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報導

不可迴避的學術文化問題
知識通訊評論第100期

近時以來，身處同樣大文化傳統的台灣和大陸學術界，都發生了對學術衡量標準與價值的爭論，爭論的表面，似乎是關乎學術體系運作的規範問題，而深究內裏，則可以說是吾人近代歷史面對十九世紀以降的西潮東漸，所作出的再一次文化思想反省。

台灣的爭議，或可以二○○三年教育部首次公布大學學術表現評比為導火線，在那次根據湯森路透公司的SCI/SSCI索引資料庫論文資料的評比中，以人文社會學科為主的政治大學，落居四十八名，而引起軒然大波。

大學學術評比的落居殿後，不只關係到學校聲譽問題，更因為近十年來台灣漸成制度的五年五百億、頂尖大學、大學評鑑與經費補助以及國科會講座和獎助，都主要是以相同的一個標準來衡度，因此其結果也將關係到學校與研究者個人的實質利益。

癌症研究的一項造假案例
知識通訊評論第100期

美國杜克大學的一位癌症研究者，被揭發偽造學歷和研究職涯的歷程，結果是他所進行的癌症實驗，也發覺十分可疑，這個研究行為失當的例子，也顯現出科學研究方面的一些警訊。

美國著名學府杜克大學

杜克大學醫療事務副校長庫菲（Michael Cuffe）說，他永遠不會忘記那個週末。二○一○年七月十六日，庫菲看到《癌症通訊》這本以探究癌症研究爭議而享有盛名的刊物揭露了一個該死的事件：該期的一篇報導指控，癌症基因學家波提（Anil Potti）在申請多項聯邦研究經費時扯謊，假稱他曾取得羅德獎學金，並在其他東西上造假。而波提的實驗數據已經被杜克大學用在三項臨床試驗上。

但是對庫菲以及杜克大學的研究副校長考恩布魯斯（Sally Kornbluth）來說，這個壞消息還不是最糟的。幾個月前，由於批評者提出一些關於科學基礎的質疑，該系列試驗曾被終止。然而，一個審查小組似乎確認了波提的方法有效，而庫菲和考恩布魯斯也已經決定讓這些試驗重新開始。對任職於杜克大學基因組科學與政策學院的波提在履歷上造假的指控，改變了這一切。

科學決策不可恃(2)
知識通訊評論第100期

變數矩陣

科學家面對無法衡量的變數，委員會常會花費許多時間，在各種相異背景、分析與論點之中，試圖尋求單一解釋。筆者個人參與毒物標準設定的經驗中，選擇 接受各種專家說法，並著重於記錄原因，通常較為正確與有用，筆者認為，如此仍能歸結出具體政策，也可能更有效率；此外，決策與可用科技之間的關係也會更清 楚，相關政治層面也將更坦誠、更具可信度。

當專家對於可能選項、背景、結果、利弊無法達成共識時，可能出現模糊不清的問題，但這項變數無法簡化為風險分析，並無法要求多元與因應的處理，此種 方式能夠突顯出不同法規問題，例如何者最佳、何者最安全、是否安全、是否在可接受範圍、是否比現況更糟等。獲得諾貝爾獎肯定的理性選擇方式指出，情況模糊 不清時，便無法保證科學分析能歸結出獨一無二的政策答案，因此依據科學所獲的確切決定不僅可能誤導，基本上便很矛盾。

科學決策不可恃
知識通訊評論第100期

進行決策時，經常會面對知識的不確定性，決策者應知悉其決策依據的限度，不要被所謂科學決策的假象所誤導。

科學建言容易受社會氣氛左右，也容易受政治壓力影響

在世界各地、諸多領域中，對於科學如何能服務社會，人們普遍認為，專家意見若能歸結出單一確切答案，對政策最為有用。專家縱然認知到其中的不確定性，也希望將未知項目簡化為適度「風險」，這樣就可以讓官員宣稱，他們制定政策是「建基在科學至上」的。資深科學家也常指稱，某些在科學上仍有爭議的政策，已別無他法，筆者研究及參與科學顧問程序多年後，認為這種作法會有誤導作用。

在知識不充分的情況下，過度著重於風險並不恰當，讓科學建言容易受社會氣氛左右，也容易受政治壓力影響，成為尋求正當性及究責對象的工具。筆者認為，唯有認清知識的多元與條件限制的本質，科學建議才能更加嚴謹、強固並且具有民主更可信度。

兩岸學術文化近來波濤的背後(2)
知識通訊評論第100期

蒲慕明

去年十二月，七○年代由台灣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一九九九年成為上海中國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創所所長的蒲慕明，也對此表達了他的看法。蒲慕明是七 ○年代在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獲生物物理博士，並且是美國幾個頂尖大學的神經科學研究權威專家，他多年與大陸科學家有密切的合作，積極參與推動大陸的神經 科學研究，後來受聘成為中國科學院六十年歷史上頭一位的外籍所長。

由於對於中國大陸的科研體系和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他對於饒、施兩人在文章中，把目前中國科研體制文化歸結為「浪費資源，腐蝕精神，阻礙創新」 的說法，並不同意。他認為中國當前科研文化的核心問題，是學術界的缺乏嚴謹態度和創新精神，蒲慕明認為，這需要科學家努力來改變自己的科學態度以及科學界 的傳統。

兩岸學術文化近來波濤的背後(1)
知識通訊評論第100期

兩岸不約而同的發生了學術評鑑的爭議

去年以來，台灣和大陸的學術界，似乎不約而同的發生了關乎學術評價的爭議，兩岸學術界面對此些爭議的態度和反應，反映出各自社會和文化發展的差異，卻相同的展現出學術研究社會意義的文化挑戰。

去年九月三日，美國最具代表性的《科學》期刊，發表了一篇作為社論的專文，這篇專文的題目是〈中國科研的文化〉 （China’s Research Culture），文章的內容主要是批評中國現行的科研基金分配，更多是靠關係而不是學術水準的高低。

寫這一篇專文的是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施一公以及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饒毅，中國兩個最頂尖大學的代表科學家，如此直接的批評中國的科研資助體系，自然引起相當的矚目。

饒毅是八○年代由大陸到美國深造的科學家，由於在美國學術界有極傑出的表現，二○○七年被延攬長期回到北京大學工作，施一公則是九○年代初赴美深造，他一九九五年在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得到博士學位後，八年就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的正教授，二○○八年長期回到清華大學工作。這兩位極具代表性的海歸派科學家，過去也常對大陸科研相關議題發表意見，引起極大的注意，而這一次他們直接的「砲轟」當前中國科研經費分配體制及科研文化問題，事實上是挑戰了原有的科技權力體制，可以說觸動到大陸科學界一根諱莫如深的神經。