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新視界】疫病與社會衝突的歷史

尋找傳染的代罪羔羊

撰文｜李尚仁

傳染病帶來社會的緊張與不安，致死率高的嚴重疫病或是未知數高的新型疾病更是如此。流行病會衝擊人際關係、社會運作與經濟活動。疫病帶來的感染與死亡似乎是隨機任意的、沒有規律或合理的緣由。這種隨機、混亂與不確定的狀態，往往造成人群很大的心理不安。傳染的威脅以及對傳染的恐懼容易引發人際緊張和群體之間的不信任，也會減少經濟活動與人際交流，而防疫措施通常會打亂社會生活常規，也容易對個人與特定團體的權益、生計和利益造成傷害。

從歷史來看，疫病的發生以及防疫決策無可避免地會和政治、社會以及文化因素糾結在一起，這點在新興而嚴重的傳染病流行時更是明顯。除了尋找預防與治療的方法之外，要如何避免社會衝突的發生，並且在防疫、人權保護和減少經濟損失等不同考量之間取得適切的平衡，是疫病流行所帶來的重大挑戰。

?有時也被稱為黑死病的瘟疫，是在歷史上衝擊最大、引起最大恐懼和最多討論的疫病之一。瘟疫在歐洲乃至全球數度流行，不只導致許多人罹病甚至死亡，其帶來的震撼與恐懼更造成社會的動盪衝突，也留下許多以此為題的文學、藝術作品。因此本文擬以鼠疫的歷史為例，來探討疾病的社會與政治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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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擊歐洲的致命疾病

人類史上重大疫病的發生，往往和交通貿易有關。中世紀的瘟疫由中亞經由中東傳到歐洲，以歐洲海外貿易最興盛的義大利首當其衝。瘟疫透過船隻首先於1347年登陸西西里，接下來威尼斯、熱內亞等港埠城邦一個個遭殃；次年疫病又透過貿易船運路線傳播到法國馬賽港，一年內就橫掃中歐和西歐，並跨越英吉利海峽到達英國；又於1349年傳到東歐並跨海到北歐。

關於瘟疫的起源目前歷史學者有各種不同看法。麥尼爾(William H. McNeill) 在《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一書中，根據中國在1330與1340年代大批死於疫病的歷史記載，以及十九世紀末鼠疫來自雲南的紀錄，推論中世紀橫掃歐洲的瘟疫源自中國，而隨著曾經征討雲南的蒙古帝國大軍傳播到歐洲。然而，也有歷史學者認為瘟疫在歐洲傳播的模式，和鼠疫的流行病學傳播模式並不完全吻合，而推論其實瘟疫可能是炭疽熱傳染或是類似依波拉病毒這樣的新種病毒所引起。

也許，瘟疫是由幾種不同的病毒與細菌所引起，鼠疫只是其中之一。其實歐洲中世紀的社會與經濟，在鼠疫來臨的前夕已經到達臨界點。這時歐洲人口成長所導致的糧食需求，已超過當時可耕地與農業技術所能提供的數量。越來越多的人因為營養不良而導致疾病抵抗力減弱。人口聚集的城市興起以及商業帶來的人群來往，為疾病傳播提供了適合的環境。這個問題重重的社會已經很難抵禦疫病的來襲。據估計，歐洲在這場瘟疫死去了約兩千萬人，大約是當時歐洲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一半。

?尋找代罪羔羊

?今天我們很難想像如此重大的疾病災難，而瘟疫更對當時歐洲社會造成巨大的衝擊，不只封建制度自此走向瓦解，人心的震撼更是難以言喻。當時不少人把疫病的發生歸咎於人們的道德疏失與信仰不虔誠。於是有不少人衷心懺悔，甚至在贖罪的宗教遊行中鞭打自己，以祈求上帝的原諒。然而，也有人將瘟疫的發生怪罪到他人身上。瘟疫出現不久，就有傳言說這是有人在井內下毒引起的。最早被責怪的對象是遊民和乞丐，但接著矛頭就指向信仰異教的猶太人；在法國、德國、瑞士與義大利都出現多起攻擊猶太人的事件，許多猶太人遭殺死或送上火刑台，財產則被沒收。這些暴行大都是民眾自發的隨機事件，當時教宗也公開譴責這樣的行為，並公開宣示猶太人是被冤枉的。然而，這些攻擊行為也有其前因。

