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科學家】反轉愛滋:法蘭索娃絲·巴爾-西諾西的長征

法蘭索娃絲。圖片來源:諾貝爾官網

撰文|沈君宜

近年,同性婚姻的議題正當沸沸揚揚,曾被世界衛生組織(WHO)點名為二十一世紀三大疾病之一的愛滋病,又再度搶佔版面。即便到了今日,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愛滋病)與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依然背負層層誤解;不難想像在1981年,美國疾病管制局發佈發布的報告中,首次提及五名身染怪病的男子時,曾掀起怎樣的恐慌。

這五名男子,高燒不退、渾身疲憊且日漸消瘦,狀似得了絕症。繼疾管局之後,陸續有數個單位發表了類似的案例;而在當時人們的粗淺歸納下,認為此病似乎僅影響男同性戀族群。然而,卻有一位法國女性的人生,從此與這個怪病密不可分。

風波爆發時,法蘭索娃絲·巴爾-西諾西(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任職於巴斯德研究院(Pasteur Institude),正埋首反轉錄病毒的研究。走上科學之路於她而言說不上是離經叛道,但由此與HIV和愛滋的不解之緣,也堪稱動人的一頁了。

●最初的疑惑與不疑 

許多科學人都尊大自然為啟蒙恩師,法蘭索娃絲·巴爾-西諾西(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亦不例外。雖然出生於繁華的巴黎,年少時的法蘭索娃絲卻總是徘徊於法國中部奧弗涅的鄉間,可以近乎癡狂的緊盯一隻小小的昆蟲數個小時之久。回憶起這段往事,她認定自己的科學路並非偶然。待到數年後,場景移至課堂中,她的數理科成績也遠勝語言、哲學等科目;她對科學的熱情,絲毫未加掩飾。

大學的主修向來是莘莘學子們都傷透腦筋的抉擇。幾經考量,法蘭索娃絲在醫學和自然科學學位之間,選擇了後者。她很誠實的道出現實----就讀醫學院所耗費的時間與金錢,對並不富足的家計負擔不輕。

大學時期,即使尚未弄懂科學這條路的樣貌,法蘭索娃絲對研究的嚮往也與日俱增。「我告訴自己,我絕不能讀完大學仍不知道『做一個研究者、理解科學』的滋味與意義為何。」學業近尾聲時,法蘭索娃絲申請了許多實驗室的實習職位,冀望能看清自己的未來方向。

然而,過程卻是出乎她意料的不順利。杳無佳音的幾個月過去了,法蘭索娃絲才在朋友的介紹下找到了一份巴斯德研究院的志願工作。而這個由Jean-Claude Chermann所領導的實驗室,也就此注定了她不凡的一生。

●「我很奇怪。」

法蘭索娃絲加入實驗室時尚未自大學畢業,但在Chermann博士熱情的帶領之下,她近乎摒棄了課業,將大部份的時間都泡在實驗室裡,只回學校參加必要的考試。Chermann 正醉心於反轉錄病毒(retrovirus)的研究,他提議法蘭索娃絲留在實驗室當博士生。自此,她與反轉錄病毒不打不相識。

反轉錄病毒或許可以比喻為科幻電影中控制人類的外星生物:它們透過反轉錄酶(reverse transcrptase)將自己的基因片段嵌入宿主的DNA內,並隨著宿主細胞複製。而法蘭索娃絲在她的博士研究中,引進反轉錄酶抑制分子HPA23,藉此箝制佛氏白血病病毒(Friend virus)的活性,以期進一步控制它所引發的血癌。這個設計在體外實驗中很快取得了成果,大鼠實驗中也毫無困難地抑制了淋巴癌進程;法蘭索娃絲順利在1974年獲頒博士學位。

認真說來,法蘭索娃絲的經歷在當時並非常事:巴斯德研究院滿是接受完整研究方法訓練的研究員,區區一個大學尚未畢業的學生在此立足,實屬異數;更別提她的女性身份以及勞工階級出身了。

「我很奇怪。」她說。

隨後,她追隨曾拜訪巴斯德實驗室的Robert Bassin 博士,到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Health institude)的癌症研究中心做博士後研究。一年以後,她與博士時期認識的未婚夫結婚,也再度回到Chermann 的研究室,跟在呂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教授的旗下。

