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12】精神醫學的誕生：訪巫毓荃醫師

■一九八〇年代，當巫毓荃醫師接受住院醫師訓練時，憂鬱症在台灣並不常見，然而一、二十年後的今天，這個疾病變得很普遍；二十世紀初常見的歇斯底里，如今已很少看到。這並不只是疾病發生率或盛行率的改變，背後牽涉到更複雜的問題：我們如何感知理解自己的身心狀況，如何表達溝通自己的內在，都隨著社會文化變遷而不斷地改變。

採訪｜李宛儒
攝影｜黃道佐

相較於一般身體疾病，精神疾病似乎更難以捉摸，不僅症狀變化多端，有些盛行一時的疾病現已難以見到，而新的疾病又不斷地出現。這正是精神醫學獨特之處。當我們要理解精神疾病時，必須將其放在歷史的脈絡中審視，而精神醫學是一門必須在歷史中了解自己的學科。巫毓荃醫師將帶我們回顧精神疾病、精神病院的歷史，探索精神醫學各種不同的取向，並討論精神醫學與社會的關係。

心理與身體──精神醫學的兩種取向
談到醫學，我們想到的多是身體層面，然而在精神醫學中，則是身體取向與心理取向並重。

多數醫師不否認精神疾病有其生理基礎，但同時也強調心理層面的瞭解與照護。心理取向的治療方法，從最早的民俗與信仰療法、到精神分析與認知行為療法、以至最近興起的宗教與靈性治療，都是透過心理或心靈層面，來瞭解並治療精神疾病。即使這些心理理論與療法的科學性一直受到質疑，而在精神醫學的發展中，也一直希望為精神疾病尋找穩固的科學基礎，但無論在理論研究或臨床治療中，心理取向仍然是精神醫學非常重要的一環。

另一方面，從體液學說、到機械論、神經生理理論及遺傳理論、以至今日的生化理論，尋求精神疾病的生物學解釋與治療，一直是精神醫學努力的方向。

身體取向的精神醫學與神經學關係密切。事實上，兩者曾是同一學科。隨著愈來愈多精神疾病的生物學基礎被發現，二者的區別又變得模糊了起來。不僅如此，神經科學的知識與技術，甚至被運用來證明與解釋心理療法的療效。身心關係辯證的發展，是探討精神醫學歷史中非常重要的問題。

精神醫學與社會的互動
曾經，精神病院在大眾眼裡像是化外之地，對於精神病院抱存許多誤解與恐懼。近年來，這樣的偏見似乎已有所改善。對於精神病人，民眾似乎已不再有那麼多的恐懼與歧視，但新的問題也隨之浮現。

在現代社會裡，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種種問題，無論是親子、婚姻關係，或是焦慮、憂鬱等輕微的情緒異常，都可能向精神醫學尋求協助；一些難以理解的社會事件，大眾也希望精神醫學可以提供科學的解釋。除了醫院的臨床治療外，精神科醫師也進入法院、教育、家庭等領域，運用他們的專業來協助社會運行，扮演了更多元的社會角色。但是，這樣把許多問題病理化與醫療化，真的是最好的方式嗎？

從臨床醫師到醫學史研究──職涯跑道的轉變
要理解精神疾病，必須考慮其所在的歷史與社會文化脈絡，因此即使對於臨床工作而言，歷史知識與歷史思考也非常重要。巫毓荃醫師在接受精神科醫師專科訓練時有了這樣的體認，加上本身對人文領域深感興趣，讓他走上了醫學史研究的學術生涯。在專科醫師訓練之後，巫醫師在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拿到碩士學位，又回到臨床兩年後，仍然覺得自己對醫學史的興趣比較濃厚，開始有了徹底轉換職業生涯的想法。從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念完醫學史博士後，巫毓荃醫師又在臨床工作了一段時間，但仍希望能在研究工作上投注更多心力，因此來到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潛心醫學史研究。

巫毓荃醫師的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本的精神醫學史。在清華大學攻讀碩士時，巫醫師主要研究日治時期精神醫學史，嘗試從日治時期的精神疾病，探索當時各個不同族群的認同問題。之後，巫醫師投入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上半葉日本精神醫學史的研究。在這段時期中，日本是其他東亞地區接受西方思想與科技的一個重要門戶。研究當時日本的精神醫學如何吸納、轉化西方理論與技術，而發展出自己的精神醫學與心理學理論與治療，對於了解東亞其他地區精神醫學的發展極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