就在幾年前，法國好幾個地方就有人指控痲瘋病患在水井中下毒，要讓所有基督徒都染上痲瘋病。下毒的痲瘋病患是受到猶太人的指使，而猶太人則又是被北非與格拉那達的伊斯蘭君主所收買。歷史研究指出，這些指控與謠言基本上是某些法國官員與貴族所捏造出來，目的是要藉機沒收痲瘋病院的產業以及強奪猶太人的財產。這樣的誣告與謠言導致許多猶太人和痲瘋病患遭到殺害，還有不少猶太人被驅逐。在此種情況下，類似的謠言與行為會在瘟疫期間出現，也就不那麼令人意外了。

?從歐洲瘟疫期間社會弱勢者與少數族群遭到慘烈迫害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政治和宗教的緊張與敵意，如何被疫病激化為暴力事件。資源不足已經導致社會緊張，長期的宗教戰爭更使得許多人相信所謂穆斯林下毒的陰謀。處在疫病帶來的危機感和懷疑氣氛當中，導致多數族群尋找社會中的代罪羔羊。在迫害行動中，多數族群除了透過宣洩憤怒來消除恐懼不安，別有用心的貪婪分子更藉機謀取暴利。這段慘痛的歷史提醒了我們，在傳染病來襲時，必須時時考慮到要如何調解社會的緊張與敵意，保護弱勢與少數族群的安全與權益。

既是隔離，也是歧視

十四世紀之後瘟疫仍定期造訪歐洲，可是到了十八世紀其發生頻率或疫情都大幅降低。就在社會對「黑死病」的恐懼和記憶逐漸消退時，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又發生一波鼠疫大流行。疫情從1896年開始，全球死亡人數在八百萬人以上。

這波傳染由中國雲南經由廣東與香港蔓延至世界各地，並於1900年抵達美國舊金山。該市擁有大批華人人口，鼠疫爆發後唐人街的疫情尤其嚴重。當舊金山衛生局決定對中國城執行隔離檢疫時，當地商人和部份報紙極力否認舊金山有任何的鼠疫病例，強烈反對檢疫措施並大力抨擊衛生局的舉措。加州州長凱基（Henry Cage）更宣稱，鼠疫出現在舊金山的說法是在製造恐慌，他考慮起訴任何散布這種說法的人。此一爭議導致聯邦政府於1901年成立委員會，越過州政府直接對中國城進行強制檢疫與消毒。同樣地，當1924年鼠疫出現在洛杉磯的墨西哥區時，洛城的報紙也否認鼠疫的存在，宣稱這只是「惡性肺炎」。

?唐人街商家與加州政府的反應並不讓人意外，歷史上大多數社區都對承認疫情有所遲疑，因為疫病會對社區正常運作以及商業活動構成嚴重阻礙。然而，舊金山華人對隔離檢疫的抗拒，並不完全基於自私自利的商業動機。十九世紀以來華人在加州備受輕賤，舊金山公衛當局長期對唐人街居民實施了許多不合理的歧視措施，華人對其嚴苛的防疫措施背後的動機深感疑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疫病發生後，公衛專家依據細菌學檢查結果斷定發病的華人罹患的疾病確實是鼠疫；然而，醫師的臨床診斷卻往往和實驗室的判斷有所出入，而且當時美國臨床醫學界對細菌學的接受程度不一，並不是所有醫師都認為這場疾病是細菌感染所引起。

在醫學界仍缺乏共識的情況下，唐人街的華人以及加州政治人物也能夠找到臨床醫師所提出的「醫學根據」，來反對公衛當局的判斷。華人還認為公衛當局不以病患的住所、而以整個唐人街作為隔離的單位，明顯出自種族歧視，根本缺乏醫學根據。此外，當時美國醫界認為華人特別容易感染與傳播鼠疫，因此種族範疇成為劃定檢疫對象的重要依據，而舊金山衛生當局在規畫唐人街的隔離範圍時，更是刻意避開白人的住家與商店。凡此種種都導致華人的不平與抗拒。舊金山唐人街的鼠疫爭議，也讓我們看到如果公共衛生政策不夠公開與公正，甚至和種族歧視結合在一起，那將遭遇到抵制與難解的爭議，而難以達到預期的防疫成果。