法蘭索娃絲取得博士學位後數年,科學界首度發現反轉錄病毒HTLV-1與血癌的關係。反轉錄病毒與癌症的相關題目一度引領風騷,但在苦無突破性進展的情況下,數年過去也漸趨沉寂。七零年代以後的學界,致癌基因一躍而成當紅炸子雞。雖然如此,在新風潮之下,蒙塔尼耶教授依舊埋首反轉錄病毒與癌症的相關研究。法蘭索娃絲在其麾下,也繼續探究宿主體內的干擾素(interferon)等物質對反轉錄病毒的的調控,以及反轉錄病毒序列對其所致癌症轉移特性的影響。

●與愛滋的初交手

1982年,陸續浮上檯面的愛滋案例使法蘭索娃絲的職業生涯迎來空前的轉捩點。

這樣的「怪病」引起了恐慌,也吸引了科學界的目光。待在第一線醫療院所的傳染病專家Willy Rozenbaum 與病毒學家Françoise Brun-Vézinet,觀察到並人們體內CD4淋巴球減少的特性。他們聯想到了同樣影響淋巴球的其中一種血癌元凶----曾經紅極一時的反轉錄病毒HTLV。因此,他們拜訪了巴斯德實驗室,向蒙塔尼耶及法蘭索娃絲等人提及這個想法。

一開始,大家對此天馬行空的假設存疑;畢竟當時學界研究過千百種病毒,都未能命中。而HTLV在人體中造成淋巴球不受控制的增長,和此新興疾病的病人CD4淋巴球大幅減少,恰恰相反。但法蘭索娃絲與團隊中其他人,早先甫在乳癌患者的淋巴球中找到鼠乳癌病毒(mouse mammary tumour virus, MMTV),由此熟習「揪出」反轉錄酶活動的技巧;倘若某種未知的反轉錄病毒真是元凶,定叫它難逃法網。他們決定一試。

想不到,過程卻比想像中艱辛。這群病人周邊血中少得可憐的CD4淋巴球,使得要分離出任何致病原都難上加難。最後,眾人決定嘗試由病人身上腫大的淋巴結下手。

法蘭索娃絲清楚地記得1983年初的這段日子:第一週,什麼也沒有;第二週,微弱的信號閃現。這消息自然令人振奮;但信號穩定增長了數日後,原本樂觀的狀況卻急轉直下----淋巴球逐步邁向死亡了!

他們自然不願意這麼放過近在眼前的敵人,於是嘗試加入了捐贈者的血液。如此神來之筆成功扭轉了頹勢,氣息奄奄的細胞群中殘存的病毒忽然有了新的寄託,迅速在新的淋巴球上建立了基地。顯著的反轉錄酶活動下,法蘭索娃絲的團隊成功分離出了病毒;他們將它命名為LAV(lymphadenopathy-associated virus),意即淋巴腺病相關病毒。此後,這令人頭疼的小東西,以科學社群重新起的新名稱HIV(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惡名遠播。

分離出關鍵的病毒後,實驗的進展宛如按下快速播放鍵。呂克·蒙塔尼耶及法蘭索娃絲·巴爾-西諾西的團隊在1983年五月發表了HIV與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的關聯,以及初步的特性鑑定。掌握了駭人聽聞疾病的線索,法蘭索娃絲快馬加鞭的日子也開始了。各方的邀約從未間斷,而她正當春風得意。當丈夫小小埋怨為了實驗經常在家裡缺席的妻子時,法蘭索娃絲安撫他:「別擔心嘛,頂多拖個一兩年,差不多吧,這個風暴就結束了。」

再聰明絕頂的科學家也會犯錯。法蘭索娃絲·巴爾-西諾西這回錯得離譜。

「有位病人想見您。」

1984年初,法蘭索娃絲來到了風暴中心的舊金山綜合醫院(San Fransisco’s General Hospital)。她的到訪引起一陣騷動,一位臨床醫師聞訊前來。他問法蘭索娃絲願不願意與一位瀕死的愛滋病患見面,而她同意了。病榻前的男子十分瘦弱,他握住了眼前這位替自己找到病因的科學家的手,艱難地動了動乾涸的嘴唇,說:「謝謝你。」

她可能是世界上最懂HIV病毒的人之一,但從來沒有一位病入膏肓的愛滋病患出現在她跟前。法蘭索娃絲的腦袋一片空白,幾乎失去了應對的能力。少頃,她才在醫生的建議下問了這位男子:「為什麼謝我?」

