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學救贖
撰文／江才健
新冠疫疾造成世紀浩劫，可謂來也科學，去也科學。此番過後，科學將有變貌，文化應創新猶。
近幾個月新冠疫疾流行，用過去的老話來說，就是鬧瘟疫，造成社會恐慌，也弄出了一些瘟神，沸沸揚揚好不熱鬧。
說到頭，這場疫情的熱鬧局面，其實都是科學惹起的，因為無論是病毒的鑑定，病毒的隔阻和病毒的絕滅，都是建基於近代科學思維上之近代醫學的作為，因此談論此番疫情，值得就科學的本質做些討論。
長久以來，我們對於科學的認知恐怕多過於籠統，總以為對宇宙客體現象的認知便是科學，其實那只是自然哲學，近代科學卻是很不同的一套思維與作為，如果簡單一句話，可以總結為「主客分離，二元對立」，就是以人類為本體來面對客體的宇宙現象，並在人控的環境條件下，建構起宇宙現象的因果關聯（就是所謂的實驗作為），科學也正是因著如此「人控環境」得來的「簡近因果」，得以馭諸事之理，援以致用，成就了近幾百年來所謂的「科學世紀」。
科學造就近世帝國霸權
科學世紀雖說遠溯及希臘傳統，後有中世紀伊斯蘭文明的承續光大，但是一般多以17世紀英國科學家牛頓的論思為一起點，說起來也還不到400年時間。但是近200年來，科學的致用之效，不只造就了世界恃強凌弱、殖民擴張的局面，也用在對抗由天災到疫疾的自然威脅，恃科學之力而強的歐西國家，見其國內財富累聚，人民歲壽延年，還引來科學後進國家的欣羨嚮往，自是顧盼自雄，益加傲然於科學的理性價值，認為皆出於其真神文明的優越，因而生出了秉承上帝「昭昭天命」的贖世使命感，美國向西部擴張時所說，「信靠上帝，同時確保火藥是乾的」，正是鮮明的寫照。
此次疫情中，許多議論談到百年前的西班牙流行疫疾，也說起與一次世界大戰的關聯，但是沒有說清的是，造成超過千萬人戰死的一次大戰，其肇因正是歐西強權恃科學之力殖民擴張，造成了彼此的利益衝突，而一戰造成的生靈塗炭，也是拜科學而來的先進武器之力。
因此，一戰之後，歐洲的思想主流是對科學的批判貶抑，由思想上的柏格森、胡塞爾到文學上的《西方的沒落》，不一而足。相對而言，一戰後的中國卻興起高舉科學的「五四運動」，所謂「救亡啟蒙」，這些思想遺緒，在此次疫情中也彰顯無遺。
一次戰後，物理科學在微小尺度的量子理論得到進展，技術上也有斬獲，生物科學因此也由描述性的有機科學，轉變成為機械性的微觀科學，由分子生物學到今日市井傳頌的基因科學。雖說後來生物科學勃然興起，發展出了種種新技術，可以放大基因核酸，進行比對，可以分離蛋白，據為指標，但是看看這回的疫疾，生醫專家對於病毒起源爭吵不休，病毒檢測標準共識分岐，傳染途徑無有定論，治療方法試誤摸索，都可以看出，近代醫學雖說窮盡其力向著「二元對立」極端方向發展，卻是有時而窮。
當然，面對人性求生惡死的本性，誰也不敢說近代醫藥科學的大不是，畢竟它似乎確實暫時阻絕了病毒擴散，救治了一些確診的病患，如果過一段日子，果真如公衛專家腦中所認定，我們打贏了一場對抗流行疫疾的戰爭，那麼自「五四」以降我們對科學的崇仰執信，恐怕會要更上一層樓了。
科學是無窮盡疆界?
