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學救贖

撰文/江才健

新冠疫疾造成世紀浩劫,可謂來也科學,去也科學。此番過後,科學將有變貌,文化應創新猶。

近幾個月新冠疫疾流行,用過去的老話來說,就是鬧瘟疫,造成社會恐慌,也弄出了一些瘟神,沸沸揚揚好不熱鬧。

說到頭,這場疫情的熱鬧局面,其實都是科學惹起的,因為無論是病毒的鑑定,病毒的隔阻和病毒的絕滅,都是建基於近代科學思維上之近代醫學的作為,因此談論此番疫情,值得就科學的本質做些討論。

長久以來,我們對於科學的認知恐怕多過於籠統,總以為對宇宙客體現象的認知便是科學,其實那只是自然哲學,近代科學卻是很不同的一套思維與作為,如果簡單一句話,可以總結為「主客分離,二元對立」,就是以人類為本體來面對客體的宇宙現象,並在人控的環境條件下,建構起宇宙現象的因果關聯(就是所謂的實驗作為),科學也正是因著如此「人控環境」得來的「簡近因果」,得以馭諸事之理,援以致用,成就了近幾百年來所謂的「科學世紀」。

科學造就近世帝國霸權

科學世紀雖說遠溯及希臘傳統,後有中世紀伊斯蘭文明的承續光大,但是一般多以17世紀英國科學家牛頓的論思為一起點,說起來也還不到400年時間。但是近200年來,科學的致用之效,不只造就了世界恃強凌弱、殖民擴張的局面,也用在對抗由天災到疫疾的自然威脅,恃科學之力而強的歐西國家,見其國內財富累聚,人民歲壽延年,還引來科學後進國家的欣羨嚮往,自是顧盼自雄,益加傲然於科學的理性價值,認為皆出於其真神文明的優越,因而生出了秉承上帝「昭昭天命」的贖世使命感,美國向西部擴張時所說,「信靠上帝,同時確保火藥是乾的」,正是鮮明的寫照。

此次疫情中,許多議論談到百年前的西班牙流行疫疾,也說起與一次世界大戰的關聯,但是沒有說清的是,造成超過千萬人戰死的一次大戰,其肇因正是歐西強權恃科學之力殖民擴張,造成了彼此的利益衝突,而一戰造成的生靈塗炭,也是拜科學而來的先進武器之力。

因此,一戰之後,歐洲的思想主流是對科學的批判貶抑,由思想上的柏格森、胡塞爾到文學上的《西方的沒落》,不一而足。相對而言,一戰後的中國卻興起高舉科學的「五四運動」,所謂「救亡啟蒙」,這些思想遺緒,在此次疫情中也彰顯無遺。

一次戰後,物理科學在微小尺度的量子理論得到進展,技術上也有斬獲,生物科學因此也由描述性的有機科學,轉變成為機械性的微觀科學,由分子生物學到今日市井傳頌的基因科學。雖說後來生物科學勃然興起,發展出了種種新技術,可以放大基因核酸,進行比對,可以分離蛋白,據為指標,但是看看這回的疫疾,生醫專家對於病毒起源爭吵不休,病毒檢測標準共識分岐,傳染途徑無有定論,治療方法試誤摸索,都可以看出,近代醫學雖說窮盡其力向著「二元對立」極端方向發展,卻是有時而窮。

當然,面對人性求生惡死的本性,誰也不敢說近代醫藥科學的大不是,畢竟它似乎確實暫時阻絕了病毒擴散,救治了一些確診的病患,如果過一段日子,果真如公衛專家腦中所認定,我們打贏了一場對抗流行疫疾的戰爭,那麼自「五四」以降我們對科學的崇仰執信,恐怕會要更上一層樓了。

科學是無窮盡疆界?