男子答到:「道謝不是為了我自己;是為了其他人。」

短短數小時後,男子與世長辭。但他臨終的形貌、緊緊握著的手,以及最後的那些話,卻沒有隨著他的生命消逝。「為了其他人。」她始終記得。

往後數十載,法蘭索娃絲致力於找尋預防與治療HIV感染的方法。許多患者專程跑到巴斯德實驗室,即便當時的科學對於治療絲毫無能為力,他們依然希望能見見這位HIV 專家。如此機緣下,她結識了許多患者;自然,之中許多人已不在人世。她同時走訪愛滋猖獗而醫療與研究資源匱乏的國家,更加深感責任之遠大。

但可歌的故事背後也往往有可泣的成分。撇除長時間的高壓工作不談,數年後與美國實驗室的專利權之爭,加上部分病友們質疑科學家們只圖知識探索、甚至牟利,在在都使法蘭索娃絲心力交瘁。1996年,抗反轉錄病毒療法(antiretroviral therapy)問世,以往藥石罔效的病人有了一絲希望,法蘭索娃絲與其他致力對抗HIV病毒的科學家們,理當可以鬆一口氣;但事實卻是,她深陷人生低潮,飽受憂鬱症所苦。她如此對丈夫形容:「我覺得我快要不是我了。我長得像個病毒,我的臉上就寫著HIV。」

2008年,也許可說是曙光露臉的時刻。呂克·蒙塔尼耶及法蘭索娃絲·巴爾-西諾西因為發現愛滋病元兇HIV,與發現人類乳突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造成子宮頸癌的德國科學家哈拉爾德·楚爾·豪森(Harald zur Hausen)共享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然而,法蘭索娃絲·巴爾-西諾西的使命尚未圓滿。

●Now, it's war between us, AIDS.

如今,相較於恐慌開始的1981年,愛滋病對人類而言已不再是神秘殺手。如今我們知道,它是由反轉錄病毒攻擊免疫細胞所造成;知道它由血液、體液傳染,也不專屬於男同性戀者。我們甚至已掌握了部分武器:法蘭索娃絲獲得諾貝爾獎的同一年,各方爭相注目著第一個「痊癒」的愛滋患者。精確而言,這名被代稱「柏林病人」的幸運兒並未真正擺脫HIV的糾纏,而是病毒的活性及數量已低到不需要持續的反轉錄病毒療法。

但法蘭索娃絲深知,即便牽制HIV病毒的藥物已上市,對抗愛滋的漫漫長路仍未見盡頭。狡猾的反轉錄病毒,配上人類變化多端的社會行為---- 這場戰爭絕非單靠幾個化學分子便可搞定。於是,她一邊主導著實驗室,繼續研究免疫系統與HIV 病毒的互動,一邊就社會及教育層面著手。她公開支持性教育入法,並主張先傳遞正確觀念予授課教師;也直指重罰毒品犯罪與性工作者,實與愛滋病的防治背道而馳。

挑戰根深蒂固的成見向來不是易事。教宗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在出訪愛滋病高盛行率的喀麥隆後表示:「保險套的使用無法遏止悲劇,反而間接加重疫情。」此言一出,曾在當地待過數年的法蘭索娃絲旋即去了一封公開信,表達她的質疑與相反看法。「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她說。可惜的是,教宗始終沒有答覆她。

2015年底,法蘭索娃絲退休,並關閉了自己的實驗室。她向來對自己的屬下十分信任,也極願意仰丈他們的能力。對於她的學生Michaela Muller-Trutwin博士即將接手往後的相關研究,她相當放心。談起自己為世人所傾慕的成就,法蘭索娃絲依然柔聲;想起生涯中接觸過的病友、實地走訪的疫區,她從未掩飾滿溢的情感。她一貫謙遜,深諳「不知為不知」的道理,也從不羞於承認自己並不知道問題的答案。然而她並非沒有強悍的時刻。

以國際愛滋病協會(International AIDS Society)會長身份所主持的最後一場研討會中,法蘭索娃絲特別點名了對於同性戀族群、靜脈毒品使用者、性工作者、貧窮地區居民的歧視與汙名。她譴責這些負面的標記,對於防疫有害而無益,甚或影響了醫療的可及與可近性。

無知和冷漠是這二十一世紀殺手的最佳拍檔。法蘭索娃絲·巴爾-西諾西的研究生涯竭力地對抗無知;直至今日仍未止息的奔走,則旨在斥退冷漠。「遏止愛滋絕非天方夜譚。」她在會議上說道。

對此信念,她毫不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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