鼠疫防治政策中的權力學

十九世紀英國殖民政府在印度的公共衛生政策方面，基本上都儘量避免採取會和當地人民習俗或利益發生強烈衝突的強制政策。因為殖民當局擔心干預印度人的宗教習俗，會激發反抗與叛變。再則，重商的英國政府向來不支持會影響航運與商業活動的隔離檢疫政策。例如，英國醫師發現印度教徒到恆河朝聖並飲用河水（聖水）的宗教習俗，是霍亂傳播的原因之一，而對此大加撻伐。儘管殖民政府早已知道朝聖與霍亂散播的關係，卻一直沒有禁止或管制此種行為，也沒有對朝聖客進行強制檢疫。

然而，當鼠疫在1896年由香港傳入印度時，英國政府採取非常強硬的防治措施。這與殖民當局過去不願過度干涉印度習俗的立場形成強烈對比。這主要是因為世界各國對英國施加強大壓力，要求英國必須採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否則就要禁運英國貨物。另一個原因是，當時印度地方政府已經交由印度人自治管理，因為喪失權力而不滿的英國官僚，藉此機會攻擊地方政府無能，並實施中央集權的鼠疫防治政策，以求奪回權力。

殖民當局在印度施行嚴格的檢疫措施，對朝聖客與火車乘客強制執行身體檢查，強迫疑似病患入院隔離，死者屍體也得在勘驗後才能下葬，甚至動用軍隊來執行這些政策，在孟買還燒毀數百戶疑似感染源的貧民住宅。由於當時醫學界對於老鼠在鼠疫傳染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還沒有共識，因此殖民政府把防治措施的焦點都放在印度人身上，而印度人則視此為對他們身體的攻擊。篤信種姓制度（caste）的印度人對強制身體檢查非常排斥，認為這是不潔的身體接觸。高級種姓的人對於被迫在醫院中與賤民住在一起，也感到極為不滿。伊斯蘭教徒與印度教徒都無法容忍他們的婦女被強迫送進醫院，視此為對婦女的侵犯侮辱。此外，等待醫生驗屍則常耽誤宗教習俗所規定的安葬時間。

英國殖民當局高壓強硬的防疫政策，導致印度人普遍逃避檢查、偷偷安葬死者，並進行各種消極抵制。尤有甚者，不少城市還有人散發威脅叛變的匿名傳單，激起多起聚眾抗議事件，乃至發生暴動與攻擊、燒毀醫院。衝突最嚴重的如普恩市（Pune），該市的鼠疫防治委員會主席郎德（W. C. Rand）因而遭到暗殺。這些強烈的抗爭終於迫使殖民當局放鬆與修訂防疫政策。如果唐人街的鼠疫爭議突顯了被歧視的少數族群對政府防疫政策的不信任，那麼印度的鼠疫風暴就是被殖民者對殖民權威的直接反抗。

醫學是社會科學

疫病往往導致心理不安和社會秩序動盪。如果社會原本就存在著壓迫與群體間的敵意，此種危疑狀態往往會引爆嚴重的迫害或衝突。另一方面，歷史的經驗也顯示，防疫工作中除了妥善規畫與有效執行防疫措施，若能審慎使用宣導策略，善用慈善團體與市民參與的力量，將會大有助於疫情防治。

然而，要達到這種理想，不只需要關於傳染病的流行病學與醫學知識而已，還需要對與疾病預防相關的社會因素有足夠的瞭解，並且具備安撫人心的溝通藝術以及協調意見與利益衝突的政治手腕，再加上決斷與執行能力。十九世紀細胞病理學（cellular pathology）創建者之一、也對社會醫學以及公共衛生等領域有重大貢獻的德國醫學家維蕭（Rudolf Virchow）曾有「醫學是一種社會科學，而政治只不過是大規模的醫學」的名言。在高科技醫療以及分子生物學和基因研究成為注目焦點的今天，維蕭認為政治與社會因素在疾病的發生與傳播過程扮演了關鍵性角色的看法並沒有過時；相反地，我們對這樣的洞見應有更深刻的理解，並且賦予它新的時代意義。

■參考書目與進階閱讀

David Arnold, Colonizing the Body: 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Carol Ginzburg, Ecstasies: Deciphering the Witches’ Sabbath (Pantheon Books, 1991).

Mark Harrison, 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 1500 to the Present Day (Polity, 2004).

Nayan Shah, Contagious Divides: Epidemics and Race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作者簡介

李尚仁

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科學史科技史與醫學史中心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專長為十九世紀以降的現代西方醫學史、科學史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

 ?■轉載自【人籟】雜誌第63期‧〈恐懼流映〉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