上世紀近代科學的進展，催生出一種樂觀信念，美國社會認為科技進步帶來經濟發展的「進步主義」思潮是一代表，1920年代盤尼西林的發明，尤其二戰時原子彈的研製成功，更是添材加火，到二戰結束前美國電機工程專家布什(Vannevar Bush)揭櫫的「科學是無窮盡疆界」，達到高潮。
二戰後經濟的快速擴展，原因甚多，其中固有科學技術進步之功，但是冷戰對峙大局、人口快速增長的需求背景，也是原因。但是仔細探究便能知道，科學並非無窮盡的疆界，其所受制的，來自所謂「人控方法」的工具本質與思維局限。
由科學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出，科學方法用於解決固置的線性因果關聯問題，確實曾發揮其究竟「簡近因果」之長，但是在面對複雜多因的問題，由極微小的量子尺度到浩瀚無垠的宇宙星際，都顯示出左支右絀的困局，許多的論說實無異於自說自話，譬如近時喧騰的一些對宇宙天象的告示，就如以一顆碳粒來論斷龐大火場的肇因一樣。
如果訴諸權威，也許可以用上愛因斯坦的說法。他說，「我只知道兩個事情是無限的，一個是宇宙，另一個是人類的愚昧，我對前一個還不能確定。」愛因斯坦晚年的一個近友數理邏輯大家顧德爾（Kurt Gödel)也提出過有名的「不完備理論」，推論人類認知能力的局限性。
科學的成功其實不在於理念的完備，實來自其滿足了「趨利求功，立竿見效」的人性本質。但是過往的成功表象卻激勵人類由「規範尺度」、「立現因果」而來的信心，闖入一些人類智力未逮的領域，由物質的幽微結構，到宇宙無垠的邊際，不知伊於胡底。
「生命化約論」的黃昏
20世紀物理科學的某種成功，鼓舞了生命科學，不但在觀念與技術上多所借鑒援引，也因著人類對於生命存續無垠疆界的想望，催生出一個生命科學世紀的美好懸念，但是與物質科學的探討不同，生命科學探究的生命本質複雜多因、演化多變，依於「簡近因果」科學思維的近代醫學，無可避免便要面對諸多困境，因為化約為細部的局部生命，在「還原」為整體時便要出現問題。
因此在當前看似蓬勃發展，研究文獻汗牛充棟的生命醫學領域，近年最大的問題乃是許多實驗結果的無法重複再現，也造成許多已發表的論文遭到撤銷，英國頂尖的科學期刊《自然》曾刊出專文，以「重複性的憂鬱」稱呼此種現象，譏諷生醫科學是「形上科學」。舉例來看，美國安進生技公司曾查核53項具指標性的癌症研究，發現只有六項可以重複，尤有甚者，一項在十年間有八萬名病人參與的臨床研究，根據的竟是因錯誤已遭到撤銷的一篇研究論文，光此數例，一葉知秋。
許多近代論述常喜宣揚近代醫療的進步性，其實人類平均壽命延長，不止緣於醫療技術進展，環境衛生的改良（尤其飲水衛生），攝取營養的暴增，也是重要因素，另外，機械式延長存活的統計盲數，更是錦上添花。近年近代醫學面對諸如癌症等高度複雜多因系統功能性病症，漸獲的覺悟乃是避免「過度診斷」與「過度治療」，因此對於過去的「嚴於防川、趕盡殺絕」多有反省，此番疫情大大張揚的所謂病毒的絕滅，恐無異緣木求魚。
回到科學的本質問題，如英國科學哲學大家懷海德所說，近代科學是人類歷史中的一個偶然，因而萌生時便一直受到歐西傳統文化的疑斥，清代晚期面對科學的「侵門踏戶」，張之洞提出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實未為非善，只因為大形勢比人強，只能落得一個「食古不化」的罵名，到「五四」的高舉「賽先生」，思想上可謂全面棄守，一蹶不振。
當然，在一個科學大行了百年的時代，斷無全然拒斥科學的可能，但是對於科學，在戰術上固不能輕視，但在戰略上卻不應過於重視，這不只來自對於科學本質的一種透視，更與我們的文化原創力息息相關。黃仁宇說得很好，「我的美國中國史同行的論文，只是帶著註釋的翻譯。」歷史如是，科學何嘗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