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豐饒的雜蕪——專訪邵軒磊
採訪/劉宜庭
AI是活潑的,學AI不存在出身論的考量。
邵軒磊老師形容AI是一種活潑的、能與每一個人產生互動的科技,「別把它當作是一個很大的工程項目,而是注意它會從細部的改變每一個人對社會甚至對自己的看法,如同社群媒體也是非常個人化的」。軒磊老師認為,個體化、差異化在未來社會一定會愈來愈劇烈,做好「接受自己處在不穩定生活」的心理準備,讓自己柔軟而有各種技術,能夠像幹細胞一樣變形成各種用途,才可能更有彈性地去適應各種需求,「不要鎖定自己的可能發展路徑,試著讓自己擁有各種『雜蕪』的知識與能力」。
至於什麼是雜蕪的知識呢?大約就是無用的知識。「就我而言,歐洲封建史、數學、神話寓言、桌遊、柔道、各種電玩動漫,都是一些奇妙而不一定馬上有用的知識來源,但是就會在某些時刻,神奇的發展出能力,幫助你活下去。」軒磊老師曾透過各式途徑學習程式語言,但這樣的學習並不是因為有既定目標才去學工具,或是因為你學了某些工具就一定要去做什麼,「我不認為學習AI有出身論的考量,只有想像力的限制,沒有能力的限制」,並不是用「Python」就比較酷,用套裝軟體就比較老土,「對我來說其實不重要,都只是工具,同個題材我也可以用各種不同的程式語言做,再去看效果如何,看哪個比較好玩」,這是一種「AI拿來主義」的視角。
面對急速變化的社會,關鍵在培養自己成為一塊豐饒的土地
軒磊老師指出,未來形式的「學習」在於讓自己成為一塊豐饒之地,或成為可以吸收任何知識的「海綿」,「(讓自己)享受世界提供的充沛資訊像一塊豐饒的土地,在某種時候你就自然會長出某種作物;能結出果實往往是在一些偶然的契機,比如你偶然去了聽了某場演講,看了一部電影。在這些探索的過程中,你順著資源和熱忱自由發展,漫無目的冒險與瀏覽、伸展自己的知識,這能讓你快樂。這種叫「豐饒的雜蕪」,豐饒是原料因,雜蕪是形式因。與此相對叫做施肥的整地,就像某種菁英教育,有了一個具體目標,規劃某些路徑,再給一堆資源,像施肥一樣灌進一塊土地—-施肥雖然幫助某些作物生長,但相對的也就是在抹殺土地的自然生態,把每塊地變成一樣的地。」「幸運的話,這塊土地也許會帶來若干年的豐收,但是在某次的洪水或乾旱中,這些作物就會全部滅亡。能夠留下生命的,反而是隔壁的雜蕪地,還能養活蚯蚓與土撥鼠。」
提起「生涯規劃與預期不符」這件事情,軒磊老師表示在台灣的社會情境下,「生涯規劃與預期不符」應該是常態,台灣因特殊的國際政治關係,每隔數十年就會有一次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前在世的台灣成年人,假設每個人的一生是七十年,那他生命中一定至少會遇過一次社會環境的大變動。這個變動可能讓他失去所有或成為暴富,諸如台灣轉手、台灣又被轉手、退出聯合國等,台灣幾乎沒有一代人擁有過完全穩定的社會環境。(這段或許也是現在進行式)然而,台灣人還是保有了傳統華人的理想價值觀,期望擁有穩定的土地、家庭、職業與人生,這種期待在過去的台灣社會「基本上沒有發生過,在未來也很可能面臨到挑戰;當自我形象想法與社會常態有明顯差距,就會造成台灣社會的集體失落」。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台灣社會擅長用很單一且僵化的標準去衡量每個人,並將未符合標準的人視為「魯蛇」,抹殺他們自由發展的機會,這將使得台灣在面對社會變動或其他價值的挑戰時顯得薄弱、失落、無法因應「生態變化」。
這時軒磊老師也提到自己與「全球化」的關係,「我的高中和大學時期剛好在九零年代,那是全球化最興盛的年代。當時前蘇聯崩潰,美式自由民主成為全世界的主流價值,我那時天真的認為台灣也被全球化了。但我發現,全球化社會現在才真正地透過網際網路以及手機,落實在每個人。」
法律資料分析將成為體現「法律民主化」的工具
提到近期的研究範疇「法律資料分析」,軒磊老師指出這個觀念的核心哲學在於提出「價值判斷是可以計算的」;姑且先不去探討或辯論法律「應不應該計算」(因為它實際上算是個哲學問題)。不論如何,法學本身有高度內在邏輯性,使用同一套語言系統的法學團體會有自然之特殊化傾向,從而與大眾有所不同。若是換一個前提思考,裁判可以被「數字化計算」,則判例可視為價值觀的載體,法律資料分析就可以賦予法律一個更普世性的描述,利用「數學化」判例情狀,讓「法律資料分析」成為體現「法律民主化」的工具,協助一般大眾實踐「大眾民主」思想。所以平等看待每個人的政治法律權利甚至廣泛的各種其他特色,由此試圖適用法律與裁判背後的思考脈絡,就叫做「法律民主化」。
於是「法律資料分析」所使用的隱含前提是,將每個判例視為平等,則類似於政治上的票票平等概念,及期盼透過「參數化」人、事、時、地、物等等要因進行分析。如此「可計算參數化價值」的前提在哲學上的可能爭議,係法律主流學者多半不會認同社會情狀可能單純體現於數學,「損害賠償、殺人償命」都是必須親眼看到「加害與被害」;而這隱含了「所有情狀不可能完全相等」的假設,軒磊老師也承認這樣思考確實比較符合人性。
言及於此,軒磊老師分享,自己可能是受到近三十年台灣政治學主流思想「政治民主化」與「大眾民主」影響,探索了將法學結合民主與科學價值觀的這種方法。先不論這樣是否為作者原初研究之本意,但事後看來確實發生了這樣的軌跡。在這次訪問過程中,雙方對談甚歡,被訪問人也產生了自我批判感,實現了黑格爾式的疏離。
(本文為教育部「人工智慧技術及應用人才培育計畫」成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