憂。

我們回顧幾十年來的人口政策歷史,不外乎「減量」跟「增質」兩個面向;然而諷刺的是,人們如今對於人口問題的憂慮,正是過去的人口政策,過於成功的結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東亞國家當時認為世界人口成長過快,會拖垮經濟成長,因此積極地推動計畫生育,減緩人口成長;我們耳熟能詳的「兩個孩子恰恰好」,在更早些時候是「三個孩子恰恰好」,由此可見一斑。

在台灣開始推動人口減量政策的 60 年代,當時還有「反攻大陸」的政治口號,人口減量表面上不符合「增產報國」的邏輯。但是實際上當時台灣的生產能力十分倚賴美援,而美援促成的投資增加率,卻被多出來的人口與消費抵銷,這並不符合美國希望藉由穩定第三世界國家社會,防堵共產主義的冷戰思維利益,因此他們透過各種國際合作的管道,對這些接受美援的國家施壓,促使他們推動節育計畫。

赤裸裸的政治現實需要包裝,當時台灣社會就用「促進農村衛生」的理由,粉飾節育政策背後的美援邏輯。當時的子宮內避孕器技術已經成熟,因此台灣政府就開始著手推廣,鼓勵婦女採用名為「樂普」的子宮內避孕器,在 1964 到 1969 年的五年方案內,協助 60 萬名婦女安裝樂普,成效斐然。台灣的人口節育政策十分成功,到了 1983 年提前達到「出生替代」的目標(意指總人口數經過世代傳遞,仍然保持恆定的總生育率)。無獨有偶,保障婦女自願施行人工流產權利的《優生保健法》,也是在 1983 年立法通過,與節育政策提前達標的偉業相互輝映。

然而推動計畫生育幾十年下來,矯枉過正的結果,反而使得「人口負擔」的危機,從 80 年代開始轉變成「人力不足」的問題。台灣人口的總生育率持續下落,到了 2003 年已低落到 0.5 的水準。學界這時候同時開始注意到,人口問題除了「量」以外,還有「質」的問題,因此在 2002 年開始推動「基因體醫學國家型計畫」,建立台灣人自己的基因資料庫,希望能夠藉此找出台灣人容易罹患之疾病的易感受基因變異,從而改善國民體質。

無論是「減量」還是「增質」,國家人口政策無可避免,都會牽扯到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界定與互動。就以基因體資料庫為例,雖然有人提出這計畫可能有個資外洩與倫理問題,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基因資料雖有個體性,但同時具有延續族群整體生命的「共同財富」性質,因此需要某種程度的全民參與,才能符合族群的整體利益。人口政策如何能夠在不侵犯個人權益的前提下,成為促進族群健康的國家戰略,是當今醫學與公共衛生的嚴肅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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