上世紀近代科學的進展,催生出一種樂觀信念,美國社會認為科技進步帶來經濟發展的「進步主義」思潮是一代表,1920年代盤尼西林的發明,尤其二戰時原子彈的研製成功,更是添材加火,到二戰結束前美國電機工程專家布什(Vannevar Bush)揭櫫的「科學是無窮盡疆界」,達到高潮。

二戰後經濟的快速擴展,原因甚多,其中固有科學技術進步之功,但是冷戰對峙大局、人口快速增長的需求背景,也是原因。但是仔細探究便能知道,科學並非無窮盡的疆界,其所受制的,來自所謂「人控方法」的工具本質與思維局限。

由科學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出,科學方法用於解決固置的線性因果關聯問題,確實曾發揮其究竟「簡近因果」之長,但是在面對複雜多因的問題,由極微小的量子尺度到浩瀚無垠的宇宙星際,都顯示出左支右絀的困局,許多的論說實無異於自說自話,譬如近時喧騰的一些對宇宙天象的告示,就如以一顆碳粒來論斷龐大火場的肇因一樣。

如果訴諸權威,也許可以用上愛因斯坦的說法。他說,「我只知道兩個事情是無限的,一個是宇宙,另一個是人類的愚昧,我對前一個還不能確定。」愛因斯坦晚年的一個近友數理邏輯大家顧德爾(Kurt Gödel)也提出過有名的「不完備理論」,推論人類認知能力的局限性。

科學的成功其實不在於理念的完備,實來自其滿足了「趨利求功,立竿見效」的人性本質。但是過往的成功表象卻激勵人類由「規範尺度」、「立現因果」而來的信心,闖入一些人類智力未逮的領域,由物質的幽微結構,到宇宙無垠的邊際,不知伊於胡底。

 

「生命化約論」的黃昏

20世紀物理科學的某種成功,鼓舞了生命科學,不但在觀念與技術上多所借鑒援引,也因著人類對於生命存續無垠疆界的想望,催生出一個生命科學世紀的美好懸念,但是與物質科學的探討不同,生命科學探究的生命本質複雜多因、演化多變,依於「簡近因果」科學思維的近代醫學,無可避免便要面對諸多困境,因為化約為細部的局部生命,在「還原」為整體時便要出現問題。

因此在當前看似蓬勃發展,研究文獻汗牛充棟的生命醫學領域,近年最大的問題乃是許多實驗結果的無法重複再現,也造成許多已發表的論文遭到撤銷,英國頂尖的科學期刊《自然》曾刊出專文,以「重複性的憂鬱」稱呼此種現象,譏諷生醫科學是「形上科學」。舉例來看,美國安進生技公司曾查核53項具指標性的癌症研究,發現只有六項可以重複,尤有甚者,一項在十年間有八萬名病人參與的臨床研究,根據的竟是因錯誤已遭到撤銷的一篇研究論文,光此數例,一葉知秋。

許多近代論述常喜宣揚近代醫療的進步性,其實人類平均壽命延長,不止緣於醫療技術進展,環境衛生的改良(尤其飲水衛生),攝取營養的暴增,也是重要因素,另外,機械式延長存活的統計盲數,更是錦上添花。近年近代醫學面對諸如癌症等高度複雜多因系統功能性病症,漸獲的覺悟乃是避免「過度診斷」與「過度治療」,因此對於過去的「嚴於防川、趕盡殺絕」多有反省,此番疫情大大張揚的所謂病毒的絕滅,恐無異緣木求魚。

回到科學的本質問題,如英國科學哲學大家懷海德所說,近代科學是人類歷史中的一個偶然,因而萌生時便一直受到歐西傳統文化的疑斥,清代晚期面對科學的「侵門踏戶」,張之洞提出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實未為非善,只因為大形勢比人強,只能落得一個「食古不化」的罵名,到「五四」的高舉「賽先生」,思想上可謂全面棄守,一蹶不振。

當然,在一個科學大行了百年的時代,斷無全然拒斥科學的可能,但是對於科學,在戰術上固不能輕視,但在戰略上卻不應過於重視,這不只來自對於科學本質的一種透視,更與我們的文化原創力息息相關。黃仁宇說得很好,「我的美國中國史同行的論文,只是帶著註釋的翻譯。」歷史如是,科學何嘗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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